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2第四次群流會講meeting 2014年4月09日
主講人:張柏恩(政大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主 題:陳玉樹〈擬李義山重有感〉組詩析論
陳玉樹〈擬李義山重有感〉組詩析論
一、前言
陳玉樹(1853-1906),又名玉澍,字惕庵。江蘇鹽城人。以優貢生中光緒戊子科舉人,光緒中負盛名於淮海間。他不僅研經,著有《毛詩異文箋》十卷及《爾雅釋例》五卷,且究心事務,著《教育芻言》三卷,慨士習之頹壞;著《民權釋惑》二卷,歎民氣之囂張;著《米禁芻言》一卷,防奸商之偷漏。中法、中日之役,頗多反映時局之詩文,著有《後樂堂詩文集》[1]。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二十二有《後樂堂文集》提要:「今讀是集,則其慷慨之辭,忠憤之義,頗似賈生之痛哭,而文筆疏暢犀利,又足以鼓舞天下。信其才倜儻縱橫,初未可徒目為窮經之士也。」[2]近代詩學研究大家錢仲聯《清詩紀事》選錄其組詩〈甲午冬擬李義山重有感十首〉[3],可見錢氏對其詩的重視。又近百年國難文學研究學者阿英《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詩詞卷》完整選錄了其兩首組詩〈甲午冬擬李義山重有感十首〉及〈乙未夏擬李義山重有感十八首〉[4],更是對其組詩的重視。既然如此被重視,我們要問的是此兩首組詩到底寫了什麼?
於是查考前人研究成果,以這兩組詩28首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術論文付之闕如,只有幾篇論文對其作零星的論述,不管是孫燕京〈論甲午詩的思想特色〉,還是李生輝〈風雲甲午正氣篇-甲午戰爭詩歌綜論〉,或是《中日甲午戰爭全史.思潮篇》第四章〈甲午文學.甲午詩歌〉,都只摘錄其幾首詩句,簡略敘說其表達了詩人的悲愴[5]、打開詩人的眼界[6]及喚醒民族覺醒[7]。究竟此兩首組詩如何「模擬」晚唐詩人李商隱〈重有感〉?
其實,在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模擬」是一種很普遍的創作現象,如漢代之擬騷,六朝之擬樂府、古詩及明代之「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等。李商隱作為一個獨到特色的大詩人,更是成為唐末之後歷代詩人擬作的對象,如唐末韓偓〈感事三十四韻〉從製題到大量用典都受到義山〈有感二首〉的影響、七律組詩〈八月六日作四首〉也深受義山〈重有感〉的影響。兩宋時期的義山擬作更是成為風尚,典型的如《西崑酬唱集》對李義山詩句上的套用模仿,或如王安石詩集中有集李詩,並在七絕中學義山之翻案法。明代前期代表的有楊基《眉庵集》中模擬義山〈無題〉之作,後期則有王彥泓《疑雲集》、《移雨集》中大量的模擬義山之作[8]。清代前期典型的如虞山詩派錢謙益側重於模擬李義山之沉博藻麗詩風,婁東詩派吳偉業則模擬了李義山詩歌之深遠蘊藉風格[9]。晚清末造代表的如中晚唐詩派樊增祥及易順鼎兩人詩作均學李義山之用典,其中樊喜用僻典、易愛用熟典,但從整體創作看來,都未能得到李義山的精髓,大部分詩作落入香奩體的俗套[10]。可見自李義山詩歌出現,歷代「擬作」迭出,其詩作已經具有了超越時空的經典意義。至於何謂「擬作」?
關於「擬作」概念的界定,必須要先辨別與「擬作」容易混淆的「代言」,才能掌握「擬作」的涵義,以加深對陳玉樹〈擬李義山重有感〉兩組詩文本的詮釋。首先,模擬與代言是兩種難以分辨的體製,以至於有人將其合稱為「擬代體」。梅家玲將「擬代體」分為「純擬作」、「純代言」、「兼具擬作與代言雙重性質」[11]三種基本類型。其實,代言和擬作的分別,可以從作品的外部形式來判定。代言體詩一般在標體上以一「為」字標名所代言的對象。如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二首〉、〈為陸思遠婦作詩〉,潘岳〈為賈謐作贈陸機詩〉,何遜〈為人妾思詩〉等。然而擬作的標題中也常出現「擬」、「學」、「效」、「代」等字標示,如《文選》「雜擬類」所收錄的作品。對於標題中出現「代」字的作品,要如何判斷其是擬作還是代言,關鍵在於是否有範本存在,是否關涉作者本人情事。梅家玲認為:「擬作以一定的文字範式為據,而代言於此則闕如。」[12]這種區分是十分清楚的。擬作發生的前提是作為範式作品的存在,擬作者通常透過模擬來再現與所擬作品的某種相似性;而代言發生的前提是代言者或是因為受被代言者之請,或是被代言者的情事所感動,或是出於文人間的一種戲嘲,以被代言者的口吻表現被代言者的思想和情感,作品不關涉詩人自己的情事,完全是從被代言者的角度來創作。正因為如此,代言之作一般稱為「代某人」,而擬作則標為「代某篇」。如鮑照〈代門有車馬客行〉,可以據此判對其為「擬作」而非「代言」。
「代言」和「擬作」在特定的情況下可以疊合,如漢代劉向〈九嘆〉、王褒〈九懷〉、王逸〈九思〉一方面採用屈原的口吻,體察屈原的心志,可以看作是因為被屈原事蹟所感動而主動採用了代言的方式。另一方面,這些作品又對屈原〈九章〉章模句擬,得其韻調之形似,顯然是模擬之作。清人吳喬認為:「凡擬詩之作,其人本無詩,詩人知其人與事與意而擬之為詩,如蘇、李送別詩及魏文帝〈劉勛妻〉者最善;其人固有詩,詩人知其人與事與意而擬其詩,如文通之於阮公,子瞻之於淵明者亦可。」[13]吳喬所說「擬作」,實際包含了「擬作」和「代言」:其人本無詩而擬之為詩即是「代言」,其人固有詩而擬其詩即為「擬作」。
本文界定「擬作」的概念是自覺以他人作品為範型的創作過程,並包含一定的創造性。很顯然陳玉樹〈擬李義山重有感〉兩組詩是為「擬作」而非「代言」。
「擬作」在特定的範型之下,既要同時呈現兩種意義脈絡,又必須能夠清晰顯示創作者獨立之聲音,所牽涉的便是如何在前代範型的互文之間,透過某些形式設計與寫作策略,保留範型足供辨識之特徵,而又能將範型轉化、挪移為自己獨特的書寫,形成自我生命歷程的印記。是以本文首先探討李義山〈重有感〉反映的是什麼內容?接著探析陳玉樹〈擬李義山重有感〉兩組詩又反映了什麼內容?最後在前兩節析論的基礎上,詮釋其如何模擬晚唐詩人李義山〈重有感〉?
二、李義山〈重有感〉反映之內容
李義山是晚唐創作政論詩最多的詩人之一。青年時期的李義山登安定城樓,而興發「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定入扁舟」(七律〈安定城樓〉頸聯)的極目憂思和壯懷豪情。中年以後,雖然仕途坎坷,屢不重用,然而關懷國事,殷憂時事的傳統士人精神,卻一直貫穿到他生命的終點。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評:「商隱感傷時事,尚頗得風人之旨。」[14]
「甘露之變」是歷史上有名的晚唐宦官亂政事件,許多朝士對此噤若寒蟬,為了明哲保身,很少有人敢直書極諫,而反映「甘露之變」的詩作也是不多的,敢於觸及事變真相且立論諷諭的詩則更少。義山卻成為當時詩壇上唯獨敢於對此事變作出正面反應的詩人之一。他在事變次年創作了五言排律〈有感二首〉抨擊宦官亂政的詩篇:
九服歸元化,三靈葉睿圖。如何本初輩,自取屈氂誅?有甚當車泣,因勞
下殿趨。何成奏雲物?直是滅萑苻。證逮符書密,辭連性命俱。竟緣尊漢
相,不早辨胡雛。鬼籙分朝部,軍烽照上都。敢雲堪慟哭,未免怨洪鑪!
