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中文系「群流會講」部落格

1031第四次群流會講meeting 2014年10月29日(三) 18:30-20:00

主講人：張柏恩(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主 題：甲午戰爭詩集體諷諭意識之探析—從諷諭動機的角度切入

甲午戰爭詩集體諷諭意識之探析

—從諷諭動機的角度切入[1] 

張柏恩[2] 

    那些在他們的人格形成期中接受同樣的印烙的人構成一個世代。在這個意義上，一個世代是由一個緊密的人群所組成的，他們透過在人格形成期所經驗的共同的歷史事件和變化而構成一個渾然一體的單位，儘管他們之間有其他的歧異。    —狄爾泰（Wilhelm  Dilthey）[3] 

一、問題導出 

    對甲午戰爭文學進行專門研究的成果不多，論文數量有限，選題角度不豐富。其中，廖漢臣〈甲午之役在文壇上的反應〉[4]則是目前所見，最早研究甲午戰爭文學的論文，內容主要敘述奏章、政論、實記、小說與詩歌五種文類各在文壇上的反映，並強調甲午戰爭是乙未之役的發端，有意識地將兩大戰爭事件的文學影響作分開討論。李侃〈甲午衝擊在思想文學領域引起的變化〉[5]是同類文章中較早的論文，但不屬於專門的文學研究。蔡國梁〈甲午戰爭的重視—中東大戰演義〉[6]作為甲午戰爭唯一的演義小說，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考證與分析，但角度與結論可以再作討論。 

    1994年至1995年為了紀念甲午戰爭一百周年，裴效維、李生輝等學者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代表的論文有從綜觀角度略論甲午戰爭文學的內容，如裴效維〈甲午百年祭—近代甲午戰爭文學略論〉[7]，有從綜觀角度專論甲午戰爭詩歌，如李生輝〈風雲甲午正氣篇─甲午戰爭詩歌綜論〉[8]，也有從藝術與思想兩方面來論述甲午戰爭詩歌的特點，如李生輝〈論甲午戰爭詩歌的藝術成就〉[9]，是甲午戰爭文學研究論文發表數量最多的時期。進入二千年以後，研究的角度趨於多樣，如魏中林〈「普天忠憤」鑄詩魂：論甲午戰爭愛國詩潮〉[10]一文中，提出了以普天忠憤為特徵的愛國詩歌創作潮流的觀念。夏曉虹〈日本漢詩中的甲午戰爭〉[11]一文，採取的是日本漢詩角度，爬梳日本漢詩人對清日戰爭的想法。 

    近年來大陸學界繼承了阿英所蒐集整理的《近百年國難文學大系》，王向遠等人合力寫成了一本《中國百年國難文學史》[12]，其中第三章〈甲午戰爭文學〉從褒貶之聲、悲憤之詩到幻滅與反思等三節的論述內容來看，是以愛國情感作為主線貫穿起來。此外，《中日甲午戰爭全史．第五卷思潮篇》[13]第四章〈甲午文學〉第一節專門論述甲午詩歌，綜觀其內容包括：揭露清王朝的腐敗與清軍的無能、謳歌堅持抗敵的愛國軍民、呼喚堅持抗敵的愛國軍民，以及揭露日本侵略罪刑。 

    有些學者則從甲午戰爭中特別標舉乙未割台戰爭文學作研究。其中，方豪〈詩人筆下的臺灣淪陷〉[14]是首篇研究乙未割臺戰爭詩的論文，學術意義重大。文中內容除了節錄代表性的戰爭詩，佐證其論述乙未割臺戰役發生的事件，並初步考證前人選詩文獻的內容，可見學者考證之功。廖漢臣〈乙未抗日在文壇上的反應〉[15]是第二篇研究乙未割臺戰爭詩的論文，內容以詩佐史，並整理出詩人的小傳。賴探玄〈臺灣民主國詩話〉[16]主要是以臺灣民主國時期重要人物的詩歌，進行史料整理，對詩歌內容作簡單敘述，並依人繫詩，羅列相關乙未割臺戰爭詩，類似傳統詩話的敘述方式。曾迺碩〈乙未割臺詩選〉[17]主要是增補廖漢臣〈乙未抗日在文壇上的反應〉一文中所漏收的中國遊宦，或是未曾來過臺灣的中國詩人戰爭詩，增補意義大於論述價值。陳漢光〈乙未之戰與中國詩壇〉[18]一文主要的見解是認為乙未割臺戰爭的性質不同於甲午戰爭，甲午戰爭是清日兩國之戰，乙未割臺戰爭則是中華民族與日本民族之戰，民族精神覺醒後之中日戰爭。此外按照詩人情感角度，對乙未割臺詩壇分成激憤、勵志、哀傷與自以為安慰，以及崇拜英雄四大類的戰爭詩。程玉鳳〈從藝文反映臺胞乙未抗日史詩〉[19]一文以詩繫史的敘述方式，並採用洪棄生《臺灣戰記》、吳德功《讓臺記》、連橫《臺灣通史》等文獻來佐證其敘述的詩文內容。 

    李瑞騰〈海天孤憤－反映乙未割臺事件的詩之悲情〉一文繼承了前人的觀點，並有所突破，在文末提出了「抗議精神」的論點： 

      乙未割臺之後，歷經半世紀，臺灣同胞在日帝鐵蹄下之下痛苦呻吟，備受壓制與剝削，此期間詩人抗議日帝之聲此起彼落，或大或小，或隱或顯，詩不分新舊，皆充分發揮詩之反映或批判現實的功能，其所繼承的，正是乙未詩人建立起來的抗議傳統。[20] 

文章分論內渡的丘逢甲、倡建民主國的陳季同、內渡後回臺灣的王松三人，以建構乙未割臺事件詩的悲情，並提出乙未割臺戰爭詩是日治時期，臺灣抗議詩的濫觴。強調乙未割臺詩歌的悸動與憤怒，並分列「乙未割臺事件」、「孤臣無力可回天」、「海天何計挽狂瀾」、「如此江山作付人」等小節分論，以乙未割臺詩歌佳句作為篇名，敘述內渡的丘逢甲、倡導民主國的陳季同，以及內渡後返臺的王松三人的詩歌，建構乙未割臺事件詩的悲情，並且提出日本人治臺後，臺灣人的抗議精神都是繼承乙未詩人所建構的抗議傳統。 

    李瑞騰所謂的抗議精神的論點，啟發了余美玲對日治時期臺灣遺民詩的研究，在其《日治時期臺灣遺民詩的多重視野》一書中做了更精細的論述[21]。近年來臺灣學界專論乙未世代個別文人的論文，如魏仲佑〈丘逢甲及臺灣割讓的悲歌〉、向麗頻〈施士洁乙未內渡懷鄉詩初探〉、楊淑玲〈離亂全生只賞詩—論王松其人與詩〉、李知灝〈吳德功的割臺經歷與心境轉變〉、劉麗珠《臺灣詩史－洪棄生詩與史研究》等文章，開始對乙未世代文人作個別討論。余美玲《日治時期臺灣遺民詩的多重視野》更是將其之前所論乙未世代文人的遺民文學作一通論。 

    龔顯宗〈乙未割臺與舊詩變貌〉[22]文章分論「臺籍詩人的變革」、「大陸詩人的變革」、「從舊詩變貌到詩界革命、終而引發文學革命」三節，提出乙未割臺舊詩是寫實記事為主流，其中黃遵憲、丘逢甲、連橫的詩史式詩歌，更是引發了晚清詩界革命。 

    高嘉謙博士論文《漢詩的越界與現代性：朝向一個離散詩學（1895-1945）》[23]第三章〈丘逢甲與漢文學的離散現代性〉主要論述乙未內渡詩人丘逢甲如何創作詩文以「念臺」存史。第四章〈殖民與遺民的對視：王松與洪棄生的棄地書寫〉則論述乙未割臺的流離創傷，由棄地而成殖民地的空間改變，王松與洪棄生的詩文書寫蘊含了多少文化遺民的空間與時間意識。 

    王淳純《馬關割臺與乙未抗日之詩壇評議研究》[24]是首部專論乙未割臺戰爭文學的碩士論文，主要繼承廖漢臣〈甲午之役在文壇上的反應〉與〈乙未抗日在文壇上的反應〉的研究成果，有系統地將乙未割臺相關詩詞所描寫的事件，更明確地呈現出來。論文章節分為「緒論」、「馬關割臺事件始末」、「馬關割臺於詩壇之反應」、「乙未抗日事件始末」、「乙未抗日於詩壇之反應」、「結論」六部分。採取以詩佐史的論述方式，詳加考證甲午戰爭與馬關割臺議和後，臺灣民主國成立與乙未抗日始末的過程，並鎖定論述詩歌分別對馬關割臺與乙未抗日之反映內容，呈現詩壇的悲憤情緒。 

王嘉弘《乙未割臺文學文獻研究》[25]是在吳福助「臺灣割讓、光復文學文獻比較研究國科會計畫」基礎上完成的博士論文。透過全面性的蒐羅臺灣地區諸多文獻，來探討乙未割臺文學作品文獻、乙未割臺文學評論文獻、乙未割臺文學歷史文獻，以及乙未割臺文學研究文獻四方面，企圖完成「乙未割臺文學文獻彙編」。在「乙未割臺文學文獻彙編」的架構下，同時透過文獻學方法與分辨乙未割臺、領臺戰役、甲午戰爭三方面應區分與重疊的觀念、定義，以及歷史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來看出這批「乙未割臺文學文獻彙編」的意義與價值。此論文後來經過修改，出版成專書《如此江山—乙未割臺文學與文獻》[26]，其主要論述是承繼前輩學者廖漢臣、陳漢光的論點，區分乙未割臺文學與甲午戰爭文學、領臺戰役文學的不同，認為乙未割臺文學是臺灣傳統文學中遺民文學、抗議文學等的先聲。此外，將反映割臺事件的詩歌分成「時事」、「感懷」、「憑弔」、「酬酢」、「詠史懷古」五類作品進行舉例說明。另外，以乙未割臺戰役為背景題材的晚清小說之「劉永福」現象、臺灣傳統詩文在日治初期大量出現的「鄭成功」現象，或是乙未抗日人物的形象轉變等議題，進行簡單論述。作者花了相當大心力在作基礎性的文獻研究，可說是為未來研究「乙未割臺文學」奠定了第一序研究的基礎。

    由以上這些前行研究成果看來，對於研究甲午戰爭詩，能夠給予什麼樣的幫助呢？又點出了什麼問題呢？甚至能否提出新的詮釋視域，以突破前人的學術成果？ 

    前人針對甲午戰爭的文學研究成果雖不多，但是為後人研究此論題奠定了一定的學術基礎。我們可以發現早期學者在研究「甲午戰爭詩」時，是在「以詩文證史」的視野下作詮釋，雖然都能有一得之見，然卻因為沒有對詩歌文本作深入的分析，因此，研究得出的成果常是將詩歌作為歷史背景的輔助性說明，以至於形成歷史文獻，比較好的研究則建構一套歷史論述。晚近學者則鬆綁「詩文證史」的視域，改採文學角度切入，在前人文獻考證的基礎上，得到許多不同以往的文學論述，得出的研究成果雖然各有所見，但不夠細膩深刻，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是在進行分析文本之前，沒有針對所要討論的關鍵詞進行清楚界義。因此本文在開展論題前，會針對討論的關鍵詞，如核心概念「甲午戰爭詩」，進行義界與範圍的釐定，以確保論述的有效性。 

    反思學術界的戰爭詩研究，其論述的角度不外乎兩個面向：一是「歷史性考察」，二是「純粹性審美」。前者所預設的詩歌本質論是歷史的文獻，將詩歌作為史料，考察外在的歷史事況，因此作品如何反映時事發展、經濟失序、軍事狀況等，以及對戰爭表現的態度，乃是詮釋的重要主題，這就是學界一般所謂「外部研究」；後者所預設的詩歌本質論是靜態化的藝術品，將詩歌作為抒發內心的審美經驗，因此作品如何表現聲律、修辭、結構、意象等，以及所呈現的審美趣味，乃是論述的重要焦點，這就是學界一般所謂「內部研究」。偏向戰爭詩的「內部研究」以張娣明的論文最具典型，其《三國時代戰爭詩研究》與幾篇討論魏晉時代個別詩人的戰爭詩[27]，梳理了魏晉時代詩人戰爭詩的形式筆法與修辭運用，很見論述用心；偏向戰爭詩的「外部研究」數量較多，以洪讚與王福棟論文最具典型，洪氏與王氏《唐代戰爭詩研究》[28]同樣以考察唐代戰爭詩如何反映唐代戰爭為論述重點。洪氏對唐代戰爭詩的研究分為初、盛、中、晚唐四個時期來進行；王氏則在洪氏的基礎上，考察唐代戰爭詩的歷史想像、功名追求與女性形象，都能覺察到學術研究的企圖。 

    本文在戰爭詩研究學術傳統中進行反思，跳開這個已行之數十年的雙主流性論述視角，試圖從文學活動所關係到的社會文化環境這個面向，去研究甲午世代群體詩人的「集體諷諭意識」。也就是說，從「集體諷諭意識」的詮釋視域對「甲午戰爭詩」作整體研究。所謂的「集體諷諭意識」，是討論甲午世代群體創製甲午戰爭詩必有意圖，他們透過文字書寫，隱藏的諷諭動機為何？ 

    立基於以上的詮釋視域，本文使用分析、歸納、分類、綜合等四種一般方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研究步驟如下：首先，針對討論的關鍵詞「甲午戰爭詩」，進行義界與範圍的釐定，以確保論述的有效性。其次，分析隱含於其中的集體諷諭動機。最後，將以上成果作綜合說明。

二、甲午戰爭詩的界定 

（一）「戰爭」涵義辨析 

    在清楚地界定「戰爭」一名在本文中的用法之前，我們必須先釐清單詞「戰」與「爭」在一般典籍中相關的用法。《說文》解釋「戰」為：「鬥也。從戈，單聲。」段玉裁注：「鬥者，兩士相對，兵仗在後也。」可知許慎解釋「戰」就是「鬥」，其本義為用武器相互搏擊。引申之後，「戰」可以泛指「搏鬥」的意義，如杜甫〈石壕吏〉：「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也可以泛指「戰慄」的意義，如《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它語。」 

    至於「爭」的本義，根據《說文》的解釋：「引也。從受厂。」段玉裁注：「凡言爭者，皆謂引之，使歸於己。」可知許慎解釋「爭」就是「引」，其本義為兩手奪取一物。引申之後，「爭」可以泛指「奪取」的意義，如《左傳》：「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也可以泛指「競爭」的意義，如《韓非子．五蠹》：「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又如《尚書．大禹謨》：「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然則，雙方之「爭」，並非必用「有形」的武器，有時也可運用「無形」的力量，例如權力、財貨。 

    「戰爭」連結成並列式合義複詞，最早見於秦漢時期的語用現象。《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戰爭」一詞乃合上述二個單詞之義，指的是兩個以上的敵對雙方，為了屈服對方的意志，奪取對方的土地、財貨，以實現自己的主張，而運用有形或無形的威力，給對方造成顫慄，以決勝負的鬥爭。自此而後，並列式合義複詞「戰爭」廣被使用，即以唐詩為例，直接使用「戰爭」複詞者，先有安史之亂時期詩人劉長卿〈至德三年春正月，時繆蒙差攝海鹽令，聞王師收二京，因書事寄上浙西節度李侍郎中丞行營五十韻〉一首長詩中的「朝市成蕪沒，干戈起戰爭」；後有中唐詩人聶夷中〈胡無人行〉：「自然胡無人，雖有無戰爭」。聶夷中此詩，完整地使用了並列式合義複詞「戰爭」，表達了對胡人的蔑視，以及邊塞雖有胡人而無戰爭的渴望。 

