淡江中文系「群流會講」部落格

      去年在台灣東海大學開會，顏崑陽教授作主題演講，大意是，中國詩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詩歌，而是一種文明交往的方式，一種意義生存的媒介，應該回到更大的文化脈絡中去理解中國詩的傳統。當時聽了，於我心有戚戚焉。可是後來崑陽有事先離開，未能充分交談。這次到台灣來參加金萱會，想順道往淡江大學，與崑陽教授再申未盡之義，我給他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崑陽兄十分熱情，郵件往復討論，不僅邀我講演，同時邀請我當天晚上參加他主持的一個研究生學術沙龍“群流會講”。“這個沙龍已經持續了八年，氣氛十分熱烈，甚至有外校的研究生參加。”

      我從台北乘捷運往淡水，四十分鐘，崑陽及夫人、他的助理，已經在站外迎候。上山稍坐片刻，崑陽兄贈送論文抽印本五篇，即往一階梯教室開講。我的講演題是五四新文化對中國文學中美刺傳統與隱逸傳統的誤解，儘管這是一個在大陸講過的題目，但內容十分豐富，要真的講完，可能要四到六個小時。因此我每次都有不同的重點，這次在淡江大學，重點是五四時期詩經學史即古史辯第三冊的文本細讀，讓新文化運動胡適顧頡剛鄭振鐸諸君的不同層面的問題充分暴露出，而不僅是建構我自己的一個說法而已。破中有立，才是要展示給學生的學術與思想的手術刀。

      五四诸公从诗经发展出一套新文学的抒情传统，将经学的美刺政治批评，一一斩断葛藤，扫清瓦砾，建立一个小清新的男女情歌传统，——这当然是將古代中国对诗经的文学解读，朱熹方玉润等开始的解读传统，发扬光大，——胡適他們最大的宗旨是文學啟蒙，用文學來教育新社會的新人。而古代的文學是死的文學，不是鮮活的文學；是非人的文學，不是人的文學。因此，他把詩經解讀為民間的情郎與戀女的情歌，就活了。這其實不夠尊重古典的真實傳統，只不過是一場新文化的概念建構活動，其成果也並不理想，因為不過只解讀了幾首風詩而已，大多數的詩，還是要用漢儒的材料才能講得比較可靠。所以，只是一個文學中的小清新的傳統。

      然而，美刺批評就這樣被否定、拋棄了。於是，中國文學的政治批評的良知，人間主持的話語權，就這樣放棄了。大文學全幅的人生關懷與多種的意義功能，就這樣消失了。這也從歷史文化生態的某一面，導致了中國文學的深度缺鈣。胡適他們天真地以為，多讀一些男女相戀的作品，人就會自由、健康、幸福。他們一方面把文學看來過於偉大神聖，另一方面又把文學看得過于狹窄單面。

     五四諸公的另一誤解，是瞧不起隱士。魯迅、錢鍾書，都是這樣。一般人也是這樣。記得我在安徽師大讀碩士時，那時研究生很少，哲學系的研究生與我們同住。當時有一個一心想干大事的哲學研究生，痛斥陶淵明為無出息人、為懶漢、寄生蟲。這只有在價值系統已經發生重大翻轉時代，才會有這樣淺碟子、單面而自負的現代讀書人。

      所以，無論是積極的政治參與、大文學的世道人心關懷，還是守護個人生命的價值尊嚴，重建被五四誤解的中國文學傳統，仍然是我們這個後五四時代的思想課題。現在是“課題”滿天飛的時代，然而真正的時代思想課題，卻已經深深掩埋在喧囂的塵土之中。