(其一)
丹陛猶敷奏,彤庭欻戰爭。臨危對盧植,始悔用龐萌。禦仗收前隊,兵徒
劇背城。蒼黃五色棒,掩遏一陽生。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
易,此擧太無名。誰瞑銜冤目,寧吞欲絕聲?近聞開壽讌,不廢用咸英。
(其二)[15]
詩人在詩題上自註:「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乙卯年正是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此年十一月冬即發生「甘露之變」。丙辰年是事變次年,李義山有感於此事變而作。此自注絕非閒筆,而是十分耐人尋味,它說明詩人唯恐用典較多,詩意不顯,有意標名作詩的主旨,即為「甘露之變」而作,如同沈德潛《唐詩別裁》所云:「為甘露之變而作。前一首恨李訓、鄭注之淺謀,後一首咎文宗之誤任非人也。」[16]〈有感二首〉以石勒有異志,將為患天下比擬鄭注,以袁紹有誅滅宦官意圖,卻只有投機之心,缺乏謀畫比擬李訓,對李訓、鄭注藉諸除宦官而進行的政治投機予以揭露。詩從興衰治亂的高度,把炙手可熱的宦官斥為凶徒,用「蒼黃」兩句諷刺李訓等倉皇舉事,欲誅除宦官,反遭失敗,國家復興之生機亦阻遏矣。「鬼籙」末四句總束其一詩意,極言釀禍之慘酷及內心之悲憤。「誰瞑」末四句則收束其二詩意,極言冤死者不能瞑目,文宗受制於宦官,不得不忍悲吞聲。正如何焯《義門讀書紀》所雲:「末句不特譏開讌用樂,蓋深嘆文宗明知其冤,而刑賞下移,不能出聲也。」[17]詩中充溢著詩人極大的悲憤,悲憤激烈之氣,關注國運之情,流注於字裡行間。
「甘露之變」發生之後,當李義山聽說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於開成元年(836年)二月、三月兩次上書朝廷,力辯王涯等無辜被殺,並指斥宦官仇士良等人的罪行,表示「如奸臣難制,是以死清君側」時,激動地寫下了七律〈重有感〉:
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
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18]?
這首詩專對劉從諫而發的。正如陸鳴皋《李義山詩疏》所云:「甘露之事,昭義節度劉從諫疏問王涯等罪名,仇士良懼,而諸鎮未有舉動,詩蓋未此作也。」及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所云:「此篇專為劉從諫發。」[19]首聯詩敘劉從諫為一方主帥,實力雄厚,完全有平定宦官亂政的條件,理應與君主唐文宗共擔憂患。頷聯運用兩個事典:東漢初年,涼州牧竇融知光武帝打算討伐西北軍閥隗囂,便整頓兵馬,上疏請示出師伐囂日期;東晉陶侃任荊州刺史時,蘇峻叛亂,京都建康危急,陶侃被推為討蘇峻的盟主,領兵直抵石頭城下,斬下蘇峻。表達對劉從諫進軍平亂的期望。「須共」、「已來」、「宜次」的敦促語氣,隱含對劉從諫遲遲沒有興兵勤王之不滿。頸聯暗用兩個比喻:「蛟龍愁失水」喻文宗受制於宦官,失去了權力和自由;「鷹隼與高秋」喻忠於君王的將領奮起搏擊宦官。「豈有」、「更無」的責備語氣,隱含對劉從諫坐視危局之感慨。如同紀昀《玉谿生詩說》所云:「豈有、更無,開閤相應。上句言無受制之理,下句解受制之故也。揭出大義,壓伏一切,此等處是真力量。」[20]尾聯敘寫「甘露之變」後晝夜哭聲、神人共憤的現實,「早晚」猶「多早晚」的疑問詞,即對劉從諫發問何時能平定宦官亂政,使朝野上下能完成拭淚歡慶的願望。
〈重有感〉是〈有感二首〉的續篇,從詩人對劉從諫的敦促期望中,進一步諷刺宦官之亂及諸節度使之失,表達對國事的擔憂。全詩充滿沉鬱之氣,詩風頗似杜甫。正如徐德泓《李義山詩疏》所云:「此詩不惟抒忠憤之思,且著當時諸鎮之失。不激不尤不露,纏綿沉鬱,直入杜陵突奧,匪僅得藩籬而已。」施補華《峴傭說詩》所云:「義山七律,得於少陵者深。故穠麗之中,時帶沉鬱。如〈重有感〉、〈籌筆驛〉等篇,氣足神完,直登其堂,入其室矣。」屈復《玉谿生詩義》所云:「此首即杜之諸將也。」[21]杜甫〈諸將五首〉其二寫回紇入境,刺諸鎮不能分憂,其尾聯「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平?」似可為〈重有感〉作一註解。
三、陳玉樹〈擬李義山重有感〉兩組詩反映之內容
李義山〈重有感〉繼承杜甫七律創作傳統,使事用典,感評時事,錘鍊精工而詩風沉鬱。陳玉樹〈甲午冬擬李義山重有感十首〉及〈乙未夏擬李義山重有感十八首〉擬其體而發展為組詩,用以系統反映並評論甲午、乙未年即是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二十一年(1895年)時事,當時正值甲午戰爭爆發。甲午戰爭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帶有近代意義的對外戰爭,其主要特徵是北洋海軍的出場與角逐,黃海海戰的失敗導致北洋海軍毀滅,歷史的意義至為深遠。藩籬喪失,海權易手,自此門戶洞開,幾乎無險可守。正如蔣方震所言:「自有此戰,而中國國防力之假面剝奪殆盡。世界各國鹹垂涎三尺,以想此一塊肉,而東方乃無寧宇矣。」[22]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吾國四千餘年之大夢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兩百兆以後始也。」[23]甲午戰爭的慘敗使得中國面臨嚴重的亡國危險,中國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沉淪,不僅為中國人敲響警鐘,更促進中華民族的覺醒,使一代士人猛然覺醒。
甲午世代的士人陳玉樹正值壯年,有感國事蜩螗,遂以詩言志,創作兩組詩〈擬李義山重有感〉三十八首抨擊時政:
組詩篇名 |
感評主旨 |
甲午冬其一(築紫封豨沸海波) |
總覽開戰以來,清廷軍事戰略失策 |
其二(花門苗峒賦同袍) |
刺平壤諸軍統帥葉志超偽傳捷報,不戰而逃 |
其三(饑鷹餓虎太無聊) |
美左寶貴戰死沙場,以刺平壤戰役清軍棄逃 |
其四(東樓白事譽兒癖) |
美鄧世昌壯烈殉國,以刺李鴻章父子賣國 |
其五(東南藩翰失三韓) |
批評監察御史安維峻彈劾李鴻章而被革職 |
其六(居然元老總師干) |
刺李鴻章賠償钜款 |
其七(因杆強弩幾輿屍) |
刺遼河下游之役湘軍兵敗山倒 |
其八(營州鼙鼓震山陵) |
刺李鴻章賠償钜款 |
其九(君恩深重未歸田) |
刺江西巡撫德馨於遼瀋遍烽煙之際,大作生日 |
其十(國恩養士重山河) |
刺李鴻章主導之北洋艦隊一戰竟隳 |
乙未夏其一(合肥韋虎不須歌) |
刺李鴻章赴日議和 |
其二(貔貅滿載洞庭舟) |
刺湘軍將領吳大澂自命不凡卻不諳軍旅 |
其三(海外軍書語屢訛) |
痛感科舉選士之弊 |
其四(紅毛城近赤嵌城) |
刺清廷割棄臺灣 |
其五(北府牢之百戰兵) |
刺清廷割棄臺灣 |
其六(挑燈夜起拂青萍) |
痛感清廷割棄南北洋門戶臺灣、遼東半島之失 |
其七(頓使金甌失帶方) |
刺李鴻章、經方父子合力割棄遼東及臺灣 |
其八(遼海雄畺拱帝居) |
刺清廷無能,惟依三國干涉還遼,贖回遼東 |
其九(愁聞畿輔半汙萊) |
刺官員聚歛,罔顧生民,慚無路上書都察院 |
其十(海眼填錢九府空) |
刺清軍無軍紀 |
其十一(六龍豈向晉陽騰) |
美知州徐慶章護衛盛京瀋陽,以刺地方官貪鄙 |
其十二(桃蟲大鳥翻飛易) |
刺清廷乞和,希冀毀約再戰 |
其十三(風雨西湖墮淚碑) |