    胡雲翼《唐代的戰爭文學》認為戰爭是人類活動中一種最殘忍、最恐怖的現象，同時也就是最普遍的現象[29]。這樣對戰爭的定義過於寬泛，沒有將戰爭的特徵突顯出來。張娣明《三國時代戰爭詩研究》將「戰爭」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認為廣義的戰爭是把世界上任何事物之間的對抗與衝突都歸為戰爭，甚至可說人生即是戰爭；狹義的戰爭是廣義的戰爭中的一部分，是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才力與智力，以求本國生存的戰鬥行為[30]。這樣的定義不是過於寬泛，就是不夠適切，因為人生的衝突不一定就是戰爭，且戰爭發生的範圍不一定都是全國性的。王福棟《唐代戰爭詩研究》沒有對戰爭作定義，但是歸納出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所有戰爭都指向人本身，即剝奪人的生命、摧殘人性，造成各種人禍[31]。王氏雖然沒有對戰爭作定義，但是突出了戰爭造成各種人禍的特徵，戰爭造成的人禍不僅發生在戰場上，且影響了戰場後方的社會各層面。這是其所長，能深入到戰爭的影響層面，但是其所短，與其他學者一樣，都不從《說文》的界定對戰爭涵義作基礎探討，於是無法掌握戰爭涵義的明確界定。 

    綜上所述，本文對「戰爭」涵義辨析，首先認為「戰爭」是「戰」與「爭」兩單詞連結成並列式合義複詞。在此並列式合義複詞的基礎上，「戰爭」的涵義界定為兩個以上的敵對雙方，為了屈服對方的意志，奪取對方的土地、財物，以實現自己的主張，而運用有形或無形的威力，以決勝負的鬥爭。 

（二）「戰爭詩」界義 

    透過上一節的討論，可知「戰爭」的涵義是兩個以上的敵對雙方，為了屈服對方的意志，奪取對方的土地、財物，以實現自己的主張，而運用有形或無形的威力，以決勝負的鬥爭。底下，我們再進一步探討「戰爭詩」界義。目前學界對「戰爭詩」研究已初具規模，而「戰爭詩」研究往往又與邊塞詩、征戍詩、軍旅詩研究重疊在一起，因此在討論「戰爭詩」界義之前，必須先與「戰爭詩」相關的概念作區分，進一步確定「戰爭詩」的適切涵義。 

    1、戰爭詩與邊塞詩的區分。譚優學在〈邊塞詩泛論〉一文中為「邊塞詩」作了簡要的界定：「文學史上說的邊塞詩，以地域而言，主要指長城一線及隴西河右的邊塞之地。」[32]這是從地域上為「邊塞詩」作一個界定。胡大浚〈邊塞詩之涵義與唐代邊塞詩的繁榮〉則認為：「舉凡從軍出塞，保上衛邊，民族交往，塞上風情；或發反戰呼聲，或借咏史以寄意，或記現實之事件；上自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下及朋友之情、夫婦之愛、生離之痛、死別之悲，只要與邊塞生活相關，統統都可歸入邊塞詩之列。」[33]這是從內容上為「邊塞詩」作一個界定。王文進在《南朝邊塞詩新論》一書中詳細考辨《國語》、《史記》、《漢書》等史籍中「邊」、「塞」與「邊塞」的用法，認為三者在漢人的概念中，指涉的對象為胡漢交界的長城。並指出後代詩史上的『邊塞詩』，事實上所用的就是與漢代長城有關的典故[34]。這是從「長城」典故為「邊塞詩」的特徵作一個界定。由此可知「邊塞詩」的外延相當廣泛，因此「邊塞詩」有一部分會是「戰爭詩」，不過「戰爭詩」是不同於「邊塞詩」，如同洪讚《唐代戰爭詩研究》中認為「戰爭詩不同於邊塞詩，雖然邊塞詩中的極大部分是戰爭詩，但邊塞詩不等於戰爭詩，因為邊塞詩中還有描寫塞外風光或邊人生活的詩篇，而這些都不是戰爭詩。」[35]本文在區分戰爭詩與邊塞詩，首先會提舉「戰爭」的涵義作判別，如果一首邊塞詩的內容不指向戰爭，就不能歸類為戰爭詩；反之，即是戰爭詩。另外一個判準是區域的指涉性，邊塞詩主要的內容是指描寫長城一線及隴西河右的邊塞生活，無論是實寫還是虛構，其發生的區域是在「邊塞」；而戰爭詩則是按照「戰爭」的涵義作限定的，著重強調其發生的內容與「戰爭」相關，沒有特定區域的指涉性。 

    2、戰爭詩與征戍詩的區分。張治安〈詩經征戍詩簡論〉一文中為「征戍詩」作了廣狹兩義的界定：「征戍詩也即反映征戍、戍守及有關戰爭生活的詩歌。它有廣狹義之分。狹義的征戍詩，是直接地反映和展現戰爭場面、過程及結果的詩；而廣義的征戍詩，還包括了圍繞征戍這一中心，或曰具體指向而進行的戰前演習、戰後對結局的慨歎，也包括漫長的征戍生活給人的情感衝擊，包括對聖君良帥勇將的讚美等等。它是征戍生活的前後延伸，並擴充了狹義征戍詩的思想內容。因此，有習武內質因素的田獵詩、與征戍有關的行旅詩，甚至後來出現的部分邊塞詩等，都可視為廣義的征戍詩。」[36]征戍詩是戰爭詩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在區分戰爭詩與征戍詩，一樣會提舉「戰爭」的涵義作判別，如果一首征戍詩的內容雖然描寫戰爭，但卻以描寫征戍生活為中心，就不能歸類為戰爭詩；反之，內容以描寫戰爭為中心，即是戰爭詩。另外一個判準是戰後的影響性，征戍詩把戰場作為主要的描寫對象，不關涉戰爭發生後對社會的各種影響；而戰爭詩是按照「戰爭」的涵義作限定的，並不完全描寫戰場，同時描寫戰後造成的各種影響性。 

    3、戰爭詩與軍旅（事）詩的區分。張在存《三國軍旅詩賦研究》一文中為「軍旅詩」作了簡要的界定：「軍旅詩是指歌頌士卒將領（包括征戰中的君王），或虛擬的軍人形象在軍事戰爭中的生活狀態，以及由軍旅生涯觸發的獨特審美體驗的詩歌。」[37]這是從內容上為「軍旅詩」作一個界定。但是其在具體論述中，把一些戰爭帶來人民痛苦的戰爭詩，內容不包含在其界定的「軍旅詩」涵義，也都進行論述，顯然地其論述與界定產生了不一致性。胡大雷在《漢魏晉南北朝軍事戰爭詩研究》一書中對「軍事戰爭詩」作了寬泛的界定：「本書以軍事戰爭的視野確定與其有關的所有詩歌，既能最大限度地擴大軍事戰爭詩歌的研究範圍，以求其全，又緊緊扣住軍事戰爭這一核心；可以說，觀照範圍的擴大與全面，是本書研究的根本，本書研究就是強調對軍事戰爭活動進行全方位的、整體性的觀照。」[38]這是從範圍上為「軍事戰爭詩」作一個界定。由於界定過於寬泛，因此無法顯現「軍事戰爭詩」的獨特價值。其實，軍旅（事）詩也是戰爭詩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在區分戰爭詩與軍旅（事）詩，首先會提舉「戰爭」的涵義作判別，如果一首軍旅（事）詩的內容不指向戰爭，就不能歸類為戰爭詩；反之，即是戰爭詩。另外一個判準是社會的影響性，軍旅（事）詩重在描寫與軍隊與戰場有關的人事物，而戰爭詩是按照「戰爭」的涵義作限定的，著重強調的不只是軍隊與戰場，而是社會上所有參與戰爭及受到戰爭影響的人事物。 

    綜上所述，本文所界義的「戰爭詩」，其核心的概念是「戰爭」，界義有兩個判準，一是沒有特定區域的指涉性，也就是描寫內容不限定在邊塞或戰場；二是整個戰後的社會影響。總結而言，本文所指涉的「戰爭詩」涵義，是指兩個以上的敵對雙方，為了屈服對方的意志，奪取對方的土地及財物，以實現自己的主張，而運用有形或無形的威力，以決勝負的鬥爭。其內容雖然不限定在邊塞或戰場，但是包含戰爭發生進行的過程，以及戰後對社會的各種影響。如此涵義的詩，無論是實寫或是虛寫即為「戰爭詩」。 

（三）「甲午戰爭詩」的界定 

    「甲午戰爭」[39]，日方稱為日清戰爭，國際通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First Sino-Japanese War），指的是大清帝國和大日本帝國之間為爭奪朝鮮半島控制權而爆發的一場戰爭。1894年（光緒二十年）按照中國干支紀年，時年為甲午年，所以稱為「甲午戰爭」。 

    關於甲午戰爭開始時間共有六種說法：1.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日本聯合艦隊以交戰為目的，而離開佐世保港為開始時間，此說以日本學者有賀長雄為代表。[40]2.七月二十三日凌晨，漢城日軍攻占朝鮮王宮為開始時間，此說以日本學者中塚明為代表。[41]3.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海軍在豐島海域襲擊中國軍艦濟遠號為開始時間，此說以清廷光緒皇帝宣戰諭旨為代表。[42]4.七月二十五日，中國軍艦在豐島海域上，首先炮擊日本海軍為開始時間，此說以日本學者高橋作衛為代表。[43]5.七月二十五日，日本軍艦浪速號臨檢英國商船高升號為開始時間，此說以英國學者胡蘭德（T.E.Holland）為代表。[44]6.八月一日，中日兩國宣戰為開始時間，此說以英國學者克林為代表。[45]在此六說中，第4說是違背歷史事實；1、5、6說難以成立；只有2、3兩說既符合歷史事實，又在法理上能夠成立，只不過第2說指的是日本對朝鮮實際戰爭的開始時間，第3說指的是日本對中國實際戰爭的開始時間。[46]目前中、日史學界一致認定七月二十五日豐島海戰為甲午戰爭開始的時間。本文依從。 

    依據大陸學者戚其章《甲午戰爭史》一書旁征博引且嚴密考證下，甲午戰爭依據戰場轉換及雙方作戰態勢的變化，整個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與一個餘波。第一階段，從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七日，戰爭是在中國境外的朝鮮半島與黃海北部進行，陸戰先有成歡戰役，後有平壤戰役；海戰先有豐島海戰，後有黃海大東溝海戰。第二階段，從九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戰爭是在鴨綠江北岸與遼東半島進行，有鴨綠江江防之戰和金旅之戰。第三階段，從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戰爭是在遼東、遼南、遼河下游、山東半島與澎湖列島進行，陸戰主要有遼東戰役、遼南戰役；海戰則是威海衛戰役。四月十七日，李鴻章代表中國滿清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空前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宣告了甲午戰爭以日本的勝利而告終。 

    甲午戰爭的餘波是四月十七日〈馬關條約〉簽訂後，清廷竟永久割讓不是戰場的臺灣予日本，引發臺灣人民群起悲憤。臺灣反日勢力逐漸高漲，日本在獲知將無法和平接收後，決定以武力的方式接收臺灣。臺灣紳民於是成立「臺灣民主國」，並組織軍隊、鄉勇展開一連串反抗日本統治戰役，統稱為「乙未戰爭」[47]。「乙未戰爭」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北部的抗戰，從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日軍近衛師團在澳底登陸，至六月十一日日軍進入臺北城為止，期間臺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義勇軍統領丘逢甲分別離臺內渡。第二階段是中南部的抗戰，從六月十九日近衛師團自臺北南下，至十月二十三日日軍第二師團進入臺南城為止，期間大將軍劉永福堅持抗戰，終因糧餉盡絕，棄守府城內渡。 

    綜上所述，「甲午戰爭詩」的涵義為針對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戰爭持續近十五個月的甲午戰爭（包含乙未戰爭），中日敵對雙方，日本為了屈服中國的意志，奪取中國的領土、財物，以實現自己大陸政策的主張，運用有形或無形的威力，以決勝負的鬥爭。其範圍雖然不限定在邊塞或戰場，但是包含戰爭發生進行過程與戰後對社會的各種影響。其內容不外乎是敘寫甲午戰爭的場面、戰爭受害的景象與詩人對戰爭的看法及情感。如此涵義的詩，無論是實寫或是虛寫即為「甲午戰爭詩」。 

    「甲午戰爭詩」涵義界定清楚之後，接著就是要製作「甲午戰爭詩篇目」，以確定研究範圍。甲午戰爭詩除探求詩人個別詩集外，考量重要文本梳理之便，筆者嘗試採錢仲聯《清詩紀事》光（緒）宣（統）時期創作甲午戰爭詩的名單，並參酌孔廣德《普天忠憤集》卷十一、十二、連橫《臺灣詩乘》卷六與阿英《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卷一，所選錄有關敘寫甲午戰爭的詩歌。其中，詩歌作者限定為「甲午世代」。關於「世代」概念，歷史學家很早就關注到世代差異的現象，因而對「世代」一詞，提出許多界說，以便使「世代」的概念有助於分析詮釋歷史[48]。其中代表性學者德國年鑑學派史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是這樣界說「世代」概念： 

      大約同時生在同樣環境中的人，必然受到類似的影響，尤其是在他們的成長期。……這種來自同一年代的共同烙印正是造成一個世代（generation）的東西。……世代的週期絕不是規律的。當社會變遷的韻律或快或慢時，世代之間的邊界也隨之縮小或擴大……世代這個觀念是非常有彈性的。它與 那些我們感覺非常具體的事實相配合[49]。 

布洛克的定義，說明形成「世代」的最基本條件是大約同時代與同環境。他同時指出了「世代」的週期並不是規律的，這導引出「生物世代」與「歷史世代」的區別。「生物世代」屬於血緣（biological）與家系（genealogical）的關係；「歷史世代」則是歷史進程的產物。「生物世代」概念比較好理解，凡是人類血緣傳遞的生物周期，具有家庭關係都可以稱為「生物世代」，如祖孫世代、父子世代等。「歷史世代」概念比較不容易理解，它與「生物世代」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那麼如何界定「歷史世代」？我們可以援引著名德國學者狄爾泰的論述： 

         那些在他們的人格形成期中接受同樣的印烙（impressions）的人構成一個世代。在這個意義上，一個世代是由一個緊密的人群所組成的，他們透過在人格形成期所經驗的共同的歷史事件和變化而構成一個渾然一體的單位，儘管他們之間有其他的歧異[50]。 

狄爾泰的論述有助於我們理解構成「歷史世代」的關鍵要素有兩個，一為人格形成期中接受同樣的印烙，二為經驗共同的歷史事件。換句話說生活在同一個歷史時期，處於同一個社會階層而感受集體經驗的人們即是「歷史世代」。我們以「歷史世代」概念來詮釋甲午戰爭前和甲午戰爭後出生的詩人集體經驗，能有效的說明問題。因為如同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說：「吾國四千餘年之大夢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兩百兆以後始也。」[51]甲午戰爭的慘敗使得中國面臨嚴重的亡國危險，中國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沉淪，不僅為中國士人敲響警鐘，更促進中華民族的覺醒。所以，「歷史世代」概念在運用詮釋時，其重點在於「歷史世代和時代劇烈變化之間的關聯」[52]。也就是說，時代變化越劇烈，才越有可能產生如狄爾泰所說的印烙（impressions）之「歷史世代」。 

    對應到本文研究之「甲午戰爭詩集體諷諭意識」主題，甲午戰爭無疑是晚清時代變化非常劇烈的歷史階段。本文所指涉的「甲午世代」是甲午戰爭爆發時，已經是青壯年階段，且同屬士人階層，承襲《詩經》以詩批評時政的諷諫精神[53]。這樣界定清楚甲午戰爭詩作者世代的用意，即在於使研究範圍更為聚焦，不會產生偏離，以符應「甲午戰爭詩集體諷諭意識」之探討，以期獲致有效性的研究成果。所以，凡是不在「甲午世代」範圍的詩人所創作的甲午戰爭詩，儘管詩歌內容也諷諫時政，都不會歸入到「甲午戰爭詩篇目表」。篇目表分列為戰爭詩之詩題、詩人及出處，便於突顯一首戰爭詩與其他戰爭詩的關聯性，以及整體甲午戰爭詩的概況。詳見如附錄。 

三、甲午戰爭詩的集體諷諭意識 

    甲午戰爭詩「集體諷諭意識」[54]的現象，是上承先秦兩漢儒家美刺的「風雅」傳統。假如，我們從「諷諭性詩用」[55]社會行為的「動機」這個角度去分析，即可以發現甲午世代群體之間諷諭意識仍然有所分別。本文所稱之「動機」，係依據舒茲（Alfred Schutz,1899-1959）在《社會世界現象學》（The Phenomenology of Social World）對於「原因動機」（because motive）與「目的動機」（in-order-to motive）的區分。「目的動機」是指涉某行為者由於指向未來的某一目的，而導致他產生現在此一行為的意圖。「原因動機」指涉的是一個行為者由於過去的經驗，而導致他產生現在此一行為的意圖[56]。假如從社會行為的「原因動機」去解釋甲午戰爭詩「集體諷諭意識」現象之所以發生，顯然就是因為「甲午戰敗」。 

