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1群流會講第九次meeting 2014.01.08(三)
主講人:羅楨婷(北大中文系博士三年級政大交換生)
題目:孤臣、孤島：論丘逢甲的文化歸屬與鄉土認同
孤臣、孤島：論丘逢甲的文化歸屬與鄉土認同
（羅楨婷 北京大學博士三年級 政治大學交換生）
丘逢甲（1864～1912），譜名秉淵，字根仙，乙未內渡後號海東遺民、滄海君，痛哭生等。清臺灣府淡水廳銅鑼灣（今苗栗銅鑼）雙峰山人。他身歷中法戰爭、甲午海戰、維新變法、辛亥革命，是近代臺灣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與黃遵憲齊名的“詩界革命”鉅子。臺灣學界對其表現出歷久不衰的研究熱情，而大陸學界自上世紀80年代起，也開始給予其高度關注，并形成新的研究熱點。以現有成果來看，兩岸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考察生平與思想，以傳記與年譜的編訂為主，重點關注“乙未保臺”、“興辦教育”、“支持革命”等方面，在“臺灣民主國”、“動搖逃跑”以及“捲餉內渡”等問題上頗具爭議；第二、圍繞丘逢甲進行交遊考，以此勾勒嶺南詩派、詩界革命等歷史文化活動的宏觀脈絡；第三、直接以丘逢甲的詩歌作為研究對象，包括詩集版本與風格內容的考察兩方面。
總之，現階段的丘逢甲研究，仍以史實、史料的考訂為主。相比而言，臺灣學界更加注重史觀的建立，對丘逢甲的歷史定位也存在較大爭議，大致有三派觀點：其一、強調丘逢甲的“愛國”意識，并以此作為泛化的預設前提[1]；第二、認為丘逢甲“動搖逃跑”、“捲餉內渡”有空穴來風之虞[2]，更有甚者竟坐實此事[3]，故對其頗多貶抑苛責；第三、將“臺灣民主國”的成立，視為建立“獨立國家”的嘗試，并藉此賦予丘詩“建立臺灣成為獨立島國的理想”[4]。而大陸學界偏重史料考訂與文本分析，在丘逢甲作為“愛國”詩人、教育家、革命志士的身份認同上，則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兩岸圍繞丘逢甲的學術研究，皆與論者的現實立場與政治訴求相關。
以薛雲峰撰《“義民史觀”之建構：析論臺灣一八九五年（乙未）抗日戰爭中之義民軍統領丘逢甲與吳湯興》為例，作者認為[5]：
有關於這場戰爭的論述，傳統上都從清帝國與日本之間的“甲午戰爭”談起，認為台灣乙未戰爭是甲午戰爭的延續，因之，持“大中國史觀”者一般喜稱這些義民軍的抗日行動是基於國家民族大義；另一方面，持“台灣史觀”的學者雖多標舉這是一場“獨立運動戰爭”，但幾乎也都是從政治的角度解讀，其論域的相對客體仍是“大中國”。
作者根據“參戰者多為‘客家人’”的史實，試圖提出更加在地化的“義民史觀”。所謂“義民”，即清領時期，隨時可經官府或地方士紳徵召而成，以抵禦在地“民變”的民兵組織，以客家人為主，亦包含福佬人與原住民。作者認為，“與其說當時的臺灣人把日本人視作是‘帝國主義入侵中華民族’，還不如說是義民們把日本領臺當作如蔡牽、朱濆之流的 ‘海寇民變’，只是這個‘民變’出乎眾人意料之外的難以對付。”而這些出於“‘義民’慣性”參加“乙未保臺”的鄉民，“一般都不會否認自身是‘文化上的漢人’，但也未必忠誠的想當‘政治上的中國人’”。有趣的是，力圖擺脫“大中國”影響的作者，仍不免要以“中華”為參照客體，并最終在臺、陸對立的現實政治場域中淪陷。
這種泛政治化的學術討論，難免會以主觀“塑造”，替代客觀“發現”，致使現有研究在眾聲喧譁中，完全失去對話的可能。這種衝突在詩歌賞析層面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同樣是丘詩中的“滄海”意象，丁旭輝賦予其“建立臺灣成為獨立島國的理想”[6]；而陳永標卻解讀為“愛國”與“英氣豪情”[7]。可見，丘逢甲因其特殊的人生經歷，在現階段似乎已然成為政見投射物，而非客觀的研究對象。因此，本文試圖以“去政治化”為旨歸，拋開“愛國”、“逃跑”、“獨立”等充滿評價意味的政治預設與結論，在全面考察丘詩的基礎上，討論丘逢甲的“文化歸屬”與“鄉土認同”，并冀此還原丘詩所建構的完整意識邏輯。誠然，詩中所寫，未必等同於客觀真實，仍需結合相關文獻與史實加以甄別。曖昧不明處，亦不強作解人，付諸闕如即可。