刺北洋艦隊潰敗 |
其十四(飛芻輓粟困司農) |
刺清廷割地乞和,不見能統籌軍政之朝臣 |
其十五(黃祚綿于廿五宗) |
刺清廷割地乞和 |
其十六(誰將大利保茶桑) |
痛感科舉選士之弊,呼籲清廷變法改革 |
其十七(虎鬥龍爭局未終) |
刺清廷以天朝自居,不顧世界列強局勢 |
其十八(大圜中裹地如球) |
籲清廷放眼世界,正視列強環峙之威脅 |
綜觀其詩三十八首內容,大致包括諷刺軍事無能、諷刺政治腐敗、批判科舉舊學弊端三個方面:
(一)諷刺軍事無能
築紫封豨沸海波,無邊烽燧照新羅。樓船下瀨朝馳檄,壇板中軍夜度歌。
足捷早驅鵝鸛散,腹皤隱恃豕犀多。句驪棄後陪京震,敵壘高臨太子河[24]。
(甲午冬其一)
詩的首聯以「築紫封豨」借喻日本侵略者,「新羅」指涉朝鮮。敘寫日本侵略者渡海發動戰爭,戰爭烽火照遍朝鮮。如同《東方兵事紀略.釁始篇》所載:「自(光緒二十年)五月中旬後,日兵陸續渡朝凡八千餘人,皆屯王京,據要害。」[25]戰爭一觸即發。頷聯承首聯蓄意,敘寫清軍警報既至之際,猶在中軍帳裡歌舞,正如《東方兵事紀略.援朝篇》所載:「(時我平壤軍)以二十九營萬四千餘人聚平壤,置酒高會。」[26]直刺其戒備鬆弛。頸聯運用一事典一語典:語典鵝鸛,古軍陣名,指涉日軍部署。事典春秋時鄭伐宋,宋將華元戰敗被俘,失去甲車四百六十乘,後華元逃歸,其主持築城時,築城者作歌謠諷刺他:「睟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借喻貪懦的清軍將領。華元聽到築城者歌謠後,命其驂乘回答:「牛則有皮,豕犀尚多,棄甲則那」借喻清軍將領不惜棄甲賁軍。《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記載:「(衛汝貴、馬玉昆、左寶貴、豐升阿四大清軍本可)迅速進制,先發制人,卻株守以待。」[27]坐失戰機,反被日軍四面合圍,以至不得不退出平壤。諷刺清軍將領株守以待,不惜棄甲賁軍,如同阿英〈關於甲午中日戰爭的文學〉所言:「攻擊當局者不能及早防範。」[28]尾聯收束全詩旨意,以警戒語作結。
花門苗峒賦同袍,五道將軍幾度遼。急避天驕誇上策,虛傳露布誑中朝。
綸扉衣缽秦長腳,幕府裙釵楚細腰。卿子冠軍差可喜,不隨河上共逍遙。
(甲午冬其二)
此詩諷刺平壤諸軍統帥葉志超偽傳捷報,率清軍不戰而潰逃的醜行,如同阿英〈關於甲午中日戰爭的文學〉所言:「痛罵葉志超的偽傳捷報,不戰而逃。」[29]首聯敘寫衛汝貴、馬玉昆、左寶貴、豐升阿四軍進駐平壤,葉志超率牙軍來歸,受命統帥諸軍。起筆先點出葉志超統帥平壤諸軍的結果,並暗用五道將軍掌管人生死的佛典,說明其重要性。頷聯接著運用逆挽法,補足說明由於日軍攻牙山,葉志超率淮軍不戰而退,卻向北洋大臣李鴻章謊報大捷,李鴻章不察竟電報總理衙門:「七月廿三日,葉軍與倭開仗,倭兵三千死一千餘,我兵傷亡百餘,倭兵已北退。」[30]葉志超遂被清廷指派為統帥平壤諸軍的原因。正如錢仲聯所言:「一八九四年六月,清廷派葉志超率軍渡遼,前往牙山。七月日軍攻牙山,日軍攻牙山,甲午中日戰爭爆發。葉不戰而逃,退至平壤,謊報大捷,升為平壤各軍總指揮。」[31]頸聯使用秦檜身在南宋心在金及楚靈王好細腰事典,嘲諷葉志超如南宋秦檜身在平壤戰場,心卻想退逃,所率領諸軍如女子不敢與敵決戰,戰死沙場。尾聯以重筆突入頌美之筆,稱美諸軍將領中唯有左寶貴派兵堅守企圖退逃的葉志超。正如錢仲聯所言:「九月,日軍分四路猛攻平壤,葉企圖逃去,為左寶貴派兵堅守。」[32]全詩以對比的形象造成反差,從而增強美刺效果。
貔貅滿載洞庭舟,東出渝關壁壘稠。欲買毛錐書露布,時揮羽扇詡風流。
深源名譽傾王謝,次律賓朋仗李劉。一戰頓教糧械盡,也應無面返湘州。
(乙未夏其二)
此詩專刺湘軍將領吳大澂自命不凡卻不諳軍旅。首聯敘寫吳大澂統湘軍北上,東出山海關而嚴密佈防,正如《光緒朝東華錄.二十年七月》所載:「(吳大澂)奏請統率湘軍赴韓督戰。清廷准其帶勇北上。」頷聯暗用顧榮事典:「陳敏與顧榮戰,榮揮以羽扇,其眾潰散。」(晉書.顧榮傳)以正言若反的手法,反諷吳大澂揮動羽扇以炫耀儒將風度,如同《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所載:「(吳大澂)言大而誇,自命不凡。」頸聯運用兩事典延續擴展頷聯詩意,出句用殷浩事典:「(殷浩)為風流談論著所宗…時擬之管、葛,王蒙、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晉書.殷浩傳)對句用房琯事典:「琯雅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然用兵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琯每詫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新唐書.房琯傳)詩巧設殷浩、房琯典事明褒暗貶吳大澂「不諳軍旅」。如同《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所載:「(吳大澂)不諳軍旅。」尾聯暗用項羽無顏見江東父老之事典諷刺遼河下游戰役吳大澂不察敵謀,致使湘軍魏光燾、李光久兩部戰敗而失牛莊,愧對湖南鄉民。如同《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所載:「吳大澂一退於雙臺,再退於石山站,三退於錦州。」《清史稿.德宗紀》所雲:「日兵陷田莊臺,吳大澂棄錦州。」整首運用頓挫曲折的章法結構,諷刺吳大澂覆軍誤國,隱含國事蜩螗的悲憤之思。
其他如〈甲午冬其七〉(因杆強弩幾輿屍)諷刺遼河下游之役湘軍兵敗山倒;
或如〈甲午冬其十〉尾聯「十載楚才零落盡,九重南望淚滂沱」諷刺北洋大臣李鴻章主導之北洋艦隊及培養之淮軍將士竟一戰全隳,有負天子所託;或如〈乙未夏其十〉尾聯「棘門灞上真兒戲,但比河間姹女工」諷刺清軍毫無軍紀,戰敗惟有賠款乞和,無不是諷刺清廷軍事無能。
(二)諷刺政治腐敗
東南藩翰失三韓,尚議金繒賜可汗。北海鯤鵬甘斂翼,西臺獬豸苦披肝。
身辭鳳闕誰臣疏,戟荷龍沙未賜環。不是聖朝無皂白,指楹容易去楹難。
(甲午冬其五)
首聯敘寫清廷喪失東南藩國朝鮮之後,仍要議論向日本賠款乞和。頷聯出句「北海鯤鵬」使用莊子逍遙遊的典故,喻指北洋艦隊。「甘斂翼」諷刺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受制於北洋大臣李鴻章避戰保船的戰略,如同《東方兵事紀略.海軍篇》所載李鴻章斥責:「汝(丁汝昌)善在威海守汝數隻船勿失,餘非汝事也[33]。」對句「西臺獬豸」喻指福建道監察禦史安維峻。「苦披肝」同情安維峻疏劾李鴻章議和之舉,辭連慈禧太后,正如《光緒朝東華錄》所載安維峻之奏疏:「(李鴻章)直納款耳,不但誤國,而且賣國…和議出自皇太后,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34]頸聯「誰臣疏」、「未賜環」的憤慨語氣,隱含對安維峻從軍沙漠,至今不蒙赦免還朝的同情。尾聯運用叔孫指楹的事典:「叔孫歸,曾夭禦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左傳.昭西元年)喻指李鴻章攬持清廷經濟、外交及軍事大權,且得慈禧太后寵信,故光緒帝既惡其避戰求和,又不能不依賴其維持局面。全詩明寫安維峻疏劾李鴻章而被革職從軍,暗刺清廷後黨求和派之權重及根深。
君恩深重未歸田,開府章江已七年。龍節霓旌明日月,鳶肩牛腹萃風愆。
廣求鍾乳三千兩,遠聘梨園十萬錢。聖主憂勤臣獨樂,可憐遼瀋遍烽煙!