    「甲午戰敗」是甲午世代「集體諷諭意識」的共同性，然而不能僅止於共同性而忽略他們的差異性。從「原因動機」的差異性來分析，關係到此一動機的強弱程度，以及經驗與行為主體的切合程度，經驗越是切合於行為主體則動機越是強烈。我們從這樣的詮釋觀點考察甲午世代群體的「諷諭性詩用」社會行為，發現在「原因動機」的強弱程度與經驗切合行為主體的程度上，可以分為三個層級[57]： 

     第一是「切己性經驗」，吳湯興、吳彭年、易順鼎、許南英、施士洁、丘逢甲、謝道隆、王松、吳德功與洪棄生屬之。他們所敘寫之社會經驗多是個人親身之遭遇，他們都親歷戰亂，因此以甲午戰爭詩反映戰亂之「原因動機」最為強烈。    

    第二是「同情性經驗」，繆鍾渭、王春瀛、張錫鑾、陳鳳昌、陳寅、連橫、房毓琛、張其淦、楊毓秀、楊文萃、楊文藻、符天祐、毛乃庸、張之漢與王志修屬之。他們的戰爭詩雖多書寫非切己之客觀戰亂經驗，但卻能感同深受，對為國犧牲的將士與遭受苦難的平民，表以深切之同情。其經驗之切深程度較低，因此「原因動機」沒有那麼強烈。由於詩末多顯出詩人的批判，因此「目的動機」也就強烈一些。 

    第三是「旁觀性經驗」，以黃遵憲、陳玉樹為代表。和前二層級比較之下，他們的甲午戰爭詩多書寫旁觀所獲致之客觀社會經驗，常隱去「抒情自我」的色彩，多以低調語態代表甲午世代群體的發言，其軍政改革的「目的動機」極為明顯而強烈。 

以下分從「見證戰亂流亡」的「切己性經驗」、「讚美參戰軍民」的「同情性經驗」與「諷刺軍政腐敗」的「旁觀性經驗」三面向進行論述。  

（一）干戈不死貧猶幸，鋒鏑餘生竄可悲—見證戰亂流亡 

    反映戰亂之「原因動機」最強烈為「切己性經驗」，表現在書寫內容上為「見證戰亂流亡」。甲午戰爭誠然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大悲劇，對臺灣而言是無法抹滅的歷史傷痕，從甲午戰爭的戰敗，清廷割讓臺灣予日本，到臺灣民情激憤而有乙未抗日的產生，這一連串的發展形成中國近代的重大轉變，也使中國與臺灣之間的關係產生變化。甲午戰爭詩聚合甲午世代群體對戰爭的體察，以切身經驗鐫刻著戰亂流亡的苦難。其「見證戰亂流亡」之書寫特徵包括：1、題材多為個人遭遇戰亂經驗；2、多屬自敘性的敘述模式而非擬代性的敘述模式。 

1、題材多為個人遭遇戰亂經驗 

    首先，吳湯興、吳彭年、易順鼎三人親身經歷甲午戰爭，多書寫「決死從戎」的切身經驗，此經驗類型書寫語氣多慷慨激昂，表現效死沙場以建立軍功。例如臺灣苗栗人吳湯興〈聞道〉：「聞道神龍片甲殘，海天北望淚潸潸。書生殺敵渾無事，願與倭兒戰一番！」[58]表現吳湯興所關心者並非僅臺灣一島之安危，尤其在於全中國之安危，「北望」不僅望臺北，也望北京，書生憂國之情躍然紙上。第三句情感一轉，一轉第二句之悲傷，變化為殺敵之力量。末句胸懷忠義奮發之激情，蘊藏對國事之悲憤。三、四兩句看似用字淺白，然而證諸吳湯興事蹟，真是字字血淚！乙未年六月，日軍南犯，吳湯興與之戰大湖口。新竹陷後，七月聯合楊載雲新楚軍反攻新竹，八月與新楚、黑旗諸軍阻擊日軍於尖筆山、鵝卵面山與頭份庄。八月二十七日，與日軍戰於彰化城東南之八卦山，壯烈殉國，年僅三十六歲。 

    浙江餘姚人吳彭年以縣丞赴任臺北，適〈馬關條約〉簽訂，清廷割臺灣予日本，因滯留臺南，劉永福以其「韜鈐諳熟，膽略過人，甚器重之」[59]其詩〈次韻和易實甫寓臺詠懷〉其一：「定遠天教去復還，書生勳業出行間。澄清有志翻滄海，片石何年認峴山？姑息和戎仍逐鹿，果能堅壁早平蠻。包胥甘作秦廷哭，叱馭何辭九折艱！」[60]詩題「實甫」為易順鼎之字。易順鼎奉南洋大臣劉坤一之命，視師臺灣，寓臺南時，作〈寓臺詠懷〉組詩六首，記臺民抗日事蹟。連橫《臺灣詩乘》言：「哭庵（案：易順鼎，晚號哭庵）之作，和者甚多，而季籛之作尤悲壯」[61]。吳彭年亦和詩六首，此詩為第一首，為其組詩六首中最具代表性。全詩化用班超、范滂、杜預、申包胥、王尊事典，表現吳彭年胸懷澄清天下之志，渴望能在乙未抗日戰役中一舉成功，垂美名於後世，並勉勵易順鼎返回大陸，為拯救淪喪之國土臺灣，竭盡忠誠，以爭取援助，自己則將留守臺灣，為抵抗日軍侵占臺灣，將不辭戰爭艱險以慷慨赴義。乙未年七月中旬，吳彭年率黑旗軍北上；八月十三日，阻擊日軍於苗栗東畔山；八月二十二日與徐驤部義軍伏擊日軍於大甲溪；八月二十八日於彰化保衛戰中壯烈殉國，年僅三十九歲。據連橫《臺灣通史．吳彭年列傳》：「吳彭年殉國後，越數年，臺民送其骨歸粵，至其家，唯一老母，髮已白。」吳彭年果踐其詩言為忠臣烈士，立誓決死從戎。 

    甲午世代群體能以詩記錄個人從戎經驗的全過程，當屬易順鼎為典範。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起，其時易順鼎正為其母廬墓守孝滿一年，奉父命「墨絰從戎」，佐南洋大臣劉坤一幕，隨至山海關。〈馬關條約〉簽訂後，他兩度赴臺灣，與劉永福籌劃抗日事宜。臺灣失陷後，才回長沙。這段「墨絰從戎」期間，易順鼎北上詣闕、東投從軍、南下援臺、失望歸湘都有詩歌記錄，集成了《四魂集》[62]。易順鼎甲午戰爭詩創作大致可分為二個時期：一是自甲午年七月中日兩國正式宣戰，開啟甲午戰爭的序幕，他奉父命墨絰從戎，先撰〈陳治倭要義疏〉，繼而成為劉坤一的幕佐，隨其往山海關的時期。這時期的詩作編為〈魂北集〉與〈魂東集〉；二是乙未年五月，其奉劉坤一之命以「偵探情形」為名，赴臺時期，這段時間的作品編為〈魂南集〉[63]。 

    易順鼎在第一時期墨絰從戎的經驗，一開始是北上詣闕，撰〈陳治倭要義疏〉擬赴京伏闕上書。文中指斥李鴻章處置中日朝鮮戰爭之誤，請嚴旨責罰。易順鼎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憂患，也化為其詩作之字裡行間，如〈感事書懷八首〉其一：「羽書絡繹出三韓，又報倭奴起釁端。九葉藩封周正朔，千年禮樂漢衣冠。枕戈將士忘身熱，常膽君臣念齒寒。萬聖英靈在中夏，定教復衛有齊桓。」[64]詩中表現從三韓傳來緊急軍報，日本軍隊又在朝鮮挑起戰端，中國千年藩國朝鮮即將被日本侵奪，中國與朝鮮的關係為唇齒相依，一旦朝鮮被侵占，中國將陷入唇亡齒寒的困境，「定教」末句用齊桓助衛復國之事典，勉勵中國將士定會幫助朝鮮復國。全詩語氣顯得慷慨激昂。 

    然後是東投從軍，對劉坤一知遇的感念，如作〈和峴帥贈詩原韻二首〉其二：「感懷流涕匪無因，萬里馳書慰老親。幸比梁公門下士，敢云王令幕中賓。尸當裹革沙場葬，血可披肝黼座陳。苫塊餘生墟幕客，豈期重睹鳳城闉。」[65]易順鼎此次從軍，毫無他念，一位還處在服喪期的士子，之所以捨身赴戎機，立志馬革裹屍，一是奉父之命，二是憂慮國家安危，三是感念劉坤一之知遇。易順鼎因隨劉坤一赴東北戰場前線，駐兵山海關。戰事初期的詩作，都表現其對跟隨劉坤一出征，擔任其幕佐，懷抱極高的期待。不管是〈感事書懷四首〉其三：「欲報君親與知己，男兒端合死沙場」[66]還是〈感事書懷四首〉其四：「敢幕虎頭兼燕頷，幸攀鳳翼與龍鱗」[67]詩中都充滿願隨劉坤一效死沙場，建立軍功。 

    易順鼎在第二時期墨絰從戎的經驗，即奉劉坤一之命以「偵探情形」為名，兩次赴臺。第一次是乙未年五月二十九日，易順鼎過澎湖，抵臺南。閏五月十七日，返廈門，至南京謁見張之洞，請求其發兵救臺；又至武昌，請署理湖廣總督譚繼洵（案：譚嗣同之父）發電函給兩廣總督譚鐘麟，請求接濟臺灣。第二次是乙未年七月二十九日，抵臺南，親見劉永福，眼看大勢已去，於八月六日，返回廈門。[68]如其〈將自唐山赴臺灣同人賦詩贈行因和楊德甫兵部韻留別三首〉其一：「難向重華達片言，皋陶不下問沉冤。遊魂八極身為轡，賚恨千齡口似鞬。肯讓秦人翦鶉首，欲迴周紀次天黿。寸心自比夔江石，那信東吳未可吞。」[69]此詩編於乙未年五月。乙未年五月二日，臺灣紳民成立「臺灣民主國」，推舉署理臺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唐景崧電告劉坤一，請求相助。易順鼎請求前往臺灣，得到劉坤一的批准。詩中表明詩人自己多次上書，諫言割臺之弊，但都石沉大海。雖然清廷決議割臺，但是詩人依然對於援臺抱持極大的希望。尾聯用諸葛亮擺八陣圖以拒東吳陸遜留下的夔江石之事典，借喻自己毅然赴臺，將運用謀略幫助臺灣民主國對抗日本。 

    此外，易順鼎奉劉坤一之命，乙未年五月九日從天津坐船，五月十五日抵達上海，五月二十三日到廈門，五月二十八日乘英國「爹力士號」輪船出海，一路上赴臺的心境，也有詩呈現，如〈津舟感懷四首〉其二末聯「海波自綠池灰黑，送進田橫島上春」、其三末聯「但使天留人種在，珠崖還作漢神州」與〈閩州感懷四首〉其二首聯「珠崖棄地豈良圖，赤手擎天一柱孤」[70]詩中田橫島、珠崖借指割棄臺灣，無不表現其赴臺，已將死生安危付之度外，並全力支持乙未割臺保衛戰的感懷。 

    其他如〈別臺詠懷四首〉其四首聯「墨絰麻衣歲兩更，空悲萬里請長纓」，或是〈續別臺詠懷四首〉其三尾聯「總為死生難自了，人間天上兩高堂」，或是其四尾聯「回首鴉軍斜日遠，風雲無計起沙陀」[71]，都可見易順鼎奉父之命，墨絰從戎，東投從軍，至奉劉坤一之命，兩次赴臺，甘願效命疆場，援臺之志業，終究無所成，其別臺絕望之情，可謂溢於言表。 

    總之，無論是吳彭年、吳湯興，還是易順鼎的甲午戰爭詩多書寫「決死從戎」的切身經驗，表現效死沙場以建立軍功，語氣多慷慨激昂。 

    其次，割臺事件造成的局勢動盪不安，亂離成為甲午世代共存的時代背景。根據〈馬關條約〉的規定，臺灣居民自條約生效日（1895.05.08）起，給予兩年寬限期間，自由選擇去留臺灣，選擇期限的生效日是1897年5月8日[72]。對於仕紳階層而言，學者吳文星提到當時臺灣人內渡比例為當時內渡臺灣4456人中的五成，約為2230人左右[73]。究其原因，一方面仕紳家族多具有朝廷蔭封之功名，另一方面清廷也嚴令當時臺灣各大小官員必須內渡等。選擇內渡或是留守臺灣，其中的進退維谷之處，在當時任戶部主事的葉題雁反對割讓臺灣的電文中，已道出臺民內渡的困境：  

           今一旦委而棄之，是驅忠義之士以事寇讎。臺民終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隱痛矣！或謂朝廷不忍臺民罹於鋒鏑，為此萬不得已之舉。然倭人仇視吾民，此後必遭荼毒。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或又謂徙民內地，尚可生全。然祖宗墳墓，豈忍捨之而去！田園廬舍，誰能挈之而奔！縱使孑身內渡，而數千里戶口又將何地以處之？此臺民所以萬死不願一生者也[74]。 

甲午世代士人在此艱難的處境下，比之黎民大眾有更糾結的考量，黎民大眾面聯的主要是生死大關，士人階層則不僅多了一層科舉功名之抉擇，更有夷夏大防之憂慮。內渡似乎成了士人最適切的不得已選擇，如許南英、施士洁、丘逢甲、謝道隆、王松等人，他們都以切身經驗鐫刻著戰亂內渡的苦難。其中又可分為「內渡不歸臺」的切身經驗類型，許南英、施士洁、丘逢甲等人屬之；以及「內渡又歸臺」的切身經驗類型，謝道隆、王松等人屬之。 

    在「內渡不歸臺」的切身經驗類型中，詩歌書寫語氣不僅悲憤莫名，且多抒臺灣淪亡之悲。例如臺灣安平人許南英，甲午戰爭爆發後，任臺南籌防局統領，協助劉永福防守臺南。乙未年九月初五日，許南英內渡福建，寫了〈寄臺南諸友〉：「憶昔籌防局，鄉人義憤同。黔驢齊奏技，桀狗盡居功！含璧憐餘子，收棋誤乃公！幽冤千載後，誰為表初衷？」[75]表達自己沒能死守臺灣的遺憾，以及對抗日事業失敗的惋惜。並於廣東勾留一年後，在同宗親友建議下，離開中國前往新加坡謀生。丙申年九月初三日，詩人遙在南洋，此日正好是日軍登臺南一周年，詩人追思往事，作〈丙申九月初三日有感〉一詩，以抒淪亡之悲： 

      涼秋又是月初三。往事回思祇自慙。漢代衣冠遺族恨，順昌旗幟老生談。血枯魂化傷春鳥，繭破絲蠶未死蠶。今日飄零遊絕國，海天東望哭臺南[76]。 

全詩亡國的悲痛、思鄉的愁苦與未能挽救臺灣危局的自責交織在悲秋傳統。詩情悽愴，而不掩許南英身為士階層以天下為己任之襟懷。尤其尾聯敘寫自己飄零在南洋新加坡，除了感慨自己孤迥無依的遭遇之外，也不免要回首東望，失去家園臺南之痛，始終縈繞不去。全詩書寫語氣悲憤自責。在這裡，國家命運與個人命運的照映非常鮮明。 