      淡江大學素以思想激進、文學氛圍濃郁而著稱，是台灣最好的私立大學。我講完之後，有一個同學發言，不是提問，而是反駁我的觀點。認為我所希望與鼓勵的文學家的政治參與並沒有意義。因為根本建立不起來。原因是時代已經改變了，文學已經私人化。我一一加以反駁。不能因為悲壯，而不去建立。不能因為文學變了，就以為正當合理。同學又反駁，據他看來，台灣的政治參與、言論自由，不是好事，而是亂象，大多數人都並不看那些亂哄哄吵架式的政治評論。反倒是大陸，其實網上也不是沒有批評與言論自由，言論的控制未嘗不是好事。我再一一反駁。我批評該同學生在福中不知福，享受了言論自由的環境卻一味強調其問題。我說台灣其實是亂中有序，我個人的好惡，也可以不看那些吵架的批評，但是社會卻不可以因為這種主觀的好惡，而打消這樣的輿論監督與自由議政。我們個人的好惡是一回事，社會良性的機制需求是另一回事。同學又駁，反而因為這樣的管控，才有更含蓄更而讀的文學出現。我想，這不是為言論檢察制度找了一個光面堂皇的理由麼？但是我也不能不承認，從文學的好壞來講，這也確實是一個事實。另一個同學接過話，表達言論自由的重要，寧可選擇較不好的文學，也要選擇較好的言論環境。

      華東師範大學的兩名交換生也來聽講。其中一名頗有思想的女生問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老師主張文學對社會與政治生命的批評與干預，但是我有時候發現，看起來是很有道理的批評，當事的雙方，其實都只不過是爭奪利益而已。這時，如何理解誰是誰非？”

       “這個問題很好！”我充分鼓勵這個女孩。我回答她，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確實，在社會生活中，往往很多打著道義的旗號，爭的都只是利益。這就是後現代思想所宣稱的，沒有什麼是非，只有利害。然而我相信，一，世間還是有真正的是非問題，不可能全部都化約為利害問題。二，世間還是有真正的追求是非與道義的知識人，而不是全部都是追求權力的利益人。三、利害問題的裡面，也有是非問題，因為A，利害的訴求，也要講程序的公正，這裡就有是非。B，利害問題，發展到后面，也會轉化為是非問題。C，那些公然宣稱為大多數人爭利益的人，其實可能只是為了自己的權力。不要以為利害問題就沒有大是大非問題。

      總之，這是一場很過癮的講演。如果沒有反對意見，就只是一言堂。不是真正的知識與學問的事情。有的老師說：我不想給學生一道數學難題，我只想學生按照我的思想來思想。這只是思想專制的做法。我就是要與學生一起解決各種各樣的思想難題。

      講畢，顏崑陽教授和華東師範大學的兩名交換生，陪我一道，緩緩往淡江大學美麗的校園一遊。校園裡學生人流如潮。草地上一處學生樂團正是演出搖滾，聲音很響。我講的那天天氣很好，從山頂上往下看，天很遠，山很遠，雲很遠。世界很大。從山頂往下走，兩邊都是古色古香的建築和園林式的景觀。我想起北京的雍和宮和頤和園的一些園子。然而那裡的樹林，葉子都是灰灰暗暗的，而這裡的各種草木，高大茁壯，每一片葉子都綠得發亮，——就像□崑陽兄的那雙大眼睛，那樣炯炯有神，像一個天真而有朝氣的少年！兩個交換生對比師大與淡江，最大的感覺是，我們那裡，為什麼那麼死氣沉沉，他們這裡，為什麼那樣活力四射？

       晚上與呂正惠兄、陳文華兄一起晚餐。文華兄第一次見面。正惠兄則是去年在民國的國慶節在台北的一家上海酒家喝酒，又到他家去看書聽樂。我說我的同事也叫陳文華，文華兄說有一次有一個學者來看他，說你寫的薛濤我覺得很好，可是這並不是我寫的。正惠兄還是那樣貪杯，自已從懷中摸出小瓶裝的二鍋頭，隨身帶酒的讀書人，古代是劉伶，當代是正惠。據說他夏天裡常有醉倒在路邊過夜的故事。我們因為還要參加晚上六點半的群流會講，只吃了半小時的飯即匆匆離席，剩下當代的劉伶意有未盡的樣子……。

