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討論會活動 : 2011.11.10(四) 8:30~10:00
人文研究「史料」運用的基本原則(下) 顏崑陽教授主講
（下）
(2)、版本的歧異：
A、版本因資料蒐集、整理、編定、校訂、傳播所生之歧異。例如辛棄疾的詞作就有兩種系統的刊本，一為四卷本的《稼軒詞》，今可見者有明代毛晉「汲古閣影宋抄本」、吳訥「唐宋名賢百家詞本」；另一為十二卷本《稼軒長短句》，今可見者有元代大德己亥「廣信書院刊本」、明代「王詔校勘、李濂批點本」、毛晉「汲古閣宋六十名家詞刊本」、清代王鵬運「四印齋刻本」等。兩種版本所收詞作數量不同，後者為稼軒身後刊刻，詞作較多，字句亦有改定，而題語則較詳明。故版本歧異，往往涉及篇目之差異及作品文字之分歧。
B、乾嘉以至當代，學者對古籍之整理，包括輯佚、校勘、考異等工作，成果豐碩。研究者可從中選擇其善者而從之。例如稼軒詞，鄧廣銘的《稼軒詞編年校注》，就會合上述二種版本，再益以清代法式善、辛啟泰所輯《辛詞補遺》，並從《永樂大典》、《清波別志》、《草堂詩餘》等書中輯得若干首，作品幾近完足，而校勘精審，可稱善本。
C、版本歧異，如未經前人判定，則必須自己考校，而慎做選擇。
(3)、著作的真偽：
A、文本的內容是「意義」的問題，無所謂「真偽」。「真偽」是「事實」的問題，往往涉及作者真實身分、著作人格權之所屬與成書之歷史年代的考辨。
B、著作真偽的考辨，不能視為孤立性、絕對性的問題，而將所有被斷為「偽書」的著作，皆否定其意義與價值；而必須「相對」於研究的主題做出論述「脈絡性」的處理。因此，其「信度」是相對性的判斷。
3、版本選擇的基本原則：
(1)、擇取廣輯、精校、精注、精刻的版本：
A、版本的本身，以官刻 ( 尤其朝廷機構所刻如監本、殿本以及
地方書院之刻本 ) 或藏書家、文獻學家之所刻為上。坊本則
良莠不齊，必須慎選。通常以吳本、京本為上，浙本、蜀本次
之，而閩本則較差。
B、乾嘉以降之文獻學家所精校、精注之版本為佳。
C、非版本學研究之論題，如僅意在選擇詮釋文本之依據，則不必以單一舊刻、舊抄之善本為先。乾嘉以降精良之輯校本，是很好的選擇。所謂「輯校本」，是指優秀文獻學家會合各種版本進行對校，解決殘缺、遺漏、誤謬、異文、增衍等問題，而所訂定的版本；有的甚至加上箋注。例如上舉鄧廣銘《稼軒詞編年校注》，又如王叔岷《莊子校詮》等。
(2)、足本與刪本的選擇：
A、原則上以「足本」為先。例如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原為十
卷，生前未刊。光緒二十年，始由門人許正詩整理，刪倂為八
卷梓行。吳梅講學北大，曾印為講義。其後多經翻印，有上海
文瑞樓石印本，而蘇州文新公司的「詞話匯刊」、唐圭璋的《詞
話叢編》，以及開明書店所印的單行本，皆非足本。1980年間，
大陸學者屈興國從陳氏後人張萃英、陳光裕、陳昌、陳光遠
獲得手稿足本，乃持與八卷本對校，並參酌陳氏其他著作，如
《雲韶集》、《詞則》、《詞壇叢話》以及各種相關典籍，定其內
文，並加以標點、注釋，而完成《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 齊
魯書社，1983年 )。研究《白雨齋詞話》者，當以此「足本」
為據。
B、「足本」為先是一般原則；但是，並非絕對必然，仍須個案特別辨識，有些典籍版本，刪本比足本更為可信。例如《爾雅》的郝懿行注本，咸豐六年有胡珽刻本、同治四年有郝氏家刻本，皆所謂「足本」。然而，道光六至九年間，學海堂所刊印，則為王念孫刪節本。王念孫為傑出之樸學家，經其考據、校勘，刪去許多誤謬、增竄之處，反而比較精確。
(3)、原刻、重刻、翻刻 ( 覆刻 ) 的選擇：
A、一般原則：原刻為先，翻刻為次。例如：黎昌庶「古逸叢書」覆宋本郭注成疏《莊子》，係據日本賜廬文庫所藏宋本加以覆刻；但是，校刻不精，頗有訛誤。
B、重刻 ( 重刊 ) 有些義同翻刻；但是，有些「重刻」是作者生前改定自己原刻之作，內容有異。如此，則以重刻為先。例如清代馮浩《玉谿生詩箋注》，原刻於乾隆二十八年。其後馮浩「檢點謬誤，漸次修改，積十五六年，多不可計」，至乾隆四十五年「重刻」，而「通為校改，大半如出兩手」。因此，研究李商隱詩之馮注，當以「重刻」為據。或可比對兩刻之異同，而見其箋注觀點之改易。
(4)、徵引所據版本，以單行善本之「別集」( 專集 ) 為先，「總集」次
之，「選集」又次，現代印行之白話譯本為最下。
4、「偽書」的處理原則：
(1)、基本原則：
A、沒有全無意義、價值之偽書。
B、其意義、價值必須相對研究之對象、主題而定，尤其是不涉及作者本意、發生事實之斷言，而限定於語言形構內部意義之詮釋者，真偽便非關鍵。
(2)、如何處理運用？
A、局部取真：作偽非全憑空臆造，多有所本，或部分為真，部分
為偽。經考據家之判定後，仍可局部取其真而用之。例如，《列
子》，自唐代柳宗元、宋代高似孫起，歷代多有辨偽者，其為
晉人所輯作而托為列禦寇，殆無疑義。然其中部分皆有所本，
馬叙倫〈列子偽書考〉逐一比對，斷其與前代典籍雷同者，計
有《管子》、《晏子》、《論語》、《山海經》、《墨子》、《莊子》、《韓