    施士洁於乙未割臺後，選擇內渡，歸籍泉州晉江縣西岑故里。甲午戰爭中日開戰後，他積極協助許南英統領臺南籌防局，籌集防衛資金、招募兵勇，作〈同許蘊白兵部募軍感疊前韻四首〉組詩反映其事，其中「難憑內外雙重險，坐棄東南一大州」詩句，悲憤清廷竟然割臺；「飛芻輓粟渾閒事，爭奈雙眉急欲然」[77]詩句，則反映了臺灣戰局之危急。內渡後乙未年歲末，施士洁的家眷從臺南乘輪船，歷經風逆浪惡的艱險，才到廈門與其會合，如其〈避地鷺門，骨肉離逿數月矣，歲末始復團聚。舉家乘小輪船赴梅林澳，風逆浪惡，不得渡，晚宿吳堡〉詩句「今我僕僕胡為乎？鷺門作客攜妻拏。餘生虎口未云險，翻笑此行真畏途！火輪船屋小如斗，逆風颳浪山倒走。紅男綠女紛橫陳，船未離山僵暈久。」[78]具體地形容往來廈門與泉州之間搭乘火輪船，船身狹窄，且風浪險惡，船客們暈僵不識，當天海象不佳，只能滯留吳堡。虎口餘生之一家人終於乙未除夕，在祖籍泉州晉江縣西岑團圓，詩人感慨地寫下了〈乙未除夕山齋題璧六首〉，其中總領組詩第一首： 

            匆匆廿載故鄉違。親已無多友更稀。亭館久荒松菊在，溪山雖好釣游非。傷心舊雨成黃土，到眼浮雲幻白衣。我是遼東丁令鶴，百年華表始來歸[79]。

詩人面對久違的故里親友稀少的陌生感，以及舊雨成黃土的人事滄桑，如同遼東人丁令威返鄉，感慨城郭雖然舊好如初，人事早已面目全非。臺灣淪日，施士洁被迫放棄臺灣的家產基業，舉家返回沒有根基的祖居，一切從新開始，如組詩其六末四句：「田廬已逐鯤身去，妻子都從虎口來。博得圍爐今夕好，主人曾否笑開顏？」[80]本該是家人團圓的除夕，卻隱然透露著戰亂內渡後，詩人無法忘懷故土臺灣淪亡之創傷。詩人遭遇戰亂經驗都化成臺灣淪亡之悲，全詩書寫語氣流露悲憤感慨。

    在「內渡又歸臺」的切身經驗類型中，除了透過個人聲音訴說戰爭造成國破家亡苦痛之外，徬徨猶豫的心情更是溢於言表。我們試以王松為例，作深入討論。臺灣新竹人王松（1866-1930）面對日軍侵略故鄉臺灣的時代變局下，先是請纓殺敵，但卻投門無路，在臺灣淪陷後，改舊居「四香樓」為「如此江山樓」，取陸遊〈劍門城北回望劍關諸峰青入雲漢感蜀亡事慨然有賦〉詩句「如此江山坐付人」的國破山河意象，表現了遺民身份的憤慨。「四香樓」由個人修養生息的小我領域，轉向「如此江山樓」具有國家憂患意識的大我空間，何嘗不是詩人自我身分認同的建立[81]。乙未割臺後詩人選擇順著內渡潮，挈眷避地回泉州，海上遇盜，被洗劫一空，劫後餘生，幸賴他人相助，始得歸返晉江故里[82]。及至臺灣局勢稍定，王松選擇返回臺灣定居竹塹。〈海上望臺灣〉一詩是王松內渡避難時所作：

      如此江山坐付人，陋他肉食善謀身。乘桴何用頻回首，懶學長沙論過秦[83]。

詩中對清廷輕易地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感到無比的失望，以「肉食善謀身」蔑稱主持和議的高官。國政敗壞之所以如此？正因為人才不見用，如同其〈請纓〉所云：「請纓無路痛何如？且讀人間有用書。莫笑朝端多肉食，求才從不到茅廬。」[84]第三句「頻回首」的動作描述，呈現了詩人遠離俗塵的心情。末句用賈誼〈過秦論〉事典，以秦喻清，「懶學」兩字表現對國事不堪的深沉哀痛。詩人內渡回到故里，暫居晉江期間，將內渡艱難過程的心情化為〈喜抵錦江故里二首〉： 

      東南半壁戰塵昏，虎口餘生一息存。何用攜家方外去，避人此地即桃源。烽煙已遠夢還驚，渡海歸心對月明。遍歷江山詩暫老，新知面目見猶生[85]。第一首前兩句敘寫避難過程的驚險。三、四兩句則想像內渡後所居之處為成桃花源，寄寓詩人對現實的批判。對於「桃源」，王松沒有具體的著墨，但是從陶淵明以〈桃花源記〉為人們塑造出一個與世無爭的樂園開始，「桃源」成了文士心靈的終極嚮往，其隱含的意義一方面代表企羨進入理想之境的心理[86]，另一方面透顯出對時局的悲憤、無奈與感傷。第二首透過「烽煙已遠夢還驚」及「新知面目見猶生」的鮮明描述，側筆揭示了戰火造成的時代苦難，極具時代意涵與典型性。其他如〈感興〉：「兵燹殃千里，親朋散四方」、〈寫懷〉：「干戈不死貧猶幸，鋒鏑餘生竄可悲」、〈遣興〉：「東南半壁絕通津，那有桃源可避秦」[87]等詩句皆是描述其避難過程的苦辛。 

    對於逃離臺灣煙硝之地，來到原籍福建晉江，王松苦悶心情暫時得到解脫。然而諸多原鄉的適應不良症，又逮臺局稍定，王松最後仍選擇返回臺灣定居竹塹，其〈歸途雜詩五首〉其一：「千里故山青滿目，萬堆新骨白傷心」、其二：「江山慣作犒師牛，遂致輿圖盡海頭」、其三：「到處聽人笑聖清，惟知養士懶論兵」、其五：「愧無杜老哀時句，淚灑吟箋似血紅」[88]等詩句反映了王松回到臺灣愁苦的心情，以小代大的筆法，透過個人聲音訴說戰爭造成國破家亡之苦痛。 

     王松歸臺面對日本殖民統治，採取迂廻對應，但他的一腔義憤，由他自號「滄海遺民」可以得見，寫詩就成為他尋求逃避現實的地方，其無奈心情，可在〈感述〉詩中得到印證： 

      滄海遺民在，真難定去留。四時愁裏過，萬事死前休。風月嗟斷腸，山川對淚流。醉鄉堪匿影，莫作杞人憂[89]。 

王松以「滄海遺民」作為身份認同[90]，故鄉臺灣已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面對如此江山，心中不得不生起「真難定去留」的徬徨猶豫，使詩人「四時愁裏過，萬事死前休」。末聯雖似縱酒狂徒，事實上是借酒逃名，正是為了表現堅持氣節的心志。王松亂離的生命經驗化為重新認識江山的敏銳感，遺民的主體意識投影在「嗟斷腸的風月」與「對淚流的山川」。山川易主後，王松先選擇離臺內渡，後選擇歸臺隱居，寫詩與醉酒的生活方式成為他亂世的出處進退之方。 

    總之，王松將其「內渡又歸臺」的切身遭遇亂經驗，都化成一首首甲午戰爭詩作。在這裡，王松以個人聲音訴說戰爭造成國破家亡之悲痛，徬徨猶豫的心情溢於言表。 

    最後的一個遭遇戰亂的經驗類型為「戰亂留臺」，詩中不僅表現對乙未割臺的悲痛，更多的是表現戰亂與疫情的慘狀。當時能夠一反當時內渡潮，留守臺灣，見證戰亂流亡的詩人，就以吳德功與洪棄生兩人最具代表性。試以臺灣彰化人吳德功為例，作深入論述。 

    甲午戰爭日軍攻破澎湖時，吳德功應臺灣府知府孫傳袞之邀，籌設臺中聯甲局，並擔任聯甲局正管帶。主持聯甲局時，其竭盡地募練勇、捕盜賊，維持戰亂的社會秩序，如其〈讓臺記〉所載：「先是澎湖破，砲聲震天，人民大恐。孫傳袞命德功鼓舞舉人林文欽自募練勇，鎮紮城內。旋恐練勇生變，一夜撤歸。然是時早稻將熟，土匪揭竿而起，官眷行李多遭劫掠……彰化縣丁燮頗有膽略，命功招募練勇，以貢生吳景韓為副帶，每夜親行查巡，日間令練勇出城巡捕盜賊……地方以安。」[91]乙未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允將臺灣、澎湖與所屬島嶼割給日本。五月十二日，臺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倉皇內渡。五月十六日，日軍進入臺北城，臺灣府知府孫傳袞內渡。吳德功面對這樣的局勢，寫了〈割臺有感〉： 

          軍書旁午割全臺，數日奇聞遍九垓。約議馬關權相定，敕交燕埠使臣來。西清諫士圖恢復，東土遺民欲挽回。太息淡江花錦地，尸橫遍野哭聲哀[92] 

前兩聯除了描寫清廷代表李鴻章與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也敘寫清廷代表李經方與日本代表樺山資紀辦理交割手續。後兩聯則除了描寫當時主戰派的反對議和聲音，也敘寫臺灣人民抵抗日軍入臺北城而最終失敗。短短八句，涵蓋了〈馬關條約〉簽訂到臺北淪陷的過程，也見證了乙未割臺的歷史現場。 

    臺灣知府孫傳袞內渡，由黎景嵩代理其職務，於乙未年閏五月初五日，設立籌防局，抵抗日軍南下侵臺。七月七日，日本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近衛師團攻打彰化城，經浴血大戰，進陷臺灣府，並於七月九日攻佔彰化城，黑旗軍統領吳彭年等人力戰而死，據吳德功〈讓臺記〉所載，此次八卦山戰役，軍民死傷多達四百多人。吳德功親聞此役，感慨大勢已去，如其〈乙未八月有感〉： 

           陸沉猶未覩神州，海外干戈動不休。正朔於今更鳳曆，蓬瀛從此判鴻溝。心傷禾黍頻增感，變起滄桑孰解憂。太息中朝和議定，難將覆水挽回收[93]。 

首聯出句為「猶未覩神州陸沉」的倒裝，與對句合看，強調割讓臺灣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也是當時臺灣人難以想像的。甲午戰爭發生在遙遠的朝鮮與東北戰場，卻割讓不是戰場的臺灣給日本。這樣的奇局讓詩人感到莫名悲憤。頷聯則加強說明此悲憤，臺灣從此不再屬中華文化，將要歸於另一個政權。頸聯用禾黍之悲與滄海桑田之典故，用以加深詩人對乙未割臺的悲痛。尾聯則暗諷清廷簽訂〈馬關條約〉，並琯合全詩旨意，表現大勢已去的感慨。此詩以乙未割臺的時間進程，從朝鮮發生的成歡戰役到自己故鄉彰化淪陷的八卦山戰役，蘊含著詩人戰亂流亡的無限悲痛。 

    不過，在故鄉彰化淪陷之時，吳德功究竟何時逃離彰化城？前人的研究有幾種說法[94]。吳德功究竟身處何地，其選擇是內渡，還是留臺？其實從其〈乙未之冬合家寄寓甘井外甥林永生家，因入城一行，爰賦五古十韻〉一詩的詩題得知，吳德功在彰化城淪陷之後，選擇留臺，並從彰化城逃難到親戚家：

      出城已半載，束裝回故里。十室九無人，存者惟婦女。兵燹兼疫癘，輾轉溝壑死。婦兮哭其夫，母兮哭其子。霜風添悲酸，草木為萎蘼。門巷甚蕭條，垣墉都傾圮。衣冠非舊製，第宅易新主。滿目睹悽涼，瘡痍何時起。生者不得歸，死者長已矣！四野多哀鴻，嗷嗷嘆靡止[95]。 

吳德功在彰化城破之後，選擇先到甘井外甥林水生家，等待戰亂平息之後，又舉家搬遷到擺塘的自家別業，如其〈搔首問天歌〉[96]：「我家老幼出城避，初住甘井後擺塘」。然而一家人卻不幸在當地感染了瘧疾，大兒子誤服藥突然暴病而死亡，如其〈搔首問天歌〉「闔家染疫多熱症， 大兒誤藥遂暴亡」所述，只好再次投靠在甘井林水生家中。到了冬天，戰局較為穩定，吳德功才又回到故鄉彰化城。在這趟返鄉之路途中，讓詩人親臨戰亂與疫情的慘狀。「十室」之後的詩句描寫詩人眼前盡是一幅殘破不堪的悲涼景象。城中居民或逃難而喪生，或災疫而殞命，導致房屋空蕩蕩無人居住。男人或被徵調抵抗日軍而戰死，或戰敗逃難而亡於瘧疾，城中只存婦女，婦女悲痛自己的丈夫與兒子往生。如此荒涼的戰後景象，城牆破敗，市街蕭條，趁亂打劫，幸免於難的居民只能流離失所，繼續過著逃難的生活。此詩呈現的不僅是吳德功一家人的苦痛，更是乙未割臺之際，臺灣居民所遭遇的共同苦難經驗。 

    總之，吳德功系列的甲午戰爭詩作，都可見詩人乙未割臺的悲痛，其見證戰亂流亡的「戰亂留臺」經驗，無不表現戰亂與疫情迭交的慘狀。 

2、多屬自敘性的敘述模式而非擬代性的敘述模式 

    「見證戰亂流亡」之甲午戰爭詩多屬「自敘性」的敘述模式，也就是說作者自道其感情，自敘其言行，而非「擬代性」的敘述模式[97]，不假擬代言他人的觀點，以抒發其情志。即是自我抒情之作，只是所抒之「情」，就經驗內容而言，比較切合戰亂的社會性，而非虛浮的風花雪月。 

    就其所抒之情主要是「自我認同」的痛苦。乙未割臺表現的是清帝國政治正統的退場，以及日本開始殖民臺灣，臺灣遺民丘逢甲、洪棄生、王松等人面對日常時間錯落與文化秩序崩解，成為無所適從而迷失的存在主體。他們的位置及對傳統文化的想像追尋，卻不自覺的落在一個「遺民」脈絡，成為遺民論述裡的「文化遺民」[98]現象。幾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觀念面臨著空前的挑戰，文化失落的痛苦使甲午世代臺灣遺民具有一種共通的「文化遺民情結」，即是對「文化道統」的繼承，他們的所有言行幾乎都與這種「情結」相聯繫。我們試以「海東遺民」丘逢甲為例作說明。 

    臺灣苗栗人丘逢甲（1864－1912），詩文署「海東遺民」。甲午戰爭爆發，預感臺灣危難，號召臺民「人自為戰，家自為守」，並組建團練（後改稱義軍），「傾家產以為兵餉，不足則乞諸義士以助之」[99]。馬關約成，刺血上書，反對割臺[100]。及事無可挽回，遂倡自主抗戰，以保衛臺灣疆土。

    在臺灣士人看來，臺灣被割讓以後，異族對於執政權的掌握意謂著傳統文化價值與現實政治的分離，臺灣從此陷入了混淆顛倒之中，救亡成為時代的主題。 

乙未年五月二日「臺灣民主國成立」，唐景崧就任總統，丘逢甲則任「全臺義勇軍統領」[101]。五月十一日，日軍攻陷基隆；五月十二日，唐景崧內渡；五月十六日，日軍進入臺北城。駐守中部之丘逢甲原決定奮戰到底，在部將兼好友謝道隆以「臺雖亡，能強祖國則可復土雪恥，不如內渡也」為由勸導下，也決定內渡。究竟丘逢甲內渡時間為何？以及是否有捲款內渡？本文採取目前廣被學界接受的說法，丘逢甲內渡時間大約在乙未年六月六日至八日之間，即是唐景崧內渡後不久，在軍餉不足的情況下，也跟著潛逃內渡[102]。內渡離臺前，丘逢甲草書〈離臺詩六首〉，組詩有序：「將行矣，草此數章聊寫積憤，妹倩張君請珍藏之，十年之後，有心人重若拱璧矣。海東遺民草。」耐人尋味的是，丘逢甲攜眷離臺內渡到尚未滅亡之清國，卻把自己視為「海東遺民」，可見他心屬臺灣，臺灣已淪亡。六首離臺詩，當時寫於一本藥書扉頁，託妹婿張曉峰保管，可說是匆匆所作，如同丘琮所註：「此詩，乃公乙未夏將乘舟離臺時倚裝匆匆所作。」[103]丘逢甲將失臺之悲憤，「自我認同」的痛苦，全寄寓六首〈離臺詩〉：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虎韜豹略且收藏，休說承明執戟郎。至竟虬髯成底事？宮中一炬類咸陽。捲土重來未可知，江山亦要偉人持。成名豎子知多少，海上誰來建義旗？從此中原恐陸沉，東周積弱又於今。入山冷眼觀時局，荊棘銅駝感慨深。  英雄退步即神仙，火氣消除道德編。我不神仙聊劍俠，仇頭斬盡再昇天。亂世團圓骨肉難，弟兄離別正心酸。奉親且作漁樵隱，到處名山可掛單[104]。