(甲午冬其九)
此詩專刺江西巡撫德馨於遼瀋遍烽煙之際,仍大作生日。首聯敘寫德馨蒙受君恩,召為江西巡撫。頷聯「萃風愆」集三風十愆於一身,極力諷刺德馨雖尊榮顯赫,卻貪婪肆虐,如同《清光緒朝東華錄.二十一年閏五月癸醜》所言德馨:「利欲薰心,宴樂成癖…貪婪荒縱,作惡多端。」[35]頸聯使用逆挽法,補足說明頷聯的詩意,上句寫其貪求無厭,對句寫其宴樂無度。如同《清光緒朝東華錄.二十一年七月己未》所言德馨:「所賞拔任用多繫貪滑奸詐之人,平日收受屬員饋送,縱容門丁近侍婪索。」[36]及《清光緒朝東華錄.二十一年閏五月癸醜》所言德馨:「去年冬間大作生日,收受禮儀,演戲月餘。」[37]尾聯諷刺德馨置君憂國難於不顧,卻獨自行樂,如同《清光緒朝東華錄.二十一年七月》所評德馨:「於籌辦防務之際,兼旬演戲,一味酣嬉,實屬辜恩溺職。」[38]出句使用對比反諷的手法,對句以責備語作結,達到振起全篇的效果,不僅酣暢地揭露封疆大吏之醉生夢死及不恤國事,也激發讀者對政治腐敗之感情波瀾。
愁聞畿輔半汙萊,譏雀空倉劇可哀。三旨相公仍柄國,十錢主簿苦營財。
紫標黃榜多豪富,府海官山少異才。欲伏青浦慚白屋,罪言無路達銀臺。
(乙未夏其九)
此詩採取先點後染的敘寫模式。起筆先點出對京師附近田荒民飢的哀傷,為京師政治現實做出性質上的定位。頷聯緊接著鋪染庸碌的宰輔之臣仍然掌握國家大權,貪鄙的辦事官員則極力謀求私財。出句用王珪事典:「宋王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不見一策,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雲
取聖旨;皇帝可否訖,雲領聖旨;退諭稟事者,雲已得聖旨。故以此稱諷之。」(宋史.王珪傳)借喻京師宰輔之臣,以諷刺其庸碌低能。對句用後魏宗室拓跋慶智事典:「子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為『十錢主簿』。」(北史.魏陽平王熙傳)借喻京師辦事官員,以諷刺其貪鄙。頸聯擴大鋪染京師官署如海、官吏如山,其中多豪富之家,而少異才之士。尾聯以自慚語作結,敘寫本欲隱逸卻自感愧對百姓,欲進獻批評朝政言論卻無路送達都察院。後三聯層層鋪染皆是回應首聯點出的主題畿輔災荒饑饉的原因,其諷刺清廷政治腐敗,可謂不言而喻。
合肥韋虎不須歌,龍節星軺又議和。壯歲威名身手健,衰年部曲爪牙多。
李綱空阻捐三鎮,師道徒聞制兩河。高閣格天資敵國,千秋青史竟如何?
(乙未夏其一)
此詩專刺李鴻章赴日議和。首聯巧設韋叡事典:「韋叡率軍破北魏軍,取合肥。魏人嘗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南史.韋叡列傳)借喻曾平定太平天國之亂,號為中興名臣的合肥人李鴻章。(清史稿.李鴻章傳)頷聯上承首聯出句之意,「壯歲」句化用杜甫〈哀王孫〉「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詩句,暗諷李鴻章昔勇今愚。頸聯上承首聯對句之意,出句使用李綱事典:「金人求割太原、中山、河間。李綱曰:『三鎮,國之遮罩,割之何以立國?』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綱退,則誓書已行,金人所求皆與之。」(宋史.李綱傳)諷刺李鴻章使日前「議及割地」,以李綱借喻軍機大臣翁同龢力主「臺灣萬無議及之理。」(翁文恭公日記.乙未三月初六日)及至〈馬關條約〉簽定,翁同龢唯悲「無面目立於人世。」(翁文恭公日記.乙未三月二十九日)對句運用種師道事典:「金兵屯京城下,師道勤王,拜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李邦彥議割三鎮,師道爭之不得。後命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宋史.種師道傳)以種師道借喻欽差大臣劉坤一力主「遼、臺並失,南北皆危,並恐各國從此生心,後患不堪設想。」(劉忠誠公遺集.電奏卷.寄督辦軍務處)及至〈馬關條約〉簽定,仍建言「抽調關內勁旅,會合關內外諸軍迅速分路猛攻,收復遼東失地。」(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三一三四)尾聯出句暗用秦檜事典:「賜秦檜甲第,帝親書『一德格天』匾其閣。」(宋史.奸臣傳)諷刺李鴻章如秦檜資敵賣國。對句以反詰語氣作結,痛恨李鴻章議和,將留千古罵名。其他如〈甲午冬其六〉尾聯「青徼丹冥淪故界,盡銷兵甲鑄銅山」、〈甲午冬其八〉尾聯「七萃羽林兵勁否?莫教債帥護彤墀」皆刺李鴻章賠償钜款。
紅毛城近赤嵌城,開國經營幾戰爭。往事怕談施靖海,荒祠羞見鄭延平。
山圍鹿耳門初啟,地割鯤身柱不擎。億兆洶洶神鬼泣,莫從天上告司盟!
(乙未夏其四)
起筆正寫清朝先祖聖王曾費盡心力經營臺灣之功業。頷聯則反寫諷刺如今之清廷怕談施琅收復臺灣之往事,羞見鄭成功贈封為延平郡王之荒祠。頸聯出句感嘆開發臺灣之困難,對句暗用共工「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夭柱折」(論衡.談天篇)事典,諷刺清廷割棄臺灣之危害。尾聯出句敘寫臺灣紳民怨憤清廷割臺,如同《中東戰紀本末.臺民佈告》所載臺灣紳民:「願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願拱手而讓臺。」對句化身臺灣巡撫唐景崧諫言,告誡清廷應拒約再戰:「李鴻章希圖了事,此約不可從…大局敗壞如此,惟毀約再戰!」(唐維卿中丞電奏稿)全詩正反對寫形成頓挫結構,於尾聯突入警策語作結而點醒全篇,諷刺清廷割棄臺灣,可謂不言而喻。其他如〈乙未夏其五〉頷聯「槃中牲血書難改,海外虯髯氣不平」也刺清廷割棄臺灣。
(三)批判科舉舊學弊端
海外軍書語屢訛,東征將士誤蹉跎。生材欲祝靈威仰,殺敵誰為曳落河?