此外，本文以“文化歸屬”替代“愛國”，以“鄉土認同”替代“逃跑”、“獨立”等熱點描述，其意義在於：
首先，“愛國”是高於“文化歸屬”的更為抽象的政治表述。“愛國意識”的提出，應以“國家”概念的成立為前提。現代“國家”（Country/State），源於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在《君主論》中稱呼“擁有領土的主權政府。”其後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在《政治作为一种职业》中，將國家定義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成為此後影響最為深遠的經典命題。然而，這種視“政府”與“國家”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的定義方式，顯然不適用於革命呼聲四起、民眾對清廷普遍失望的清末民初。至於通行國際法所規定的國家構成要件，如領土、政府、人口等，也因割據、戰爭，以及割地賠款等，始終處於劇變中。因此，學界標舉丘逢甲的“愛國意識”，當是就“國族”（Nation）意義而言。與作為實體概念的“國家”（Country/State）有所不同，“國族”（Nation）指的是以“民族”為核心凝聚起來的共同體，強調維繫國家成員之間的民族記憶的形成與維護。清末革命者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正是當時民族主義高漲的表現。
[1] 徐博東、黃志平撰：《丘逢甲傳》，臺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版；李宏健撰：《丘逢甲先生詩選》，臺灣：文津出版社，2011年版。
[2] 參見連橫《臺灣通史·卷三十六·列傳八·丘逢甲傳》；“逢甲任團練使，總其事，率所部駐臺北，號稱二萬，月給餉糈十萬兩。十三日，日軍迫獅球嶺，景崧未戰而走，文武多逃。逢甲亦挾款以去，或言近十萬云。”此處有“或言”二字。吳德功《讓台記》曰：“……丘逢甲，各領餉銀三個月。楊汝翼拔隊至大甲，聞變逗留不前，乘間逃回福州，將餉銀席捲而去，餘勇在台輾轉無依。”此處僅指實楊汝翼捲款而逃。
[3] 易順鼎《四魂集‧魂南集》曰：“林朝棟、湯汝翼和丘逢甲，皆擁巨資，棄師潛逃。” 思痛子等撰《台海思慟錄》曰：“數月之間，逢甲領去官餉銀十餘萬兩，僅有報成軍一稟而已。”另有鄭天凱著，吳密察審訂：《攻台圖錄——臺灣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戰爭》，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7年版。
[4] 丁旭輝撰：《由“滄海”及相關意象看丘逢甲內渡後的心境與夢想》，《漢學研究》第21卷第1期（民國92年6月），頁367。
[5] 薛雲峰撰《“義民史觀”之建構：析論臺灣一八九五年（乙未）抗日戰爭中之義民軍統領丘逢甲與吳湯興》，臺灣：《國家發展研究》，第八卷第一期。
[6] 見前註4。
[7] 陳永標撰《略论丘逢甲诗歌的文化情结与抒情意象》，廣州：《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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