丘逢甲企圖在〈離臺詩六首〉這一組詩中表達他「海東遺民」的感受。這組詩雖然由六首七絕組成，實際上是密切相連的聯章結構，他把臺灣被清廷割讓與自己「海東遺民」身分結合在一起。第一首一開頭諷刺李鴻章恃權而割棄臺灣，次句慨歎自己無力扭轉局勢，此前後兩句張力十足。末兩句用范蠡事典，借喻描寫如今自己功業無成，不得不扁舟內渡，去效法范蠡遯世隱居，在回望臺灣故土之際，不禁黯然傷神。第二首上承第一首詩意，補充說明自己如何功業無成。開頭兩句反用東方朔於〈答客難〉中設客難己，客難東方朔之典故，借喻說明自己如今被迫內渡，姑且把滿腹謀略收藏起來，也不必用東方朔的話語來自慰。末兩句用虬髯客與秦咸陽宮被焚事典，借喻我這個虬髯客到底成就何事？辛苦成立的民主國臺北總統府，就像火燒咸陽宮一樣，付之一炬。第一首「孤臣無力可回天」的悲憤語態，以及第二首「至竟虬髯成底事」的自責語態，無不表現詩人存在感的荒涼與「自我認同」的痛苦。 三、四兩首則轉為哀憫臺灣與整個中國變局，是詩人最牽掛，也最無力的心事，透顯出戰亂現實的殘酷。最後兩首則進一步深化組詩旨意，反思面對此變局，應該如何自處。第五首敘寫我現在還無意作神仙，姑且先做位劍俠，待我斬盡侵略臺灣的日軍，以及割讓臺灣的朝臣頭顱之後，再升天成仙也不遲。相對於第五首的失臺悲憤，在最後一首裡，詩人正視親友遭逢戰亂的現實，如同〈先兄滄海行狀〉所載：丘逢甲「與先考妣倉卒內渡，時已六月初旬矣。……時家小仍留臺中」；至六月以後，三弟樹甲、四弟先甲及家小另途內渡。「全家暫集於泉州，使回鎮平原籍。」[105]冷靜思考在亂世中先奉養父母，只好暫且隱逸飄泊。

      〈離臺詩〉六首組詩以自敘性的敘述模式，直接敘事抒情，不作意在言外之「比興」，描寫了一個時代，以及這個時代中的共同遭遇。丘逢甲深切的感受到，時代的不幸是個人不幸的源頭。丘逢甲對於自己離臺內渡是非常不甘心的，悲嘆「英雄末路」的作品在他的詩集相當多，尤其內渡初期，出現頻率更高[106]。內渡後第一年，丘逢甲正是驚魂未定時候，寫了一首七律〈天涯〉：「天涯雁斷少書還，夢入虛無縹緲間。兵火餘生心易碎，愁人未老鬢先斑。沒蕃親故淪滄海，歸漢郎官遯故山。已分生離同死別，不堪揮涕說臺灣。」[107]直接敘事抒情乙未割臺慘痛的失敗經驗。頸聯用蘇武事典借喻形容自己雖然內渡中國，卻仍留親故在異族統治下的臺灣。詩中交雜臺灣割讓之傷痛、離臺內渡之愧疚與故土臺灣之懷念。這裡所體現的正是一種日本殖民臺灣，呈現時間與空間脫序，強調政治、文化的悼亡。傳統士人緬懷執著文化道統的延續，體現了我們理解的「文化遺民」現象。 

    在這裡，丘逢甲的豪傑精神，不與當前的日本政權合作，公開領軍奮戰進行政治干預活動，即使離臺內渡也不忘復臺，這種困境中的堅持反而表現了「海東遺民」自我認同的痛苦。 

（二）刀圍大帳筍鋒密，挺然獨立閻生筆—讚美參戰軍民

    甲午戰爭詩不僅聚合甲午世代詩人對戰爭的體察，以「切己性」經驗鐫刻著戰亂流亡的苦難，如上節所述，也有以「同情性」經驗「讚美參戰軍民」之書寫內容。這類作品主要呈現二個特徵：1、題材多為非切己之客觀戰亂經驗；2、多以同情弔悼的態度，歌贊對象的精神境界，以反諷貪生怕死的將士。從這幾個特徵來看，其經驗之切深程度比較書寫「見證戰亂流亡」之「切己性」經驗來得低，因此「原因動機」也就沒有那麼強烈，但是「目的動機」就比較強烈一些。 

1、題材多為非切己之客觀戰亂經驗 

    首先，在甲午戰爭中，清軍屢戰屢敗，然而戰死將士則未嘗屈饒其志，每於劣勢已成，甚至敗局已定之際，卻表現出強烈壓倒敵軍之精神。他們或在甲午海戰與陸戰奮勇殺敵，血灑疆場，如北洋海軍之鄧世昌、林永升等，以及陸軍之左寶貴、戴宗騫等；或在乙未割臺戰役以弱禦強，壯烈殉國，如吳彭年、吳湯興、楊載雲等。甲午世代詩人以此非切己之客觀戰亂經驗為書寫對象，我們可以名之為「戰死將士」客觀經驗類型。此經驗類型的書寫多直接敘事抒情，不作意在言外之「比興」，語氣多慷慨悲壯。例如張錫鑾〈甲午中秋前日，左冠廷軍門戰歿平壤，詩以弔之〉是為頌揚左寶貴的英雄事蹟而作： 

      屹屹孤城獨守難，祖邦西望客軍單。大同江上中秋月，長照英雄白骨寒[108]。 

左寶貴的英雄事蹟為《東方兵事紀略．援朝篇》所載：平壤戰役日軍攻陷牡丹臺，左寶貴「知勢已瓦解，志必死，乃服黃馬褂頂帶登城指揮，遂連中炮，受傷墮地，猶能言，下城始殞。」全詩直接敘寫左寶貴率軍於朝鮮的平壤城，孤軍奮戰，西望清廷並無援軍到來。左寶貴壯烈犧牲於平壤城頭，只有大同江上的明月，照耀英雄的白骨。「長照英雄白骨寒」一句，語氣慷慨悲壯，既崇敬他孤軍抗敵的犧牲精神，又為他抱恨犧牲而屍骨難尋，痛惜不已。如同另一首詩王春瀛〈甲午三忠詩．左寶貴〉：「平壤城千仞，妖氛壓陣雲。熸師非戰罪，失利為孤軍。奮臂生吞虜，捐軀死策勳。大同江水綠，生渡看諸軍。」[109]詩人亦不以「比興」，而直接敘事抒情左寶貴為國犧牲。其中「奮臂生吞虜，捐軀死策勳」二句，語氣亦慷慨悲壯。不同的是尾聯暗諷除了左寶貴一軍，其餘平壤諸軍皆從平壤潰，生渡大同江，敗退五百餘里，如《東方兵事紀略．奉東篇》所載：「諸軍自平壤北潰，過安州、定州皆棄不守，奔五百餘里。」

    甲午戰爭詩除了歌贊左寶貴在甲午陸戰中壯烈犧牲，則以乙未割臺戰役犧牲將士吳彭年為甲午世代書寫「戰死將士」客觀經驗類型之另一範型，如陳鳳昌〈弔吳季籛六首〉、吳德功〈哀季子歌〉、連橫〈送吳季籛遺骨歸粵東二首〉與許南英〈弔吳季籛參謀二首〉等詩篇。我們試以連橫〈送吳季籛遺骨歸粵東二首〉七律為例： 

      千里臺澎浩劫窮，賦詩橫槊去從戎。七星旗捲秋雲黑，八卦山圍戰火紅。血濺草萊君不朽，胸羅經濟鬼猶雄。嵌城苦雨淒風裏，遙望靈旗大海東。 荒山藁葬幾春秋，今日歸鄉遂首邱。負骨專勞陳孺子，撫孤深望許文休。羊城落日悲英魄，鯤島驚濤撼舊愁。幕府青衫留淚血，肯因掛劍恨依劉[110]。  

此組詩為詩人送吳彭年遺骨歸葬而作，吳彭年寓家廣東順德，故言「歸粵東」。連橫《臺灣通史．吳彭年列傳》記載：「初，彭年將赴彰化，介其宗人吳敦迎為理軍糈。及城破，敦迎出，途遇彭年屍，命其傭阿來瘥之，密識其穴，安邑庠生陳鳳昌，義士也，聞彭年戰死，甚壯之，灑酒以祭。越數年，為之負骨歸鄉，發穴時，衣帶猶存，血痕尚斑斑也。」第一首歌贊吳彭年文武兼備，有儒將之風，當臺灣、澎湖遭受日軍侵佔時，能奮而投筆從戎。直接敘寫吳彭年率黑旗軍戰於八卦山戰役，讚美吳彭年戰死沙場，生懷經世濟民之策，死為鬼中之雄傑。「血濺草萊君不朽，胸羅經濟鬼猶雄」二句，語氣悲壯慷慨。

    第二首承第一首詩意，頷聯出句「負骨專勞陳孺子」，直接敘寫陳鳳昌背負吳彭年遺骨歸鄉，陳鳳昌也作〈弔吳季籛六首〉其六：「幽草萋萋白日昏，無人野奠出東門。阿來本是催租吏，收拾遺衣樹小墳。」詩中自注：「祝豐館租吳阿來途見季籛屍，為葬東門之外。」[111]可作互文對讀。對句「撫孤深望許文休」自注：「臺南許蘊白刺史官粵時恤其孤」，言許南英內渡為官廣東刺史時，特別照顧吳彭年遺留孤兒的客觀經驗。尾聯反用季札掛劍重信義事典，諷刺其長官劉永福不重信義，徒留其幕僚吳彭年戰死臺灣，自己卻最終離臺內渡。全詩直接敘事抒情，不作意在言外之「比興」，語氣慷慨悲壯，尤以「羊城落日悲英魄，鯤島驚濤撼舊愁」一聯語氣最是悲壯。 

    其次，非切己之客觀經驗類型為「堅守將官」，書寫特徵亦多直接敘事抒情，不作意在言外之「比興」，比之於「戰死將士」客觀經驗類型，不同的是對其書寫對象堅守到底，然因孤守無援，最後含恨而走，語氣上更多了一層同情理解。 

以歌贊遼陽州知州徐慶璋與臺灣幫辦劉永福最具代表性，我們試以劉永福為例，作深入說明。 

    劉永福堅守臺南一隅，終因孤立得不到清廷支援，事敗已成定局，而含恨離臺內渡，甲午世代對此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如陳寅〈感劉淵亭軍門永福〉、楊文萃〈聞劉淵亭臺南內渡〉、楊文藻〈聞劉淵亭軍門臺南內渡〉、符天祐〈寄懷劉淵亭軍門〉與楊毓秀〈劉將軍永福歌有序〉五首。前四首詩篇對劉永福堅守臺南，但因時勢所迫，無奈內渡，予以同情的態度。如陳寅〈感劉淵亭軍門永福〉中間兩聯：「鯤深瀨淺聲援絕，鹿耳門孤血戰空。十倍才原高將帥，千秋氣竟短英雄。」[112]直接敘寫劉永福堅守臺南鹿耳門，終因援絕，而只能成為悲憤內渡英雄。又如符天祐〈寄懷劉淵亭軍門〉：「孤城無援計終窮，拔隊歸來氣亦雄。猶領殘兵三百騎，勝他夜半走江東。」[113]末兩句反用項羽不肯過江東事典，反諷唐景崧不戰內渡，對比贊譽劉永福堅守抗日至彈盡援絕，才含恨內渡，不失為英雄。全詩能同情共感，表現濃厚的抒情色彩。 

    另外，三楊之楊文藻〈聞劉淵亭軍門臺南內渡〉：「誓死睢陽志，將軍百戰酣。背城能借一，俘帥果囚三。掘鼠庭羅雀，飛騎木絓驂。難鳴孤掌奮，風雨弔臺南。」[114]首句用張巡死守睢陽城事典，借喻讚美劉永福堅守臺南城。頷聯直接敘寫劉永福率軍擊殺日軍將領與親王，如其詩句自注：「殺倭酋二人，殲倭能久親王一人。」頸聯則直接描寫堅守抗日，然餉盡援絕，而士兵自潰，如其詩句自注：「兩月無餉，兵乏食，自潰。安平力禦二日，砲台大砲炸裂。」全詩感慨劉永福孤掌難鳴，只能離臺內渡。 

    楊文萃〈聞劉淵亭臺南內渡〉一如楊文藻詩旨，但語氣上比之更多同情理解： 

      龍驤莫制虎牙磨，待旦將軍獨枕戈。欲為危時撐大局，肯輸壯志屈么魔！賀蘭忍陷睢陽郡，藝祖終思大渡河。畢竟天亡非戰罪，幾回擊楫淚滂沱[115]。 

首聯出句諷刺清軍之陸軍與海軍將領不是投降，就是遁逃，對比呈顯對句用祖逖枕戈事典，借喻讚譽劉永福將軍殺敵心切，志節慷慨，如其詩句自注：「我軍皆北。威海則丁汝昌率鐵甲船降，平壤則葉志超掛白旗遁，旅順則龔照嶼等七統領賊未至而先逃，無一如劉淵亭者。」頷聯不作意在言外之「比興」，直接敘寫劉永福獨力支撐臺灣危局，堅守抗日，不讓日軍侵臺。頸聯出句用唐節度使賀蘭進明不肯出兵救援，坐使睢陽失守事典，借喻閩粵督撫譚鐘麟不肯援助劉永福，坐使臺南城失守。如其詩句自注：「閩粵督撫無人接濟劉軍」。對句反用宋太祖揮玉斧，劃地圖上的大渡河為宋、遼疆界事典，借喻光緒帝思復棄土臺灣。如其詩句自注：「國家何日忘之」。尾聯用項羽天亡我，非戰之罪事典，借喻感慨劉永福堅守臺南，終因孤守無援，含恨離臺內渡，仍不失為抗日英雄。 

    全詩直接敘事抒情，設身劉永福現實處境，體會對象的心理，以拉近主客之距離。並迭用事典與詩注，隱含詩人的「目的動機」，諷刺批判其他清軍將領不是投降，就是遁逃。     另一楊之楊毓秀〈劉將軍永福歌有序〉比之前幾首，同情理解的程度最徹底， 博采輿論，不拘史實，全詩就在史實與輿論的交融中，贊頌劉永福堅守臺局： 

      劉將軍忠義天下無！主將走，臺軍孤。臺南朝廷餌敵一棄墟，斡旋乾坤握其樞。聖清威德暨海隅，徵師百萬糈山儲。跳樑者誰何？蠢爾一倭奴。肅肅王命森賜鈇，元老之猷主和不主戰，城府洪深絕覬覦。願降相國尊，低首向倭都。樓船東指翩旐旟，倭廷入講誠款輸。割地不足益以巨萬億兆之金帑，恣睢留難故徐徐，歷久乃聽解兵結和愉。將軍怒衝按劍起，咄咄吁吁臣寧粉骨碎首糜臣軀，國恥不雪焉得為丈夫！戔戔之信烏庸拘，恢宏大義日月扶，糾合勁旅聯左閭。林與邱，臺之渠。賡同仇，擅兩吳。齊忠憤，風雲趨。海中豪傑宿萑苻，出沒潮浪狎蛟魚。聞之為我裂眥張髮鬚，願歸我伍奮前驅。將軍推心置人腹，左提右挈恣所如，逐風躡電鬼神莫狙。臺北軍容如火荼，蹴之不啻拉朽枯。納之陷阱困周阹，名王受繫夷酋俘。火輪鐵甲失巧利，誘以深入截歸途。海國觀戰萬舳艫，壁上悚息莫齟齬。脫帽騰歡交拜膜，乃知結和三十年，前此悉為聖德之涵濡，懾我威稜自今初。將軍越南破敵時，燀燀英風煽八區。況今更仗天朝靈，殄此朝食悉躊躕！將軍未蒙推轂恩，未受專征符。反和為戰竭臣愚。臣愚之竭，宸斷之孚。邊臣擅命，不顧戮誅。元老之猷何居乎？嗚呼！主和之相古誠有，將軍忠義今則無！[116]