塞賣盧龍朝野憤,牲刑白馬會盟多。風雲月露成何用?翻恨隋唐進士科。
(乙未夏其三)
首聯出句敘寫葉智超從朝鮮發回的軍事報告或虛報成功,或誇張敵情,或掩飾敗狀,如前〈甲午冬其一〉所言。對句則續寫由於李鴻章的消極防禦方針及葉智超的畏葸無能,導致平壤諸軍先後敗於成歡、平壤戰役。頷聯承首聯詩意,諷刺平壤諸軍竟祝求天帝,以激問語氣,悲嘆國無勇士。頸聯直刺清廷割讓遼東、臺灣及澎湖予日本,造成朝野激憤,如同《東方兵事紀略.議款篇》所載清廷派任全權大臣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後:「京朝官之封章,疆臣之電奏,凡百十上,會試公車在都者亦騰章力阻…臺灣臣民爭尤力。」尾聯以醒悟語作結而振起全篇
,反思科舉取士之無用。
誰將大利保茶桑?礦穴金銀富久藏。刻翠雕蟲才本小,翹關負米力空強。
理財勞我思官禮,變法何人步管商?一孔腐儒多泥古,動嗤騎射武靈王。
(乙未夏其十六)
此詩採取先點後染的感評模式。起筆運用逆挽法,點出沒有理財賢臣可以保護國家大利。頷聯承首聯,鋪染科舉取士,所取文士不諳世務,唯習雕繪;所取武士不懂近代軍事,唯求較力,其才力皆無益於世用。頸聯擴大鋪染,正用管仲、商鞅事典,企求清廷能追思官府禮法,追隨管仲、商鞅變法,以圖國家富強。尾聯暗用趙武靈王軍事改革,進行改穿胡服,學習騎射之事典,諷刺在朝識見褊狹,譏笑變革的腐儒。
虎鬪龍爭局未終,安危難問碧翁翁。連朝天地風霾暗,卅載公私杼軸空。
贊普棄宗饒勇略,匈奴冒頓有英風。休矜華夏輕夷裔,但效韓家莫諱忠。
(乙未夏其十七)
首聯出句化用班固〈答賓戲〉「分裂諸夏,龍戰虎爭」詩句,借喻甲午戰後,列強爭鬥的局面並未終止。對句敘寫中國的安危難以預測。頷聯化用〈國風.終風〉「終風且霾」及〈小雅.大東〉「小東大東,杼軸其空」詩句,借喻時局艱難,預言三十年後中國將積貧積弱。頸聯正用吐蕃贊普棄在位時,先後兼併西藏地區諸部之事典(新唐書.吐蕃傳),以及匈奴冒頓經常南下侵擾,對漢王朝形成嚴重威脅之事典(史記.匈奴列傳),借喻外國列強。尾聯則用韓世忠告誡家人之事典:「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宋史.韓世忠傳)告戒國人不要自矜於中華天朝而輕視外國列強,所當求者是忠於自己國家與民族。以警戒語作結,批判舊學春秋「夷夏之辨」,不言可喻。
大圜中裹地如球,海外今知有九州。西北雄風蒲察國,東南勁敵薩摩洲。
新開驛路金為埒,高掛雲帆鐵作舟。越甲鳴君情共憤!百蠻終獻吉光裘。
(乙未夏其十八)
此詩緊連〈乙未夏其十七〉不要自矜於中華天朝而輕視外國列強之詩旨。首聯借用鄒衍大九州之說:「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表述近代世界不是以中國為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中國之外更有其他國家列強。頷聯承首聯詩意,以金朝女真姓氏蒲察借喻沙皇俄國,以九州薩摩藩借喻明治天皇日本,敘寫列強環伺,威脅中國。頸聯則敘寫自強運動以來,中國已接受西方文明而開始建設鐵路,並使用輪船航運。尾聯出句正用雍門子狄事典:「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裡。」(說苑.立節)明寫列強侵略已使群情激憤,暗諷朝臣無如雍門子狄請死鳴君,以退列強侵略。對句以盼望語作結,呼籲清廷不要再侷限傳統舊學「中國天朝」概念,應放眼世界,正視列強環峙之威脅,變法以圖強,國家終會重新強盛。
綜上所述,陳玉樹〈擬李義山重有感〉兩組詩,系統感評甲午、乙未年時事。不管是〈甲午冬其一〉總覽甲午開戰以來戰事,批評清軍將領株守以待,不惜棄甲賁軍;或是〈甲午冬其二〉諷刺平壤諸軍統帥葉志超偽傳捷報,率清軍不戰而潰逃;或是〈乙未夏其二〉專刺湘軍將領吳大澂自命不凡卻不諳軍旅;或是〈甲午冬其七〉諷刺遼河下游之役湘軍兵敗山倒;或是〈甲午冬其十〉諷刺北洋大臣李鴻章主導之北洋艦隊及培養之淮軍將士竟一戰全隳;或是〈乙未夏其十〉諷刺清軍毫無軍紀,皆在諷刺清廷軍事之無能。其次,從〈甲午冬其五〉由安維峻疏劾李鴻章而被革職從軍,揭露清廷後黨求和派之權重及根深;〈甲午冬其九〉由江西巡撫德馨於遼瀋遍烽煙之際仍大作生日,痛斥封疆大吏之醉生夢死及不恤國事;〈乙未夏其九〉由畿輔災荒饑饉的原因,諷刺清廷政治腐敗;〈乙未夏其一〉、〈甲午冬其六〉、〈甲午冬其八〉刺李鴻章赴日議賠償钜款;到〈乙未夏其四〉、〈乙未夏其五〉刺清廷割棄臺灣,無不諷刺清廷政治之腐敗。最後,批評科舉舊學之弊端方面,如〈乙未夏其三〉由兵敗乞和而及於人才問題;如〈乙未夏其十六〉由茶桑金銀難保而及於理財問題,皆批判科舉選士之弊;如〈乙未夏其十七〉由列強威脅而推測戰後國家之安危,由當前時局艱難而預言三十年後國家之貧弱,批判傳統舊學華夷觀之弊;如〈乙未夏其十八〉由列強環峙之威脅,而呼籲清廷不要再侷限傳統舊學「中國天朝」概念,應放眼世界,變法以圖強,國家終會重新強盛。此類詩篇不僅是陳玉樹個人有感國事蜩螗,遂以詩言志,抨擊時政,而且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甲午戰後士人普遍的覺醒。
四、摹體型模擬
文學上的模擬範型可以分為三種,分別為宗本型、摹體型及仿語型模擬。其中摹體型模擬的特徵有三端:一是因襲前行文類的「體製」。二是模寫前行作家所開創的題材類型。三是以前行作家作品所創造的「體式」為理想「典範」,而模習之。[39]陳玉樹不少詩篇之中,錢仲聯所輯《清詩紀事》和阿英《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都很重視〈擬李義山重有感〉組詩。在典範與擬作之間,陳玉樹如何模寫李義山〈重有感〉所開創的題材類型?從此一角度切入,能見出陳玉樹對典範的「同情共感」,藉「擬」感評時事,以抒發情志。以下略自「語言經營」、「題材鋪展」及「情志表現」三個面向進行論述。
(一)語言經營
陳玉樹模寫李義山〈重有感〉,從語言經營這一個層面來看,「用典」、「虛字」兩者最為可論。「用典」可以達到古今兩種異質經驗的對照[40]。其中還可以分成「用事」及「用詞」兩類。用事,是使用古代典籍所載或真實或虛構之事件,以組成詩的詞或句。用詞,則是使用古代典籍中既有的詞彙,不含任何事件。
李義山〈重有感〉頷聯「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用竇融及陶侃兩個故事,暗諷劉從諫遲遲沒有興兵勤王。陳玉樹用典的情況在擬作中也相當普遍,不僅在頷聯用事,例如〈乙未夏其四〉頷聯「往事怕談施靖海,荒祠羞見鄭延平」用施琅及鄭成功故事,諷刺清廷割棄臺灣。〈乙未夏其九〉頷聯「三旨相公仍柄國,十錢主簿苦營財」用王珪及魏宗室拓跋慶智事典,諷刺京師宰輔之臣庸碌及辦事官員貪鄙。也會照應前後詩意在頸聯用事,例如:〈甲午冬其二〉頸聯「綸扉衣缽秦長腳,幕府裙釵楚細腰」使用秦檜及楚靈王故事,嘲諷葉志超身在平壤戰場,心卻想退逃,所率領諸軍不敢與敵決戰,戰死沙場。〈乙未夏其一〉頸聯「李綱空阻捐三鎮,師道徒聞制兩河」用李綱及種師道事典,諷刺李鴻章使日議及割地。〈乙未夏其二〉頸聯「深源名譽傾王謝,次律賓朋仗李劉」巧設殷浩及房琯事典,明褒暗貶吳大澂不諳軍旅。〈乙未夏其十七〉頸聯「贊普棄宗饒勇略,匈奴冒頓有英風」用吐蕃贊普棄及匈奴冒頓事典,借喻外國列強威脅。