       “群流會講”準時開講，是一個已經畢業經年的博士，講她新寫成的有關文心雕龍論“文之樞紐”的論文。兩個小時的主講與群評，令人有點震動的是，一、主講者完全不是為了功利，而是為了學習更多的東西，來參加這個活動的。二、主持人顏□崑陽教授為六十歲以上的資深教授，不但分文不取，完全義務組織，而且每次皆能細緻總結講評。學生後來對我說：“不知道為什麼顏老師的腦子裡為什麼有那樣永遠掏不盡的學問與思想。”三、參與者不僅有在讀的碩博士，還有本系的中青年老師。四，這些講評人，大都不是古代文論專業的，甚至也不是古典文學專業的。他（她）一條一條訂正、問難、點評，專注而細緻，認真而從容，流溢其間的，是一幅“知之誠篤”的精神氣息。而遠遠的在角落裡坐著的，是顏□崑陽教授美麗賢淑的妻子，短髮、唐裝，也在用心聽，不時記著筆記。那一專注寧靜的神情姿態，直令人想起民國初年秀外惠中的女學生。此情此景，不能不令人為之動容。

      當夜崑陽兄的學生，也就是這次群流會講的主講人秀美老師開車送我回台北的酒店。秀美老師微胖，熱情，健談，一看就是那種很有愛心、母性優勢的老師。一路上，她講了崑陽老師的如何經營會講，如何教學的小故事。看得出來，她也是老師聯繫同們學生令人尊敬的大師姐。秀美老師在一家技術學院裡教書兼做行政，學生緣很好，做事情的完美主義者，對教書生活的理想主義者。非常長于解決學生的各種思想與個人問題。有一次，在武漢大學開完會往機場的途中，成功化解了司機，武漢大學一名博士生的家庭情感困境，司機送她到目的地，感動地說，我太有收穫了，這一趟要感謝你……。台灣的師生品質都這樣NICE，一個關心品質而不是操心崛起的社會，才是一個有希望的社會。

      回來翻開崑陽贈送的論文。有一篇題為『從詩大序論儒系詩學的何用觀』，他題贈我一段話：“我讀過您有關詩大序的論文，大氣磅礴，真知灼見，能正五四以降諸君子的誤解；宏觀之大作也。我這篇論文回歸文本，進行微觀的性詮解，並重構儒系詩學的體系……”；另一篇題為『台灣當代“期待性知識分子”在高度資本化社會中的陷落與超越』，也贈我一段文字：“曉明兄：這篇文章原發表於2006年，東華大學與江蘇社聯共同舉辦的兩岸中華文化發展論壇，地點在南京市，當時社聯的副主席是孫燕麗。我知道您非常關懷現代知識分子的社會實踐問題，故特致此文，讓您了解台灣的狀況。”他所說的“期待性知識分子”，是指那些有價值自覺、有理想，有想像力，關懷社會人心的知識人。他認為台灣社會仍然十分缺乏這樣的知識人。

      第二天，陽光燦爛，台北少有的藍汪汪的天空。我轉了很多路，問了不少人，才找到位於溫州街的殷海光故居。可是，大門緊閉。我按了一下門鈴，有個女子開門看了我一眼，說，現在是休息。又關上了門。我站在門邊猶豫著，走還是等？大門忽又開了，短髮的知性女子，讓我進去，說，你可以看看院子。我在院子裡流連，想像著殷先生如何自己挖出一條小河，如何在小亭子裡與林毓生先生、張灝先生談話聊天，秘書看我認真，又喚我進屋參觀。門廳是毛玻璃的日式窗子。上面寫著殷先生的一段話，似乎墨跡未乾，云：“政通學兄，你前次所云鄭學稼著“中國社會史論戰”一書，遍覓不得。請告知確實出版處及發售地，以便購致。不一即祝年禧殷海光十二月六日”好像房子的主人還仍然樂此不疲地為找書、找資料永遠地忙著、操心著，這個形象永遠定格在台北溫州街的一個小巷子裡。有一封給張灝的信引起我的注意，殷先生寫道：“五四的兒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親。這種人，認為五四的父親淺薄，無法認真討論問題……”，是的，五四一輩，太過于直接要出成果，要見新社會世界的實現，他們不知道，社會的改造與前進是一個配套的系統，你扶起這個神的同時，很可能另外一個神因此而倒下。我們要比他們更全面仔細地討論問題，而不是解決一個立場、態度就可以萬事大吉。我們更不要只是要我們的學生用我們的思想去思想，而不把真正的數學難題告訴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