 全詩主要分為三章，第一章為「劉將軍忠義天下無」至「歷久乃聽解兵結和愉」。

第一章先是直接敘寫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內渡逃跑。臺南本是清廷割讓日人的棄城，然而劉永福卻堅守此城，以作為扭轉臺局的樞紐。如同《日清戰爭實記》所載之〈樺山資紀勸降劉永福書〉：「近聞足下扼守臺南，漫弄干戈，欲回全域」。接著敘寫清廷的威德遠及沿海邊隅臺灣，徵調大批軍隊，儲存大量餉糈於臺灣。如同《臺灣通史．獨立紀》所載：「當是時，全臺之兵，土客新舊為三百數十營，每營三百六十人。……南洋大臣張之洞奏請續撥壹百萬兩，臺紳林維源首捐壹百萬兩」。最後則直接敘寫光緒帝簡派重臣出師，以示有戰無和之意，如同光緒二十年甲午七月一日，光緒帝宣戰諭旨：「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以拯韓民於塗炭。並著沿江沿海各將軍，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致幹罪戾」[117]。然而李鴻章及軍機大臣孫毓汶、徐用儀等元老的戰略卻主和不主戰，李鴻章竟東渡日本馬關，屈辱乞降，簽訂〈馬關條約〉，於割地之外，復賠償鉅款。 

    第一章全章都是扣緊史實直接抒情敘寫，從反面的筆法敘寫，鋪墊第二章劉永福反和主戰的決心，以反襯劉永福堅守臺局的精神。正反兩相對比，詩人隱含的「目的動機」蘊蓄其中。

     第二章從「將軍怒衝按劍起」至「元老之猷何居乎」。先是直接描寫劉永福得知和議已成，憤怒按劍表示，寧粉身碎骨為國捐軀，不雪國恥焉能為丈夫！如同《日清戰爭實記》所載之〈劉永福等盟約書〉：「嗚呼！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內事也，萬死不辭，一時半載，縱使片土之剩，一線之延，亦應保全，不令倭得。」其次是描寫劉永福拒絕〈馬關條約〉之割讓臺灣，且集結清軍，聯合義軍抗日。如同《臺灣戰爭記》所載：「一莊聯十，十莊聯百，由臺南聯至臺中，由臺中聯至臺北，倭至則協力攻倭，倭去則嚴查土匪。」[118]後是直接敘寫林朝棟與邱逢甲內渡後，吳湯興和吳彭年統領義軍，繼續抵抗日軍。綠林豪傑亦激於義憤，投奔劉永福。「將軍推心置人腹」三句則直接讚譽劉永福忠誠待人，部下皆聽其調遣，作戰之迅速無可阻擋。據《清史稿．劉永福傳》所載：「永福骨瘦柴立，而膽氣過人，重信愛士，故所部皆盡死力云。」詩人於此抒情自我隱匿，體會對象的心理，以拉近主客之距離，在語言表面上無明顯之「社會性目的」。 

「臺北軍容如火荼」以下數句則博采輿論，不拘史實。贊美劉永福的軍隊於水路擊退日艦，使觀戰的外國海軍感到震驚。外國海軍畏服，且改變了對中國的認識。「將軍越南」二句敘述時間往前追溯，讚譽劉永福抗法戰績。中法戰爭時，劉永福率黑旗軍「一戰而法駙馬安鄴授首，再戰而李威呂分屍，三戰而法全軍焚滅」[119]。「將軍未蒙推轂恩」至「元老之猷何居乎」數句則將敘述時間從過去，再拉回到現在，讚美劉永福未經推薦而受自主征伐之命，卻反和為戰以竭盡臣子的愚誠；雖然違反光緒帝決斷恪守和約，卻不顧殺頭之罪，也要毅然抗日，守衛疆土臺灣。 

第二章全章在語言形式上多直接抒情敘事，不作意在言外之「比興」，內容上主觀博采輿論讚美，多於依史實敘事，同情理解輿論劉永福的心態，目的是為了一申民族之正氣。如同詩前有序：「時局之難，可深浩嘆！區夏可人，實惟此公耳。姑從輿人之頌，聊作快心之談，正不必問其事之有無也」。詩人博采輿論，不拘史實，其「目的動機」為諷刺清軍水陸迭敗，清廷割地賠款之外，反襯贊頌劉永福堅守臺局，以一申民族之正氣。 

    第三章「嗚呼！主和之相古誠有，將軍忠義今則無！」卒章顯其志，體現詩人「目的動機」，中國歷史上曾有不少主和的將相，但像劉永福如此忠義的將領則沒有。作者懲惡勸善之諷諭深義溢於言表。 

    最後，戰爭最直接、最大的受害者莫過於戰地的平民百姓。相較於前兩者「戰死將士」與「堅守將官」非切己之客觀戰亂經驗類型，「遭難平民」客觀經驗類型書寫特徵亦為多直接敘事抒情，不作意在言外之「比興」。比之於前兩者客觀經驗類型，不同的是或使用「對話體」，或使用「擬代體」，對人物之悲憫多於對當政者之諷刺、批判。我們試以洪棄生〈老婦哀〉與張之漢〈閻生筆歌〉為例。 

    洪棄生同情共感「遭難平民」的詩作，莫過於敘寫日軍侵入臺灣，焚燒淫掠，老婦無語問蒼天，只能哭訴回應的〈老婦哀〉[120]一詩。此詩以「出門逢老婦，白髮蓬壓眉。倭兵蹴之行，哀哀泣路歧」起筆，一位茫然無所歸依的白髮老婦人形象出現在詩人面前，在「乞食不得飽，眼淚垂作糜」的悲苦遭遇中，詩人問婦：「何所苦」？婦人「嗚咽不成辭」： 

      有室無可歸，殘年喪子兒。一家八九人，遭殺不勝悲。大者能扶耜，小者入掠衣飾，索錢勒藏貲。刀槍交股下，大者死階墀。回頭視幼子，身首已分肌。女婦駭啼走，并命於一時。 

詩人模擬老婦之言，泣訴其「一家八九人」的兒媳子女，一夕斃命於日軍刀槍之下。導致她「有室無可歸，殘年喪子兒」的不堪境遇。有感老婦「縷陳不及終，哭聲已漣洏。更端問老婦，搖首不聞之」的淚流滿面，詩人同情共感，心中油然而生感慨：「世衰人物賤，不死皆便宜。翹首望蒼天，言之有餘噫」、「歎息百年上，琛賮朝四夷。民物皆豐貴，雞犬亦雍熙」。全詩透過「對話體」展開老婦與詩人的互動，遙想百年前昇平景象，對照當下小人物之老婦悲吟，側筆揭示戰火造成的時代苦難。中唐杜甫〈石壕吏〉以老婦對差吏，用以突顯差吏之橫暴；晚清洪棄生〈老婦哀〉以老婦對日軍，用以突顯日軍之慘毒。〈老婦哀〉與〈石壕吏〉一樣極具時代意義，無愧論者多以詩史稱之。〈老婦哀〉以小說敘寫的手法，從非聚焦的全知視角切入，兼採內聚焦老婦的限制視角，形成人物與情境的融合，不僅豐富老婦形象，也同時完整了遭難平民故事主軸。〈老婦哀〉多直接敘事抒情，不作意在言外之「比興」，以「個人聲音」發聲，甲午戰爭使老婦深受喪家之痛，亦可謂時代的共通悲哀。 

    同樣具有時代的共通悲哀，但卻一反無力對抗苦難的形象，於刀劍叢中，抽筆伸紙，痛斥日軍侵略，並寫道：「僕心志已堅，寧作中華斷頭鬼，勿為倭奴屈膝人」，遂慷慨就義的「遭難平民」為閻世開，他是張之漢〈閻生筆歌〉[121]同情共感書寫的對象。張之漢（1865－1929），字仙舫，瀋陽人，清末貢生，官至東三省鹽運使。親見甲午戰事，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歲首感其事而歌詩，詩前有序：

         生名世開，字梅一，籍金州，振奇士也。甲午中東之役，州陷敵，民咸避兵去，生獨落戎馬間，懷其蓄憤，欲有所伸。敵方窺旅順，阻山險，募嚮導。謂生可，賄以金，不從。肋以刃，益怒罵。敵不解華語而文同，則抽筆伸紙，所書皆忠憤之詞，劍槊齊鳴，筆走不輟。敵怒，遽推出山麓，剖      心肝以死。噫！閻生此筆，可以撐天地，泣鬼神矣！因為作歌。 

此序表明〈閻生筆歌〉的敘寫對象為閻世開，日人先誘之以重金，繼以戰刀相威脅，閻生都不為所動，堅決不願作日軍嚮導，因日人不解漢語，但文字相通，遂提筆直書忠憤之詞，日軍見狀，以刺刀將其殺害。「閻生此筆，可以撐天地，泣鬼神矣！因為作歌」為作者書寫的「目的動機」，形塑書生忠義的精神不死，以激勵愛國情懷。張之漢以深厚敘述（thick description）方式書寫閻生的慷慨就義，特別在瀕死部分放慢敘述頻率，使讀者自然產生「貼近閱讀」（close reading）的效果。其詩云：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奮椎難擊博浪沙，抗節直比胡天雪。非椎非節 

      三寸毫，竟憑兔穎探虎穴。千軍直掃風雨驚，披肝瀝血凝成鐵。飲刃寧惜 

      將軍頭，振筆直代常山舌。頭可斷，舌可抉，刃可蹈，筆可折。凜凜生氣 

      終不滅，吁嗟閻生古義烈。閻生著籍遼海東，繫心家國身蒿蓬。策衛喜讀

       劍俠傳，斬蛇恨無隆凖公。海國無端騰戰霧，天塹鴨江竟飛渡。席捲已下 

      金州城，氈縋更覓陰平路。識途馬老用閻生，衝冠義憤豈能平？直將易水

       悲歌氣，激作漁陽撾鼓聲。閻生髮衝敵目笑，不解華言舌空掉。抽筆憤書 

      忠義詞，飛雪刀光迸出鞘。刀邊罵敵怒裂眥，擲筆甘就刀頭死。心肝攫出 

      泣鬼神，淋漓血染山凹紫。嗚呼！皇朝聖武開神皋，鼓鼙將帥思賢勞。九 

      連城頭將星落，頹軍斷後誰盤矟？東南銅柱沉江濤，太阿倒柄憑人操，十 

      萬橫磨豈不利，一割無用同鉛刀。胡為乎！刀圍大帳筍鋒密，挺然獨立閻 

      生筆！

 詩句：「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以此兩人的形象為閻世開慷慨就義的事蹟作鋪陳。「奮椎」六句直接敘事抒情，頌讚閻世開竭盡忠誠以譴責日軍。「飲刃寧惜將軍頭，振筆直代常山舌」化用〈正氣歌〉詩句：「為嚴將軍頭」與「為顏常山舌」，以嚴顏回答張飛：「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三國志．張飛傳》）與安祿山「鈎斷其舌，曰：『能復詈否？』杲卿含糊而絕。」（《新唐書．顏杲卿傳》）兩事典贊頌閻生強烈愛國情懷。「閻生著籍遼海東，繫心家國身蒿蓬」與「策衛喜讀劍俠傳，斬蛇恨無隆凖公」，使用「代言」的敘述模式，設身處地，去體會閻世開的心理，塑造閻生憂慮國家命運的積極形象。 

    詩篇中段從「海國無端騰戰霧」到「淋漓血染山凹紫」數句，刻意放大閻生赴死的描述，例如「直將易水悲歌氣，激作漁陽撾鼓聲」兩句，用荊軻赴秦與禰衡擊鼓罵曹事典，借喻形容閻生胸懷必死之志，以筆書痛罵日軍。「閻生髮衝敵目笑，不解華言舌空掉。抽筆憤書忠義詞，飛雪刀光迸出鞘。刀邊罵敵怒裂眥，擲筆甘就刀頭死」也是使用「代言」的敘述模式，設身處地，去體會閻世開赴死的心理，拉近主客之距離，不作意在言外之「比興」，直接敘寫閻生痛罵日軍的情景，形塑書生忠義的精神不死。 

    詩末段先以「九連城頭將星落，頹軍斷後誰盤矟？」與「東南銅柱沉江濤，太阿倒柄憑人操」的正面人物將領左寶貴戰死於平壤城的英雄形象，烘托閻世開書生的忠義精神；再以「十萬橫磨豈不利，一割無用同鉛刀」的反面人物清軍不堪與日軍一戰，讓讀者自然產生情感認同，同情共感詩人對閻生的評價：「刀圍大帳筍鋒密，挺然獨立閻生筆！」全詩以文天祥〈正氣歌〉的筆法，以強烈的愛國情懷，歌頌閻世開驚天地、泣鬼神的遭難赴死事蹟，為甲午戰爭詩再添一個「遭難平民」慷慨就義經驗之範型。 

    總之，「讚美參戰軍民」之甲午戰爭詩多為書寫非切己之客觀經驗，有「戰死將士」、「堅守將官」及「遭難平民」三種類型。這類書寫特徵多為直接敘事抒情，不作意在言外之「比興」。其間的差異只在於同情理解的程度高低不同。「堅守將官」比之於「戰死將士」客觀經驗類型的語氣上更多了一層同情理解，同情理解書寫對象堅守到底，然因孤守無援，最後含恨而走。洪棄生〈老婦哀〉與張之漢〈閻生筆歌〉則呈現「遭難平民」客觀經驗類型書寫，比之於前兩者客觀經驗類型，或使用「對話體」，或使用「擬代體」，對人物之悲憫程度最深，多於對當政者之諷刺、批判。 

2、多以同情弔悼的態度，歌贊對象的精神境界，以反諷貪生怕死的將士 

    「讚美參戰軍民」之甲午戰爭詩多以同情弔悼的態度，歌贊對象的精神境界，以反諷貪生怕死的將士。我們試以甲午世代群體書寫對象甲午大東溝海戰將領鄧世昌，以及乙未八卦山陸戰將領吳彭年為例。繆鍾謂〈紀大東溝戰事，弔鄧總兵世昌〉一詩，憑弔壯烈犧牲之鄧世昌，尤重在歌贊其精神境界：

       陰雲黤慘海氣黑，王濬樓船誓殺賊。兩軍鏖戰洪濤中，雷霆鏗鍧天異色。 

       高密後裔真英雄，氣貫白日懷精忠。炮石攻擊亂如雨，血肉激射波濤紅。 

       敵艦紛紛多擊毀，我舟力盡亦沉水。不分猿鶴與沙蟲，全軍盡葬魚腹裡。

       將軍歷險得生出，當留此生待異日。志存滅虜圖再舉，疇謂將軍節遽失？

       將軍大呼曰不然，寧為玉碎毋瓦全。誓與士卒共生死，人死我生何靦顏？ 

      嗚呼人生孰不死，死亦要貴得其所。重如泰山輕鴻羽，留芳遺臭俱千古。 

      將軍視死甘如飴，凜凜大節青史垂。嗟彼軍前身伏法，畏敵如虎亦奚為[122]？ 

詩人主要依藉鄧世昌在大東溝海戰中，指揮致遠艦衝鋒直前，壯烈殉國的非切己之客觀戰亂經驗，進行書寫。詩起筆用王濬事典：「王濬從益州出發，沿江東下，直取吳都建康，孫浩降」（《晉書．王濬傳》），借喻鄧世昌指揮戰艦，誓死沉盡日本軍艦。如同《清史稿．鄧世昌傳》所載，鄧世昌在軍中恆與人曰：「設有不測，是與日艦同沉！」「兩軍」以後十八句承前兩句大東溝戰役濃重愁慘之情景，不作意在言外之「比興」，直接敘寫鄧世昌率致遠艦全艦官兵葬身大海。其中「高密後裔真英雄，氣貫白日懷精忠」二句，用東漢大將鄧禹屢見戰功，後被光武帝劉秀封高密侯事典，以及南宋大將岳飛慷慨大節，精忠無比事典，借喻鄧世昌不愧是英雄後代，心懷精忠報國之志，與日艦衝殺。如同《清史稿．鄧世昌傳》所載，鄧世昌激勵將士所云：「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於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雖死，而海軍聲威弗替，是即所以報國也！」詩人於此迭用典故，藉此歌贊對象的精神境界。