用典所體現的才學本身只是一種手段,重要的是能否表現情志,若為了逞材而使典故堆垛,就會使詩意晦澀。「用故實組織成詩」(由拳集.文論)是明人屠龍對宋詩的批評,李義山體開啟宋詩好用典的詩風,其詩用典頻繁,如〈重有感〉八句中三、四句都是典故。另一位明人王世懋《藝圃擷餘》雲:「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如何耳?」[41]典故包含著豐富的歷史事實和深奧的哲理,典用得好,用得巧,能開拓出無限的藝術境界,給人無盡的回味。宋人魏慶之《詩人玉屑》將用典方式分成兩種:「有意用事,有語用事。」[42]所謂「意用事」的典故是在詩歌中傳遞是一種內心的感受,例如李義山〈錦瑟〉中間兩聯化用莊周夢蝶、望帝化鵑、鮫人泣珠及藍田生玉的故事,傳遞一種迷茫朦朧的情感氛圍,一種追憶華年的感受。所謂「語用事」的典故是在詩歌中表達具體的意義,例如李義山〈重有感〉頷聯「竇融表已來關右」指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陶侃軍宜次石頭」傷他鎮無與之同心,兼諷劉逗留不進[43]。這種用典方式比「替代性」用典[44]更含蓄委婉,多了一些涵義,是一種表達具體明確的意義形式。
陳玉樹擬作中「語用事」的典故方式運用相當普遍,例如上引「三旨相公仍柄國,十錢主簿苦營財」用王珪及魏宗室拓跋慶智之故事,委婉諷刺京師宰輔之臣庸碌及辦事官員貪鄙;又如「李綱空阻捐三鎮,師道徒聞制兩河」用李綱及種師道之故事,含蓄諷刺李鴻章力主和議,致使朝臣徒然諫阻割地之議;又如「深源名譽傾王謝,次律賓朋仗李劉」巧設殷浩及房琯之故事,明褒吳大澂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暗貶其依恃門生,不諳軍旅。這些例子都呈現陳玉樹用典之貼切,不會使詩意晦澀,都能表達具體明確的諷刺意義。
除了用典的部份之外,陳玉樹擬作在「虛字」上的經營頗值得注意。李義山〈重有感〉一詩中運用虛字不少,如二句「安危須共主君憂」的「須」、頷聯「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的「已」及「宜」、頸聯「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的「豈有」及「更無」、末句「早晚星關雪涕收」的「早晚」。此六見虛字在詩歌中有何用意?劉學鍇雲:「句中虛字,最見用意。次即以一『須』字指明此係義不容辭之責任。頷聯『已來』、『宜次』,前賓後主,敦促中隱含對從諫『宜次』而竟遲遲『未次』之不滿…『更無』者,絕無之意,深有慨於『安危須共主君憂』者竟坐視危局,能為『鷹隼』而不為也,感慨中復含憤鬱,於從諫則激之亦所以責之也。末聯『早晚』,猶『多早晚』,不定之詞,熱望中透出憂心如焚之情。」[45]李義山運用這些虛字的插入,就更能在〈重有感〉詩中傳遞細微感受,憑藉虛字的鋪墊,詩句也才能流動和舒緩。宋人《對床夜話》就特別說到虛字的功用:「虛活字極難下,虛死字尤不易,蓋雖是死字,欲使之活,此所以為難。」正因為李義山虛字用得好,所以整首詩蘊含相當纏綿沉鬱之感。正如第二節所引徐德泓《李義山詩疏》所雲:「此詩不惟抒忠憤之思,且著當時諸鎮之失。不激不尤不露,纏綿沉鬱,直入杜陵突奧,匪僅得藩籬而已。」或如施補華《峴傭說詩》所雲:「義山七律,得於少陵者深。故穠麗之中,時帶沉鬱。如〈重有感〉、〈籌筆驛〉等篇,氣足神完,直登其堂,入其室矣。」李義山〈重有感〉之所以能登堂入室杜甫沉鬱詩風,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其虛字的運用能表達詳盡委婉曲折的情感過程,構成回環往復的意脈流動。
陳玉樹擬詩也注意到了李義山〈重有感〉在虛字上的經營。例如〈甲午冬其九〉首聯「君恩深重未歸田,開府章江已七年」前句有一個「未」字,後句加一個「已」字,就有一種江西巡撫德馨蒙受君恩意想之外的驚訝感受,含蓄鋪墊了德馨置君憂國難於不顧,卻獨自行樂的諷刺涵義。〈乙未夏其一〉首聯「合肥韋虎不須歌,龍節星軺又議和」前句有了「不」字,後句有了「又」字,對李鴻章赴日議和就多了一份憤恨的感受,末句「千秋青史竟如何」有了反詰辭「竟如何」,諷刺李鴻章在詩裡的意脈就多了委婉與曲折。〈乙位夏其二〉尾聯「一戰頓教糧械盡,也應無面返湘州」前句用一個「一」字,後句用兩個「也」及「無」字,就多出了對吳大澂覆軍誤國的諷刺層次,也曲折隱含國事蜩螗的悲憤感受。〈乙位夏其四〉二句「開國經營幾戰爭」的「幾」字隱含清廷經營臺灣之不易,頸聯「山圍鹿耳門初啟,地割鯤身柱不擎」先用「初」字,後用「不」字,前賓後主的章法結構,悲憤中隱含對清廷開發臺灣之不易,竟割讓臺灣之不滿,末句「莫從天上告司盟」的「莫從」嘆語辭,曲折委婉透出憂心如焚之感受。這些例子都可以見出陳玉樹擬詩雖然無法達到如李義山運用虛字構成回環往復的意脈流動,但是其在虛字上經營的用心,委婉曲折傳遞細微感受,則與原詩如出一轍。
(二)題材鋪展
陳玉樹擬詩承繼原詩許多語言經營的型態,包括原詩常用的「語用事」,表達具體明確的意義形式,以及虛字的插入,委婉曲折傳遞細微感受。整體而言,陳玉樹擬詩在語言經營的方面,並沒有超出原作,已如上述。不過其在題材鋪陳方面,則呈現恢弘深細之傾向,繼承杜甫以來的「詩史」[46]精神。
李義山〈重有感〉是感甘露之事,專為劉從諫發。陳玉樹〈擬李義山重有感〉組詩則感甲午戰事,集中抨擊身兼將相的李鴻章,廣而及於國家機器的軍事、政治及科舉制度方面。在敘述事件時,陳玉樹選擇的是事件中感受較深、表現力較強的部分,不但對所敘的事有著真切的認識,而且在敘事的過程中融進了強烈的感情。〈甲午冬擬李義山重有感〉其六(居然元老總師干)、其八(營州鼙鼓震山陵)、其十(國恩養士重山河)及〈乙未夏擬李義山重有感〉其一(合肥韋虎不須歌)、其七(頓使金甌失帶方)皆刺寫李鴻章,其六、其八刺寫其賠償钜款,其十刺寫其主導之北洋艦隊及所培養之淮軍一戰竟隳,其一刺寫其赴日議和,其七刺寫李鴻章、經方父子合力割棄遼東及臺灣。每章既能獨立成篇,卻又相互聯結,構成一個刺寫李鴻章的主題篇章。陳玉樹從甲午戰爭中抽選四個有代表性的戰事片段予以描繪李鴻章,不但每章筆墨集中,以點概面,而且具體描寫了李鴻章在甲午戰爭的表現,達到了以詩證史的效果。
組詩文體最重要的特徵就是「組合」型態。有的是以時間組合,有的是以空間組合,有的是以樂章組合,有的是以意象勾連,有的是以邏輯關聯組合,有的是以情感流程,有的是以事件進程組合等等[47]。以「事件進程」來組合詩歌來看,組詩敘事因其對歷史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有較清晰的展示。〈甲午冬擬李義山重有感十首〉可以說是連章式「事件進程」組詩的體現。詩人因甲午戰爭而感發,全詩以第一首為綱,總覽開戰以來戰事,以清廷之失策與清將之窳敗為線索,逐層展開。在結構上,以第五首為前後兩個部份的轉接處。前四首重寫李鴻章所培養的淮軍將領,寫平壤戰役將士棄逃的悲憤心情;後五首重寫李鴻章赴日議和而賠償鉅款,寫國事蜩螗之感。十首之間,或承上啟下,或互相發明,或伏接遙應,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
〈乙未夏擬李義山重有感十八首〉則偏向以「情感流程」來組合詩歌,是按照詩人思想意識的流動來謀篇布局。詩的前三首即事生感,既諷刺了李鴻章赴日議和及吳大澂自命不凡卻不諳軍旅,又痛感科舉選士之無益戰事。第四首至第八首,痛斥清廷割棄南洋門戶臺灣全島及北洋門戶遼東半島之失,表達對清廷之無能,惟依三國干涉還遼,卻無法贖回臺灣。後十首或敘官員聚歛,或刺地方官貪鄙,或感科舉選士之弊,或寫清廷割地乞和,或敘清廷以天朝自居,都對統治者進行委婉的諷刺。末首總束全詩頓作高音,以表達民族復振的堅定信念。
綜合上述可知,原詩以簡單的題材表現甘露之變,擬詩則增而廣敘甲午戰爭,上引刺寫李鴻章的主題篇章,乃至「事件進程」組合之〈甲午冬擬李義山重有感十首〉及「情感流程」組合之〈乙未夏擬李義山重有感十八首〉,集中抨擊身兼將相的李鴻章,廣而及於國家機器的軍事、政治及科舉制度各方面。透過引史入詩、協調紀事與感事的聯章合詠方式,不再是同一題材的反覆吟詠,層層渲染,而是有明確的敘事意識,把組詩作一結構整體來安排,借首與首之間的連接,來表現事件的發展過程,把「史」真正落實到「詩」中,發揮了以詩證史的「詩史」精神。此為陳玉樹擬詩改創李義山原詩之處,能將範型轉化、挪移為自己獨特的書寫,形成自我生命歷程的印記。
(三)情志表現