非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子》、《說苑》、《新序》
等；皆可還原取真而用之。
B、文本係屬之時代情境的移轉：例如《列子》，將它從戰國時代的思想移轉為魏晉時代的思想。甚至，古人多常將前代典籍剪裁整合，進行「再造性」的撰述。戰國時代，雜家之作即有此現象。從詮釋學的視域觀之，乃是值得研究的一種「書寫」現象。
C、從個體作者的視域轉移到群體作者的視域：先秦典籍很多非一時一人之作，應轉從流派、家數而動態發展的「群體作者」視域觀之。例如《老子》、《莊子》、《黃帝內經》、
《本草》等。《黃帝內經》分為《素問》、《靈樞》二部分，為春秋、戰國到秦漢之間，有關臟腑經絡學經驗的總結，作者是否黃帝，完全不重要。而《本草》托名神農氏，實成於多人之手。蔡邕、陶弘景皆有增修，為中國藥學之基礎，是否神農所作，完全不重要。
D、意義視域的移轉：例如《列子》，如果從思想史的意義視域，移轉為文體的意義視域，僅從文本的語言形構去詮釋其意義，則作者是誰便不重要。柳宗元〈辨列子〉即稱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好文者可廢耶！」
5、史料的「效度」相對於研究主題而定：
(1)、「效度」指史料用以做為詮釋或論證之依據的有效程度，取決於史料與論題關係之遠近。依其關係遠近，可將「史料」分類為第一手史料 ( 或稱直接史料 )、第二手史料 ( 或稱間接史料 )。二者之「效度」不同。
(2)、「史料」之直接、間接都屬相對性，即相對於研究對象、主題而定。研究古代的人文問題，除了近現代的研究成果都屬間接的參考性史料之外，同屬古代的史料，也須視其與研究對象、主題的相關程度，而判定其直接或間接，例如《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此語是孔子有關人格類型或修養論述的直接史料，卻不能當作「文學批評」有關「文質」論述的直接史料。這類相對於某一特定論題的古代間接史料，必須經過意義轉化或系統關聯的處理之後，才能以佐證性的效度去使用。
(3)、史料的引證、參考與支援：
A、主題的詮釋、論證都必須徵引直接史料，或佐以可意義轉化、系統關聯的史料去證成。
B、近現代同領域、鄰近領域的研究成果，周邊或基礎性的知識，都只能做為參考，或做為支援性論點的依藉。不能將他們結論性的意見，當做自己結論性的意見。「參考性」史料有時未必在論文中直接徵引，其作用往往在於：a、問題視域與詮釋視域的啟發；b、研究對象之總體情境或基本假定的擬準；c、學術史整體背景、脈絡的理解。d、做為導出論題的依據。而「支援性」史料則是用在主題論述之外，提供周邊性、基礎性論點的支援。
6、史料的引用，必須確實注明出處，不能落入抄襲之嫌。並且，其引用要符合現代學術論文撰寫格式。可參考中研院《文哲研究集刊》、《漢學研究》、《台大中文學報》、《東華人文學報》、《淡江中文學報》等期刊。
7、引用及參考資料目錄的製作 ( 可參考林慶彰《學術論文寫作指引》第八章〈論文的附件 〉，台北萬卷樓 )：
(1)、論文篇後的資料目錄製作，有些不分「引用」與「參考」，統稱「參考書目 ( 或參考文獻資料 )」，有些則分「引用」及「參考」，而稱「引用及參考書目」。但是，「書目」之稱只能指成書之出版物，有些資料卻是圖片、表格、錄音檔案、單篇論文等，難以「書目」概括之，因此以「資料」之稱為宜。恰當之稱為「引用及參考資料」，「引用」指在論文中直接徵引者，「參考」則指未直接徵引，而有做為「參考」者，如前文5之(3)之B所述。
(2)、有些目錄不做分類，但以作者、書名 ( 篇名 )之首字筆劃或出版年度之順序編排。此不適當，原因：A、古籍多有原作者、注者、疏者，例如《詩經》，有漢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合而為《毛詩正義》四十卷，如何依作者編排？B、不分類，則難見資料之不同性質。故古典人文研究之資料以分類為宜。先分「古代典籍」、「現代中西學術著作」二大類。「古代典籍」下分經、史、子、集四次類，各次類下再依成書或原作者之先後排序。「現代中西學術著作」下分專書、單篇論文、學位論文三次類。每次類先中後西。單篇論文再次分期刊論文、專書論文、學術會議論文。學位論文再次分碩、博士，先博後碩。各次類中則依出版、發表時間先後排序。可參考《淡江中文學報》。
(3)、現代的中國人文研究，如果多與西學相關者，可採用西式分法：A、先做內容性質分類；B、各類下，先依作者歸檔；同一作者有二種以上之著作，再依出版時間 ( 西元 ) 先後排序；同一作者同一年度出版二種以上之著作，則在西元年次之後，復依出版月份排序，並依序加上小寫英文字母，例如「2008a」、「2008b」……。可參考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北大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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