     詩中篇「將軍歷險得生出，當留此生待異日。志存滅虜圖再舉，疇謂將軍節遽失？」此四句為詩人模擬士兵勸慰鄧世昌之辭。然而「將軍大呼曰不然，寧為玉碎毋瓦全。誓與士卒共生死，人死我生何靦顏？」則為詩人模擬鄧世昌回答之辭。詩人於此「抒情自我」隱匿，使用「擬代」敘述模式，以同情弔悼的態度，去體會鄧世昌赴死的心理，藉此歌贊他的精神境界。詩人仍據鄧世昌長官丁汝昌報告之客觀經驗，「鄧世昌被溺後，遇救出水，自以闔船俱沒，義不獨生，仍復奮擲自沉」，進行同情理解的書寫。

     詩末「嗚呼」八句為詩人評價之辭，用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典故，以及化用《晉書．桓溫傳》事典：「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而駁正之，藉此體現其「目的動機」，即為讚美鄧世昌慷慨就義之氣節，以反諷同僚方伯謙之敗行：「本月十八日（案：9月17日）開戰時，自致遠衝鋒擊沉後，濟遠管帶方伯謙首先逃走，致將船伍牽亂，實屬臨陣退縮，著即行正法。」[123]

     全詩不作意在言外之「比興」，直接敘事中寄寓美刺諷諭。諷刺濟遠艦管帶方伯謙臨陣脫逃而後在旅順斬首，將遺臭萬年，反襯讚美致遠艦管帶鄧世昌為國犧牲，將流芳百世。詩人「目的動機」至為明顯。

    鄧世昌壯烈殉國後，光緒帝極為震撼，並為其撰寫輓聯：「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謚號為「壯節」。張其淦〈挽鄧壯節公世昌四首〉[124]五律承鄧世昌壯節謚號，歌贊其投筆從戎到壯烈犧牲的過程，如其一首聯「少年投筆去，意氣似班超」，用班超事典，借喻鄧世昌投筆從戎。其二尾聯「隻輪飛去似，鼓力怒相撞」，直接敘寫鄧世昌奮勇當先，鼓輪怒駛。其三頷聯「未慰同舟願，愁聽棄甲歌」，諷刺臨陣脫逃海軍將士，反襯歌贊鄧世昌壯烈犧牲。其四尾聯「鬚眉洵不愧，遺貌識真卿」，詩中自注：「公有遺像，洋人爭購。」直接讚美鄧世昌流芳洋人。王春瀛〈甲午三忠詩．鄧世昌〉：「萬里樓船下，龍旗據上游。前車甘避舍，大將怒孤舟。殺賊留餘恨，孤生亦足羞。魂兮歸也未？東海萬里愁。」[125]全詩也是直接敘寫鄧世昌壯烈殉國，以同情弔悼的態度，歌贊鄧世昌的精神境界，以反諷貪生怕死的將士。

     甲午世代群體除了以同情弔悼的態度，歌贊鄧世昌的精神境界之外，就以乙未割臺戰役犧牲將領吳彭年最具典型，如陳鳳昌〈弔吳季籛六首〉、吳德功〈哀季子歌〉與許南英〈弔吳季籛參謀二首〉等詩篇。我們以吳德功〈哀季子歌〉為例作深入說明：

           延陵季子真奇英，雍雍儒將願請纓。統率黑旗鎮中路，桓桓虎旅號七星。

       糧秣輜重斷接濟，軍校枵腹呼癸庚。鈏兼同寅不協恭，滿腔忠悃謀罔成。

       將軍天上忽飛來，晉原草木皆戈兵。蕭蕭兮馬鳴，悠悠兮旆旌。郟辰之間    

      師敗北，蝥弧旗樹八卦城。巨礟雷轟力劈山，榴彈雨下響匉訇。身中數鎗 

      靡完體，據鞍轉戰莫敢攖。血濺衣襟溘然逝，凜凜面色猶如生。君不見壯

      士五百人，就義從田橫。人居世上誰無死，泰山鴻毛權重輕。慷慨激烈殉 

      知己，至今婦孺咸知名[126]。

 此詩比較特別的是吳德功以詩文互文的方式，同情哀悼吳彭年壯烈犧牲。詩開篇四句即直接敘寫吳彭年自請統軍守衛臺灣中路。用吳季札借喻吳彭年，藉言其志向、才略都不平凡，如同吳德功自己《讓臺記》所記載：「（吳彭年）年紀止三十九歲，膽略不凡，有儒將風，軍令嚴肅。」其中詩二句「糧秣輜重斷接濟，軍校枵腹呼癸庚」，則不用意在言外的「比興」，直接描寫其部隊後勤供應斷絕，官兵處於飢餓狀態。與吳德功《瑞桃齋文稿．吳統領彭年傳》所載構成互文關係：八月中旬，吳彭年所統帶的黑旗軍，自臺南所帶之餉已用盡，時黎景嵩又因積欠新楚軍餉銀而無可支給，亦將該軍交吳彭年兼統，致使籌餉益艱，幸賴群眾支持，「城內外人民皆蒸飯到營，供給三餐。」至於「鈏兼同寅不協恭，滿腔忠悃謀罔成」二句，則暗諷同僚李維義不合作，吳彭年即使滿腔忠誠，也無法成事。據《讓臺記》所載：「副統領李維義職居副將，官階甚高，降之為副，心懷不平，故事事掣肘，專與吳彭年為難。」

     詩中段「巨礟雷轟力劈山，榴彈雨下響匉訇。身中數鎗靡完體，據鞍轉戰莫敢攖。血濺衣襟溘然逝，凜凜面色猶如生」六句，也是直接描寫吳彭年鏖戰於八卦山，並壯烈犧牲。據《讓臺記》記載：「吳彭年在市仔尾橋頭督戰，見山上已豎日旗，勒馬由南壇督兵欲再上山，兵士欲翼之而奔，吳堅執不肯，山上銃子如雨，身中數鎗墜馬而死。」於此，詩人刻意以詩文互文的方式，依據史實書寫，給受言者客觀信服的感受。並從「將軍天上忽飛來」至「凜凜面色猶如生」通篇敘述使用「擬代」敘述模式，同情共感吳彭年慷慨就義的心理，以拉近主客之距離，給受言者產生悲憫的感受。

    詩尾用新樂府的直賦法「諷諭性詩用」模式，呈顯詩人的「目的動機」。「君不見壯士五百人，就義從田橫」二句，借田橫五百士事典，讚美吳彭年即其所部黑旗軍義不臣倭。與陳鳳昌〈弔吳季籛六首〉其二可作互文對讀：「溪南溪北兩鏖兵，不愛微軀愛令名。淮楚無聲人散後，屯軍五百殉田橫。」詩中自注：「季籛先據大甲溪北，不利，淮楚各營多潰，乃退溪南，唯有屯勇五百相隨。」[127]詩末二句「人居世上誰無死，泰山鴻毛權重輕」，借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語典，讚美吳彭年死得其所。

    總之，「讚美參戰軍民」書寫對象甲午大東溝海戰將領鄧世昌，以及乙未八卦山陸戰將領吳彭年，其特徵不用意在言外的「比興」，直接敘寫鄧世昌與吳彭年為保衛海疆而死，其名廣為人民追念。並使用「擬代」敘述模式，同情共感兩人戰領慷慨就義的心理。詩尾多用新樂府的直賦法「諷諭性詩用」模式，呈顯詩人的「目的動機」，諷刺貪生怕死的將士，將士應以戰死沙場，保衛國家，以流芳百世為人生價值。

（三）一朝瓦解成劫灰，聞道敵軍蹈背來—諷刺軍政腐敗

    甲午戰爭詩不僅聚合甲午世代群體對戰爭的體察，以「切己性」經驗鐫刻著「見證戰亂流亡」的不幸苦難，也有以「同情性」經驗書寫「讚美參戰軍民」的慷慨就義，如上節所述。另外，以「旁觀性」經驗反省「諷刺軍政腐敗」，更是重要的諷諭動機。這類作品主要呈現二個特徵：1、題材客觀切實，詩中「抒情自我」幾乎隱匿不見，而展現出「詩人覽一國之心，以為己心」的普遍主體；2、詩多或隱或顯涵具某種「美善刺惡」的諷諭意圖。從這二個特徵來看，和前二層比較之下，書寫之戰亂經驗，實屬從旁觀察所得，故其「原因動機」極為薄弱，以致於幾乎沒有，而相反的，對軍政腐敗的批判，其「目的動機」卻非常強烈而明顯。

 1、題材客觀切實，詩中「抒情自我」幾乎隱匿不見，而展現出「詩人覽一國之心，以為己心」的普遍主體

     身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掌控著清廷的軍事大權，在甲午戰爭中起著決定軍事戰略的作用，故而成為甲午世代群體關注的焦點。然而李鴻章卻昧於世界局勢，一心想聯合世界列強以制止日軍侵略，於戰前未積極備戰，採「妥協退讓」戰略，詩人房毓琛〈牙山曲〉即以此客觀切實題材進行書寫：

      海風南來惡雲起，惡雲逆搏漢江水。江雲一氣破空飛，拉雜摧壞牙山壘。

      牙山蒼，江水黃，王師四月來韓疆。牙山白，江水赤，鳴炮列火牙山柵。 

      游騎箝，牙山南，伏軍格，牙山北。舟師扼我西，雄兵邀我東，使我晝夜 

      無休息。噫噓嘻，風塵盲晦宇宙窄，懸軍四月孤注擲。牙山昏昏，漢江雲 

      屯。龍尾伏辰，天策焞焞，電掣雷掀，火中出軍，我師東奔。死者委草莽， 

      生者縛轅門。東海一片水，何處招冤魂？嗟爾韓土，嗟我清人。清人在韓， 

      戈甲流丹。以嬉以觀，江上乎盤桓。清人奔東，山川晦蒙。還兵大同，江 

      上乎匆匆！[128]

 全詩「抒情自我」幾乎隱匿不見。不作意在言外之「比興」，直賦清軍於甲午五月進駐牙山，日軍聯合艦隊在牙山口外襲擊清軍北洋艦隊，挑起豐島海戰，並擊沉清軍運兵船「高升號」，使「牙山海口運船阻隔，又無電信可通。」[129]所以詩人稱之為「舟師扼我西」；日軍的混成旅團在大島義昌指揮下，分兩路準備攻打成歡，詩人敘事立足牙山，而成歡在牙山東北，所以詩人稱之為「雄兵邀我東」。「風塵盲晦宇宙窄，懸軍四月孤注擲」兩句為暗諷李鴻章戰略錯誤，使牙山軍孤懸海外。「死者委草莽，生者縛轅門。東海一片水，何處招冤魂？」四句更是直接敘寫清軍之慘敗，葉志超軍和聶士成軍潰逃，潰逃時害怕與日軍相遇而沿朝鮮東海岸北行，涉渡漢江與大同江，才與平壤諸清軍會合，一路上殘軍與飢疫死者相屬。據《東方兵事紀略．援朝篇》所載：「時值夏秋之交，溽暑甚，途行匝月始達，殘軍飢疫死者相屬。」詩人因為取材客觀切實，又意在諷諭李鴻章戰略錯誤，所以詩中「抒情自我」幾乎隱匿不見，而展現出「詩人覽一國之心，以為己心」的普遍主體。 

    詩末八句「清人在韓，戈甲流丹。以嬉以觀，江上乎盤桓。清人奔東，山川晦蒙。還兵大同，江上乎匆匆！」，詩人刻意仿《鄭風．清人》：「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其「目的動機」隱然批判李鴻章奉行「妥協退讓」戰略，導致清軍慘敗。《毛詩正義．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致師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清人〉是一首委婉嘲諷的戰爭詩。詩人以「清人」借指牙山之軍，暗諷李鴻章奉行「妥協退讓」戰略，使牙山清軍孤懸海外，不戰也不撤，久而不召，導致成歡戰役之後，清軍狼狽退回平壤，面臨亡師危國的艱困處境。 

    〈牙山曲〉題材客觀切實，以牙山戰役為書寫對象。詩人房毓琛覽甲午世代群體之心，以為己心，直接敘寫牙山清軍慘敗，其「目的動機」正如詩序所言：「悲棄軍也」。詩人悲嘆牙山清軍孤立無援，懸軍海外朝鮮牙山，猶如被遺棄之軍。詩鋒芒所向即是批判李鴻章「妥協退讓」戰略，才導致牙山清軍孤懸海外。 

     甲午世代群體除了作詩諷刺李鴻章「妥協退讓」戰略，也抨擊了其「避戰保船」戰略，如長期擔任駐外使領的黃遵憲（1848－1905）放廢鄉居補作新樂府〈哭威海〉，取材北洋艦隊覆滅的客觀事件，進行諷諭書寫： 

      臺南北，若唇齒；口東西，若首尾；劉公島，中間峙。嗟鐵圍，薄福龍，

      龍偃屈，盤之中。海與陸，不相容。敵未來，路已窮；敵之來，又夾攻； 

      敵大來，先拊背。榮城摧，齊師潰。南門開，犬不吠，金作臺，須臾廢。 

      萬鈞礮，棄則那！礮擊船，我奈何！船資故，力猶可；礮資故，我殺我。 

      危乎危，北山嘴，距南臺，不尺咫，十里牆，薄如紙，李公睡，戴公死。 

      寇深矣！事急矣！麾海軍，急上臺，雷轟轟，化為灰，山號跳，海驚猜。 

      擊者誰？我實來。南復北，臺烏有，船孑孑，東西口。天大雪，雷忽發， 

      船藃裂，龍見血。鬼夜哭，船又覆，地日蹙，龍局縮。壞者撞，傷者鬬， 

      破者沈，逃者走。噫吁戲！海陸軍，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伸， 

      如鬬雞，不能群。毛中蟲，自戕身，絲不治，絲愈棼，火不戢，火自焚。

       遁無地，謀無人，天蓋高，天不聞。四援絕，莫能救；即能救，誰死守？ 

      礮未毀，人之咎；船倖存，付誰某？十重甲，顏何厚！海漫漫，風浩浩， 

      龍之旗，望杳杳。大小李，愁絕倒，巋然存，劉公島[130]。 

〈哭威海〉通篇直接敘寫威海衛南北炮臺的失陷，以及港口被奪的客觀事件過程。詩人「抒情自我」幾乎隱匿不見。「海與陸，不相容。敵未來，路已窮」，直接敘寫陸軍統將戴宗騫與海軍提督丁汝昌不合，互相攻詆；「船資敵，力猶可。炮資敵，我殺我」，亦是直接敘寫指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錯誤指示，日軍利用清軍砲臺襲擊北洋艦隊；「十里牆，薄如紙。李公睡，戴公死」，也是直接敘寫山東巡撫李秉衡指揮錯誤，以及戴宗騫愧憤自盡。 

    詩人黃遵憲覽甲午世代群體之心，以為己心，所以「抒情自我」幾乎隱匿不見。詩歌語言表層不作意在言外之「比興」，直接敘寫威海衛南北炮臺的失陷，以及港口被奪的過程。然而詩人書寫「目的動機」，可從卒章顯其志：「大小李，愁絶倒，巋然存，劉公島」隱然透顯出來，李鴻章與李秉衡憂愁至於不能自持，劉公島依然屹立不搖。北洋艦隊因為李鴻章的「避戰保船」戰略，以及山東巡撫李秉衡指揮不當，已經無法逃於全軍覆亡之命運。很明顯整篇諷諭兵不能力戰，將不能指揮，上級官僚彼此不合，李鴻章的「避戰保船」戰略錯誤，造成國家莫大的屈辱。因此詩人言外之意，如詩題〈哭威海〉所暗示，即是悲哭洋務運動所培養的北洋艦隊至此全軍覆滅，詩人呼喚軍政變革的「目的動機」非常強烈。 

2、詩多或隱或顯涵具某種「美善刺惡」的諷諭意圖 

    黃遵憲除了藉「詩題」表諷諭意圖之外，還運用「文本內容」的意向性來導引「美善刺惡」的諷諭意圖，即是透過對比結構隱含諷刺李鴻章消極防禦戰略的失誤。例如其新樂府體〈哀旅順〉： 