前人對擬作的觀點,即使認為可觀,亦僅限語言形式,至於詩意內容,則多認定規模原作,乏善可陳,如顧炎武所云:「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作也。」[48]擬作既為模擬,步趨前人之意自是情理中事,然而擬作之佳者,往往在題材鋪陳上與原作異曲,挪移為自己獨特的書寫,如陳玉樹〈擬李義山重有感〉組詩,已如上述。至於在情志表現上,如何既模擬得體,又轉出成自我生命歷程的印記?乃值得探究之處。
賀裳《載酒園詩話》評李義山〈重有感〉言:「愚意義山位屈幕僚,志存諷諭,亦可嘉矣。」朱東喦〈東喦草堂評唐詩鼓吹〉則評言:「義山竭力摹倣杜工步,集中如此等作,皆深得杜工部之神髓。」屈復《玉谿生詩義》所云:「此首即杜之諸將也。」[49]杜甫〈諸將五首〉是一組政論題材的組詩。郝敬評曰:「此以詩當紀傳,議論時事,非吟風弄月、登眺遊覽,可任興漫作也。」(杜詩詳注.卷十六)陸時庸曰:「諸將數首,皆以議論行詩。」(杜詩總論)杜甫議論詩開創了「政論體」諷諭詩,不僅影響元稹、白居易諷諭詩的寫作[50],也成為晚唐李義山寫作政論體詩的摹寫典範。中國古代士人一向具有抗顏進諫的諫諍傳統,諫諍意識直至晚清都不曾停歇。[51]「政論體」諷諭詩正是古代士人諫諍意識的具體展現。所謂「政論體」諷諭詩是改創、融會了傳統五古詠懷、詠史、雜感、寓言類「興寄體」的詩體,而具有時事性、宏觀性及批判性。[52]李義山〈重有感〉在進行政治批評,是採用第三人稱的敘事方式,諷諭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應該「安危須共主君憂」,平定宦官亂政,以解唐文宗之憂患。由於採用第三人稱的客觀敘述形式,避免了因其中的規刺內容而可能導致對上位者的任何不恭,又使詩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旁觀評論者的獨立,可說是「政論體」諷諭詩採取的一種明智之情志表現策略。
陳玉樹擬詩三十八首基本上都是採取第三人稱的客觀敘述形式,其中有兩首較為特殊:
愁聞畿輔半汙萊,譏雀空倉劇可哀。三旨相公仍柄國,十錢主簿苦營財。
紫標黃榜多豪富,府海官山少異才。欲伏青浦慚白屋,罪言無路達銀臺。
(乙未夏其九)
此詩首聯「愁聞」及尾聯「欲伏」採用的是第一人稱敘述形式,表現聽聞京師附近田荒民飢的哀傷,欲隱逸卻自感愧對百姓,欲進獻批評朝政言論卻無路送達都察院的主觀切深感受。然而中間兩聯又轉換成第三人稱的客觀敘述形式,敘寫庸碌的宰輔之臣仍然掌握國家大權,貪鄙的辦事官員則極力謀求私財;京師官署如海、官吏如山,其中多豪富之家,而少異才之士。這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它表明詩人在言說自身處境的時候,由於沒有特定的指涉對象,所以採用第一人稱敘述形式。然而詩人的主觀意圖強烈指涉當權者時,詩人對詞彙的選擇以及敘述的語氣也會受到諷諭詩體裁的制約。正如趙毅衡所言:體裁是文本與文化之間的「寫法與讀法契約」。[53]詩就是詩,儘管效用都是在諷諭時政,它也不能寫成像實用性文類章表奏議的第二人稱體,總是在行文中一再透露:
大圜中裹地如球,海外今知有九州。西北雄風蒲察國,東南勁敵薩摩洲。
新開驛路金為埒,高掛雲帆鐵作舟。越甲鳴君情共憤!百蠻終獻吉光裘。
(乙未夏其十八)
尾聯「鳴君」的「君」稱謂,既有用雍門子狄事典的第三人稱客觀敘述語氣,又有指涉當朝君王光緒帝的第二人稱請求變法改革。考慮到君王之義的「君」在章表和奏議的言說方式,基本上已成為一種第三人稱指稱,而非臣下面對君王的第二人稱,所以此詩採用的語氣仍比較模糊,最後的請求是介於第二人稱及第三人稱之間。章表奏議的實用性文類,其第二人稱總是在行文中透露出來,不僅出現在落款及抬頭的稱謂上。陳玉樹「政論體」諷諭詩中的諷刺之作採用的客觀敘述形式,不僅避免了情志表現的內容直接關涉君王或上位者,而且符合詩歌體製的規範,有意或無意省略稱謂形式。
此外,陳玉樹擬詩以頓挫曲折的章法結構反應急遽變化的現實,以及表現抑鬱憂憤的情志。如〈甲午冬其二〉,通篇諷刺平壤諸軍統帥葉志超偽傳捷報,不戰而逃,而尾聯突入淮軍將領左寶貴派兵堅守葉志超之形象:「卿子冠軍差可喜,不隨河上共逍遙」。如〈甲午冬其三〉,通篇諷刺平壤戰役清軍棄逃,而尾聯敘寫淮軍將領左寶貴戰死沙場形象:「回首樂浪城畔路,裹尸馬革愧同寮」詩註左勇烈公寶貴。或如〈甲午冬其四〉,通篇諷刺李鴻章父子賣國,而尾聯卻推出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壯烈殉國形象:「苦戰誰援衝突將,樓船血濺海濤紅」詩註鄧壯節公世昌。或如〈乙未夏其二〉,通篇贊美湘軍將領吳大澂以天下興亡為己任,而尾聯突入遼河下游之役戰敗,無顏見湖南鄉民形象:「一戰頓教糧械盡,也應無面返湘州」。或如〈乙未夏其十一〉通篇諷刺地方官貪鄙,而尾聯敘寫遼陽知州徐慶璋誓死護位陪京瀋陽形象:「賴有遼陽徐刺史,不教封豕突昭陵」。或如全詩〈乙未夏擬李義山重有感〉十八首,或刺李鴻章誤國,刺敘官員聚歛,或刺地方官貪鄙,或感科舉選士之弊,或刺清廷割地乞和,或刺清廷以天朝自居,都對統治者進行委婉的諷刺,而末首尾聯卻頓作民族復振堅定信念的高音:「越甲鳴君情共憤!百蠻終獻吉光裘」。以上詩歌大都於頓挫之中以對立的形象造成反差,從而增強美刺效果的情志表現。
綜上所述,甲午戰爭的爆發,不但給社會的政治、經濟帶來巨大的衝擊,更給士人們的心理蒙上一層濃厚的悲憤,使甲午士人陳玉樹對造成國家衰敗的原因進行深入思考,遂擬李義山〈重有感〉詩體,不但模擬得體,又後出轉精,擴寫成三十八首組詩,集中抨擊身兼將相的李鴻章,廣而及於國家機器的軍事、政治及科舉制度方面,不僅蘊含原作所具有時事性及批判性,更透顯近代經受甲午戰爭的考驗而閃現的宏觀敘事性及沉鬱諷諭性。正如顏崑陽所言:文學心靈感知社會文化情境,而轉化為符號形式的文學存在情境,一方面受到社會文化情境與文學語言形式規範的制約,另一方面卻又經過文學心靈自主的選擇、想像、組構而取得合乎理想性的形質表現出來。[54]身處晚清動盪變革的時代,陳玉樹選擇李義山〈重有感〉為模擬對象,透過語言經營及寫作策略,保留範型足供辨識之特徵,而又能將範型轉化、挪移為自己獨特的書寫,形成自我生命歷程的印記。其在晚清李商隱接受史上應佔有一席之位。
[1]參看尚友〈歷史上鹽城文人存世著作略考〉,《鹽城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
二期。
[2]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3]錢仲聯《清詩紀事》,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4170。
[4]阿英《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臺北:廣雅書局,1982年,頁12-16。
[5]孫燕京〈論甲午詩的思想特色〉,《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5期,頁12。
[6]李生輝〈風雲甲午正氣篇-甲午戰爭詩歌綜論〉,《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
第2期,頁70。
[7]關捷等主編《中日甲午戰爭全史.思潮篇》,吉林:人民文學出版社,頁325。
[8]參看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
[9]吳調公《李商隱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210。
[10]參看米彥青《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北京:中華書局,頁217-230。
