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中文系「群流會講」部落格

1022第七次群流會講meeting 2014年5月28日(三) 

主講人:顏樞(東華中文系碩士班三年級)

主  題:《莊子》「作者群體」的「意識型態」對於「養生論」之優先性與知識內容的限定性影響 

《莊子》「作者群體」的「意識型態」對於「養生論」之優先性與知識內容的限定性影響

（本論文僅為初稿，附註尚未詳盡，只供「群流會講」討論之用）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碩士班三年級　顏樞

一、前言

　　《莊子》成書於戰國中晚期，其作者面對一個征戰頻繁與制度宰制越來越嚴重的社會情境，生命時時缺乏自由，並可能隨時消逝。現今社會已經離開那個時代甚遠，生命的保全不像《莊子》作者所處之戰國時代那麼困難，所以我們回頭閱讀《莊子》文本時，最容易忽略的就是「保全個體生命」的問題；或是將「保全個體生命」這件事的層次看得太低，而僅高談虛靜之心、逍遙之境。

　　現當代《莊子》的研究者有能力透過史料看見《莊子》的作者所面對的時代問題，但卻大多忽略這層歷史語境，因此產生對於《莊子》「養生論」的「簡化」和「偏移」。所謂「簡化」，是指將《莊子》的「養生論」說成只是主體內在的「養神」，而忽略進入政治與社會場域之「遊世」的重要性；另外所謂的「偏移」，則是將《莊子》的「養生論」單方面落入醫藥學上的「養形」技術。如此論述者如高柏園：〈論莊子養生觀〉；[1]吳建明：〈莊子養生哲學之修道工夫內涵探究〉；[2]何乏筆：〈養生的生命政治：由于連莊子研究談起〉；[3]呂文智：〈莊子養生觀初探〉；[4]曾錦坤：〈莊子的養生思想〉；[5]劉榮賢：〈《莊子．外雜篇》中的養生思想〉等。[6]

　　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知識社會學」是個可以應用的詮釋進路，他直接討論了歷史社會的存在經驗對於「知識內容」的限定性影響，這可用來回答《莊子》為何特重個體生命保全的問題。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理論詳述於其《意識型態與烏托邦》（Ideology and Ultopia）一書，主要探討人類的集體思想受到那些歷史社會因素之制約，並且討論思想和制約因素之間有何種關係，曼海姆說：

要強調的第一點是，知識社會學的探討，立意不是始於依序探討單一個人及其思想，然後直接以哲學家方式，繼續探討思想本身（thought as such）的抽象深度。正確來說，知識社會學是致力於了解歷史社會情境中，處於實際背景的思考，從中才逐漸出現個人分殊的思想。[7]

在曼海姆書中，時常出現「思想之存在決定」、「知識的社會決定」等句子，[8]這些基本上都是相同意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決定」一詞。「決定」並非指機械式的因果關系，而是一種開放性的複雜網絡，這跟「經驗事實」有關，必須仔細探討人類生存的「經驗事實」，才能確定其生活情境與思想過程之間的關係形式。因此翻譯者通常將這種「知識思想」與「社會存在」的決定關係，譯成「知識的實存性」（existentiality of knowledge），用來避免成為機械式的「決定論」意義；而我們接下來的討論便改以「限定性」或「支撐性」等詞，避開上述「決定論」的意涵。

　　曼海姆認為，知識的發展並非完全依照理論的「內在辯證」所推動，他說：

在歷史上，認識過程事實上並未依照宇宙內在法則發展，亦即並未僅只依循「事理」，或「純粹邏輯上的可能性」，因而也不是受「內在辯證」（inner dialectic）所驅使。[9]

相反地，知識的出現以及發展，大部分是受到各種「非理論性」因素影響，而是來自生命的存在經驗，他說：

實際思考的出現與定型，是在許多關鍵點上，受到複雜萬端的非理性因素影響，這些因素與純理論相比對之下，可稱之為存在因素。[10]

而知識產生的存在因素當中，最主要便是思想家或群體的「社會處境」與「知識傳統」。社會處境來自思想家的「社會階層」，在同個世代的社會整體之中，「社會分層」是無法避免的差異現象，也是使得各個思想家的社會處境產生異同的最大原因。而「知識傳統」則是打造知識內容的基底，思想家便依照個別的社會處境解釋共同的知識傳統，並因此產生不同的「意識型態」（Ideology），而意識型態則形塑了個別的知識內容。

　　我們嘗試使用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之詮釋進路，考察《莊子》「養生論」知識內容的產出與優先性，問題次序如下：（一）考察《莊子》的作者與成書時代；（二）中國古代社會的「階層」研究之檢討與應用；（三）考察《莊子》「作者群體」所處之社會階層狀況；（四）推測《莊子》「作者群體」所屬的社會階層與生活處境；（五）考察《莊子》「作者群體」所接受的知識傳統；（六）導出《莊子》「作者群體」的「意識型態」對「養生論」之優先性與知識內容的限定性影響。

二、《莊子》的作者與成書時代之檢討

三、中國古代社會的「階層」研究之檢討與應用

四、《莊子》「作者群體」所處之社會階層狀況

五、《莊子》「作者群體」所屬的社會階層與生活處境

六、《莊子》「作者群體」所接受的知識傳統

七、《莊子》「作者群體」的「意識型態」對「養生論」之優先性與知識內容的限定性影響

八、結語

　　我們總結上述幾個社會經驗現象對於知識內容的限定性因素：從戰國時代總體的政治走向來看，自魏國的李悝變法開始，知識分子逐漸受到制度的監察而缺乏自由，並隨著政治權力鬥爭與國家相互侵伐的白熱化，知識分子的生命隨時處於覆墜的邊緣。而位處下層的知識分子因為層層控管的集權化管理，因此感受到更強大的宰制力量，並且因為經常與庶民相處，直接看見政治權力對於人民的壓迫。《莊子》的作者群體是一群下層的知識分子，並且繼承了巫覡文化的知識傳統，而終極關懷大多體現於典範人格之中，於是《莊子》書中「真人」、「至人」、「神人」等繼承了遠古薩滿、巫覡所必須具備的的「醫病」能力與「自由」的精神，便從對付身體的自然疾病，轉而「醫治」政治權力對於個體生命的侵害，教導知識分子如何在人類群聚的必要性之下，悠遊於政治的禁錮之中；因此，就產生了《莊子》特有的「養生論」知識系統。並且，對照其他諸家的思想，「養生論」在《莊子》的思想系統中，明顯具有優先性，幾乎可用「養生」這一觀念與實踐，貫通《莊子》的思想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