      海水一泓煙九點，壯哉此地實天險。炮臺屹立如虎闞，紅衣大將威望儼。 

      下有深池列鉅艦，晴天雷轟夜電閃。最高峰頭縱遠覽，龍旗百丈迎風颭。 

      長城萬里此為塹，鯨鵬相摩圖一噉。昂頭側睨視眈眈，伸手欲攫終不敢。 

      謂海可填山易撼，萬鬼聚謀無此膽。一朝瓦解成劫灰，聞道敵軍蹈背來[131]！ 

首句化用李賀〈夢天〉詩句：「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起興的氣勢雄壯，後十三句承接雄壯氣勢，極力鋪陳渲染軍事要港旅順的險固堅實，似乎天下之雄險至此已極。但「一朝瓦解成劫灰，聞道敵軍蹈背來」二句筆鋒陡轉，平實地交代日軍抄後路從背後攻擊，導致險固堅實的旅順軍港瞬間淪於敵手，清軍化為灰燼。黃遵憲在此除了從意義結構對比，更巧設聲音結構反差：前十四句句押仄聲韻，最後兩句忽轉用平聲韻，都可見暗諷旅順軍港失陷得如此輕易。其深層的言外之意則是諷諭北洋大臣李鴻章「消極防禦」戰略的失誤。據史載「敵逼金州，而李鴻章卻電告大連守將趙懷業『各守營壘』，趙遂拒出援兵，致徐邦道孤軍奮戰而失『遼東半島雄鎮』金州。李鴻章還通過盛宣懷轉告趙懷業，謂『旅重於灣』，以『保旅順為要』，故趙懷業於金州失守當日，即棄大連灣而遁旅順，致日軍不戰而握『旅順口後路門戶』，遂成敵軍蹈背而襲擊旅順之勢。」[132]此外也諷刺清軍的庸鄙膽怯。清廷洋務運動苦心經營十六年之久的北洋重鎮旅順軍港，僅一日之間就被日軍佔領。 

    究心世務，主張變革的詩人陳玉樹不從新樂府體製入手，而作組詩〈乙未夏擬李義山重有感十八首．其四〉七律體製，諷刺清廷割讓臺灣，應拒約再戰： 

      紅毛城近赤嵌城，開國經營幾戰爭。往事怕談施靖海，荒祠羞見鄭延平。 

      山圍鹿耳門初啟，地割鯤身柱不擎。億兆洶洶神鬼泣，莫從天上告司盟[133]！ 

起筆正寫清朝先祖聖王曾費盡心力經營臺灣之功業。頷聯則反寫諷刺如今之清廷怕談施琅收復臺灣之往事，羞見鄭成功贈封為延平郡王之荒祠。今昔對比，對比成諷。頸聯出句感嘆開發臺灣之困難，對句暗用共工「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夭柱折」事典，諷刺清廷割棄臺灣之危害。尾聯出句敘寫臺灣紳民怨憤清廷割臺，《中東戰紀本末．臺民佈告》所載臺灣紳民：「願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願拱手而讓臺。」對句詩人化身臺灣巡撫唐景崧諫言，告誡清廷應拒約再戰：「李鴻章希圖了事，此約不可從……大局敗壞如此，惟毀約再戰！」[134] 

    全詩正反對寫，形成頓挫結構，導引「美善刺惡」的諷諭意圖，尾聯透過「擬代」的敘述模式，模擬唐景崧諫言，點醒詩人「目的動機」，即諷刺清廷割棄臺灣，應距約再戰。〈乙未夏擬李義山重有感十八首〉其五頷聯「槃中牲血書難改，海外虯髯氣不平」也隱含諷刺清廷割棄臺灣的意圖。 

    其他如〈甲午冬擬李義山有感十首〉其一：「筑紫封豨沸海波，無邊烽燧照新羅。樓船下瀨朝馳檄，壇板中軍夜度歌。足捷早驅鵝鸛散，腹皤隱恃豕犀多。句驪棄後陪京震，敵壘高臨太子河。」[135]詩人站在總覽甲午開戰以來戰事的角度，直接敘寫日本侵略軍渡海發動戰爭，戰爭烽火照遍朝鮮。清軍警報既至之際，猶在中軍帳裡歌舞。清軍坐失戰機，反被日軍四面合圍，以至不得不退出平壤。尾聯收束全詩旨意，也是詩人書寫之「目的動機」，即是批評清軍將領株守以待，不惜棄甲賁軍，致使陪京瀋陽震動。 

    綜上所述，甲午世代「集體諷諭意識」在甲午戰爭失敗的普遍經驗與個人遭遇的戰亂經驗催動之下，一方面由吳湯興、吳彭年、易順鼎、許南英、施士洁、丘逢甲、王松、吳德功諸詩人開始以「切己性」經驗所形成的強烈「原因動機」，書寫出反映親歷戰亂的甲午戰爭詩作品。然而他們的書寫，並沒有明顯自覺的社會性「目的動機」，比較多的是詩人在戰亂情境中的自我抒情，所以其「集體諷諭意識」沒有那麼明顯。一方面由繆鍾渭、王春瀛、張錫鑾、陳鳳昌、陳寅、連橫、房毓琛、張其淦、楊毓秀、楊文萃、楊文藻、符天祐、毛乃庸、張之漢諸詩人多書寫非切己之客觀戰亂經驗，但卻能感同深受，對為國犧牲的將士與遭受苦難的平民，表以深切之同情，其「同情性」經驗的書寫切身程度較低，因此「原因動機」就沒有那麼強烈。然而他們的書寫多以同情弔悼的態度，歌贊對象的精神境界，以反諷貪生怕死的將士，因此「目的動機」也就強烈一些，所以開展出「集體諷諭意識」的範型。至此便呈現「原因動機」減弱，而「目的動機」增強的發展趨勢。至黃遵憲、陳玉樹的甲午戰爭詩，這種發展達於極致。他們多書寫旁觀所獲致之客觀社會經驗，常隱去「抒情自我」的色彩，而展現出「詩人覽一國之心，以為己心」的普遍主體，其軍政改革的「目的動機」極為明顯而強烈。 

四、結論 

    本文在戰爭詩研究學術傳統中進行反思，跳開這個已行之數十年的雙主流性論述視角，試圖從文學活動所關係到的社會文化環境這個面向，去研究甲午世代群體詩人的「集體諷諭意識」。也就是說，從「集體諷諭意識」的詮釋視域對「甲午戰爭詩」作整體研究。所謂的「集體諷諭意識」，是討論甲午世代群體創製甲午戰爭詩必有意圖，他們透過文字書寫，隱藏的諷諭動機為何？ 

    「甲午戰敗」是甲午世代「集體諷諭意識」的共同性，然而不能僅止於共同性而忽略他們的差異性。從「原因動機」的差異性來分析，關係到此一動機的強弱程度，以及經驗與行為主體的切合程度，經驗越是切合於行為主體則動機越是強烈。我們從這樣的詮釋觀點考察甲午世代群體的「諷諭性詩用」社會行為，發現在「原因動機」的強弱程度與經驗切合行為主體的程度上，可以分為三個層級： 

    一是「見證戰亂流亡」之「切己性經驗」，其書寫特徵包括：1.題材多為個人遭遇戰亂經驗；2.多屬自敘性的敘述模式而非擬代性的敘述模式。他們所敘寫之社會經驗多是個人親身之遭遇，他們都親歷戰亂，因此以甲午戰爭詩反映戰亂之「原因動機」最為強烈。 

    二是「讚美參戰軍民」之「同情性經驗」，這類作品主要呈現二個特徵：1.題材多為非切己之客觀戰亂經驗；2.多以同情弔悼的態度，歌贊對象的精神境界，以反諷貪生怕死的將士。從這幾個特徵來看，其經驗之切深程度比較書寫「見證戰亂流亡」之「切己性」經驗來得低，因此「原因動機」也就沒有那麼強烈，但是「目的動機」就比較強烈一些。 

    三是以「旁觀性」經驗反省「諷刺軍政腐敗」，這類作品主要呈現二個特徵：1.題材客觀切實，詩中「抒情自我」幾乎隱匿不見，而展現出「詩人覽一國之心，以為己心」的普遍主體；2.詩多或隱或顯涵具某種「美善刺惡」的諷諭意圖。從這二個特徵來看，和前二層比較之下，書寫之戰亂經驗，實屬從旁觀察所得，故其「原因動機」極為薄弱，以致於幾乎沒有，而相反的，對軍政腐敗的批判，其「目的動機」卻非常強烈而明顯。 

    甲午世代「集體諷諭意識」在甲午戰爭失敗的普遍經驗與個人遭遇的戰亂經驗催動之下，一方面由吳湯興、吳彭年、易順鼎、許南英、施士洁、丘逢甲、王松、吳德功諸詩人開始以「切己性」經驗所形成的強烈「原因動機」，書寫出反映親歷戰亂的甲午戰爭詩作品。然而他們的書寫，並沒有明顯自覺的社會性「目的動機」，比較多的是詩人在戰亂情境中的自我抒情，所以其「集體諷諭意識」沒有那麼明顯。一方面由繆鍾渭、王春瀛、張錫鑾、陳鳳昌、陳寅、連橫、房毓琛、張其淦、楊毓秀、楊文萃、楊文藻、符天祐、毛乃庸、張之漢諸詩人多書寫非切己之客觀戰亂經驗，但卻能感同深受，對為國犧牲的將士與遭受苦難的平民，表以深切之同情，其「同情性」經驗的書寫切身程度較低，因此「原因動機」就沒有那麼強烈。然而他們的書寫多以同情弔悼的態度，歌贊對象的精神境界，以反諷貪生怕死的將士，因此「目的動機」也就強烈一些，所以開展出「集體諷諭意識」的範型。至此便呈現「原因動機」減弱，而「目的動機」增強的發展趨勢。至黃遵憲、陳玉樹的甲午戰爭詩，這種發展達於極致。他們多書寫旁觀所獲致之客觀社會經驗，常隱去「抒情自我」的色彩，而展現出「詩人覽一國之心，以為己心」的普遍主體，其軍政改革的「目的動機」極為明顯而強烈。 

    總合來說，以「甲午戰爭詩」為主題作學術研究，無所逃於學術傳統的規範，因此必須針對甲午戰爭詩的學術脈絡，從研究對象到詮釋視域，進行全面深入的省察，並作適切的調整。本文整體觀照「甲午戰爭詩」此研究對象的特質為「諷諭政教」，並援引顏崑陽先生「集體意識詩用」的觀點，在詮釋視域作適切的反省與調適，建立「集體諷諭意識」的詮釋框架，對「甲午戰爭詩」進行深入的分析與詮釋，以期獲致有效性的研究成果。至於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否具有效性，還請各位學術前輩給予批評指正。 

附錄：甲午戰爭詩篇目表

    從「甲午戰爭詩」篇目表上，我們可以做些綜合說明。就詩歌體製而言，「甲午戰爭詩」沿用舊體而以系列組詩為其特點。甲午戰爭時期，風雲變幻，人事紛紜，整個國家與民族所受到的震撼為前所未有。單章體製的詩歌已不足以表達詩人對其現實社會的感受，於是組詩體製的形式被「甲午世代」詩人廣泛採用，而成為甲午戰爭詩的特點。

    「甲午戰爭詩」系列組詩可分為古體與近體兩大類。以古體作組詩體製的詩歌，其單章本具有隨言長短，伸縮自如之長，加以多章聯綴，於是形成開闊格局，便於詩人描述複雜的戰爭過程，以及戰爭所影響的社會事件。「甲午世代」詩人每用此類組詩體製，以表現整個甲午戰爭進程，頗具有「詩史」[136]性質。詩界革命派詩人黃遵憲〈悲平壤〉、〈東溝行〉、〈哀旅順〉、〈哭威海〉、〈降將軍歌〉、〈度遼將軍歌〉、〈臺灣行〉等詩，著眼於戰爭全局，可謂是甲午戰爭詩史。遼東三才子之一的房毓琛〈仁川行敘亂本也〉、〈牙山曲悲棄軍也〉、〈平壤謠〉、〈九連歌〉、〈鳳凰引〉、〈海城嘆〉等詩，臺灣名家詩人洪棄生〈澎湖失守紀事〉、〈割地議和紀事〉、〈外國保護紀事〉、〈臺灣官府紀事〉、〈臺灣淪陷紀哀〉、〈哀苗山〉、〈洋兵行〉、〈老婦哀〉等詩，分別敘寫朝鮮、遼東戰場與臺灣戰場，可謂是甲午戰爭之朝鮮、遼東詩史與臺灣詩史。此外，朱克柔詩序云：「茲述戰局之最切且大者，冀以感諷，而動國風、小雅萬一之采，則匪獨言者無罪之幸也。」之〈擬白香山新樂府八章〉也具詩史性質。從這些作品可以了解到甲午戰爭中重大戰役的籌畫與部署、攻守變化與敵我結構，並且可綜觀戰局的各個層面，諸如見證戰亂流亡、讚美參戰軍民、諷刺軍政腐敗等等。

    至於以近體作組詩體製的詩歌，其單章本有格律限制，篇幅窄小之不便，然而既作系列組合，則一題多章，一章專敘一人或一事，一事或一人專發一議，隨所感遇而發，自然具有視域廣闊，轉換靈活之優點。其中頗多近似文中之雜感者，「甲午世代」詩人每用此類型詩歌感評時事與人物。江蘇舉人陳玉樹七律組詩〈甲午冬擬李義山重有感十首〉、〈乙未夏擬李義山重有感十八首〉，不拘地域，歷評甲午、乙未戰爭時事與人物，格局最為開闊。房毓琛五律組詩〈雜感二十一首〉與七律組詩〈秋夜感懷十首〉，臺灣鳳山縣知縣黃家鼎七律組詩〈廳齋消夏六首〉、〈秋感六首〉，則分別側重敘寫遼東與臺灣戰事。黃遵憲五律組詩〈馬關紀事五首〉與同光體浙派詩人袁昶七律組詩〈馬關四首〉自是專評馬關議和及其影響；洪棄生七律組詩〈軍師四首〉、〈政府四首〉、〈臺灣哀辭四首〉則是專諷清廷軍政腐敗，而有感清廷割讓臺灣的悲哀。此外，張景祁七絕組詩〈臺疆雜感十首〉、張秉銓七律組詩〈哀臺灣四首〉、陳季同七律組詩〈弔臺灣四首〉、王毓菁〈臺北感事四首〉、王甲榮七律組詩〈臺灣感事二首〉、陳文騄〈悲臺灣二首〉、唐贊袞七律組詩〈悲臺灣二首〉、陳鐵香五律組詩〈哀臺灣十首〉也都是有感清廷割讓臺灣的悲哀。

    其他，或彼此唱和，刺美軍政，如晚唐詩派詩人易順鼎〈寓臺詠懷六首〉一唱，黑旗軍統領吳彭年〈次韻和易實甫寓臺詠懷韻六首〉、臺灣名家詩人施士洁〈和同年易哭菴觀察「寓臺詠懷」韻六首〉、許南英〈奉和實甫觀察原韻六首〉眾和；臺灣兵備道陳文騄〈示諸將四首〉一唱，蔡國琳〈和陳文騄來臺舟中賦示諸將韻四首〉一和；黔南女史瓦蘭芬〈感詠三首〉一唱，長白佩珊女史〈感詠次蘭芬女史原韻三首〉一和。或以仙比俗，諷刺軍政腐敗，如漢魏六朝詩派詩人王闓運七律組詩〈湘綺樓游仙詩五首〉。或擬效典範，刺美戰事，如七律組詩臺灣名家詩人林幼春〈諸將六首〉、潘宗傅〈諸將五首用少陵韻〉、諸可寶〈擬少陵體諸將詩五首〉與郭家聲〈效諸將二首〉。或以人繫事，讚美參戰將領，如五律組詩王春瀛〈甲午三忠詩〉與張其淦〈挽鄧壯節公世昌四首〉。或以地繫事，諷刺海軍腐敗，如汪鍾霖五律組詩〈威海衛二首〉。或即事有感，感評戰事，如五、七律組詩王樹柟〈書憤八首〉、杜德輿〈滬上感詠十二首〉、張羅澄〈感事二首〉、張景祁〈感事四首〉、〈後感事四首〉、蔣蘭畬〈感事八首〉等詩。

    總而言之，「甲午世代」群體所創製之古、近體兩類組詩各具所長，互相配合，廣泛而深刻地諷諭甲午戰爭全過程及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