[11]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臺北:里仁書局,1997年,頁64-74。
[12]同上註,頁64。
[13]吳喬《圍爐詩話‧卷二》,收錄於《清詩話續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頁516。
[14]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題要.李義山詩集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295。
[15]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
[16] 劉學鍇《李商隱詩歌集解》一冊,北京:中華書局,頁132。
[17]劉學鍇《李商隱詩歌集解》一冊,頁130。
[18]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
[19]劉學鍇《李商隱詩歌集解》一冊,頁142、144。
[20]劉學鍇《李商隱詩歌集解》一冊,頁145。
[21]劉學鍇《李商隱詩歌集解》一冊,頁143、146、144。
[22]蔣方震〈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史〉,申報館編《最近五十年》(臺北:文海書局,2001年),1922年,頁131。
[23]梁啓超〈康有爲嚮用始末〉,《戊戌政變記》(臺北:中華書局,1969年),頁1。
[24]陳玉樹《後樂堂詩存》,收錄王春瑜編《中國稀見史料》,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
頁491。以下所引陳玉樹詩文本,將不再徵引書目,僅標示篇名。
[25]《東方兵事紀略.釁始篇》,楊家駱主編,《中日戰爭文獻會編》第二冊(臺北:鼎文書局,1973
年)。
[26]《東方兵事紀略.援朝篇》,楊家駱主編,《中日戰爭文獻會編》第二冊。
[27]《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楊家駱主編,《中日戰爭文獻會編》第四冊。
[28]阿英《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頁6。
[29]阿英《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頁6。
[30]《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北洋大臣來電》(1263),楊家駱主編,《中日戰爭文獻會編》第四冊,
頁35。
[31]錢仲聯《清詩紀事》,頁14170。
[32]錢仲聯《清詩紀事》,頁14170。
[33]《東方兵事紀略.海軍篇》,楊家駱主編,《中日戰爭文獻會編》第二冊。
[34]《清光緒朝東華錄.二十年十二月》,楊家駱主編,《中日戰爭文獻會編》第三冊。
[35]《清光緒朝東華錄.二十一年閏五月癸丑》,楊家駱主編,《中日戰爭文獻會編》第三冊。
[36]《清光緒朝東華錄.二十一年七月己未》,楊家駱主編,《中日戰爭文獻會編》第三冊。
[37]《清光緒朝東華錄.二十一年閏五月癸丑》,楊家駱主編,《中日戰爭文獻會編》第三冊。
[38]《清光緒朝東華錄.二十一年七月》,楊家駱主編,《中日戰爭文獻會編》第三冊。
[39]參見顏崑陽〈論「典範模習」在文學史建構上的「漣漪效用」與「鍊接效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頁796-808。
[40]參見劉若愚《中國詩學》下篇第三章〈典故.引用.脫胎〉,臺北:幼獅出版公司,1985年。
[41]王世懋《藝圃擷餘》,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3年,頁775。
[42]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七),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3年,頁147。
[43]賀裳《載酒園詩話》,劉學鍇《李商隱詩歌集解》一冊,頁141。
[44]所謂「替代性」用典是指實際意義完全相同,內涵外延沒有擴大或縮小,是一種最低層次的借喻,例如範德機《木天禁語》所云:「詠婦人者,必借花為喻;詠花者,必借婦人為喻。」載入何文煥編《歷代詩話》,頁748。
[45]劉學鍇《李商隱詩歌集解》一冊之按語,頁147。
[46] 「詩史」作為一個有特定含義的名詞見于文獻大約始於晚唐孟綮《本事詩》中對杜甫詩的著名評述:「杜(甫)逢(安)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到了宋代,「詩史」已經成為評論杜詩的常用術語,如《新唐書.文藝傳》稱譽杜甫「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南宋魏了翁更進一步認為:「杜少陵所為號『詩史』者,以其不特模寫物象,凡一代興替之變寓焉。」從宋代開始,「詩史」一詞開始被用來稱呼其他詩人敘寫時事的篇章,如李玨《書汪水雲詩後》:「唐之事記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趙翼《甌北詩話》:「梅村亦可稱『詩史』也。」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公度之詩,『詩史』也。」宋末元初詩人汪元量、明末清初詩人吳偉業與清末民初詩人黃遵憲的作品由於多敘國家滅亡前後史實而被同時代的詩評家稱為「詩史」。總而言之,所謂「詩史」一方面是紀錄詩人所見聞經歷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為後世保留史料;另一方面則是有意識地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待詩人所處的時代,試圖勾勒出「一代興替之變」。有關「詩史」之論述,可參見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臺北:學生書局,1992年、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
[47]李正春《唐代組詩研究》,江蘇:鳳凰出版社,2011年,頁181–222。
[48]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文人摹倣之病〉條(臺北:臺灣商務,1956年)第四冊,頁12
[49]劉學鍇《李商隱詩歌集解》一冊,頁141、145、144。
[50]元稹〈樂府古題序〉在追溯新樂府諷諭詩源頭時,稱「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
[51]參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52]參見謝思煒〈白居易諷諭詩的詩體與言說方式〉,《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頁43-47。
[53]參見趙毅衡《符號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39。
[54]參見顏崑陽〈「抒情文學史」的反思與「完境文學史」的構想〉,《清華中文學報》,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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