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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群流會講第五次meeting 2013.11.13(三) 淡大文學舘女性文學研究室主講人:林盈鈞老師(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主題:臺灣人間佛教文學觀---以星雲法師聖嚴法師為例 

臺灣人間佛教文學觀

---以星雲法師聖嚴法師為例

報告人:林盈鈞           20131106

壹．前言

       台灣佛教文學發展,可溯自清代,但是當時與後來日治時代所留下的文學著作，種類較少。最常見的是文人雅士為寺院所撰的楹聯、或遊覽名剎之後的詩詞吟詠。在文人文集之中，也偶有描述僧人或寺院的文言散文。

     日治時代的著述，大多刊載在《南瀛佛教》以及其他佛教刊物中。整體而言佛教文學的興盛必須待光復後,其中與人間佛教的發展有密切關聯。

     戰後台灣佛教相當興盛,其思想主要為人間佛教,源自為民國以來，太虛大師的提倡，推行八宗兼弘的人生佛教，影響僧侶對未來佛教的方向，喊出：「打開山門，走進社會」、「佛教要下山去」、「佛教要大眾化、通俗化、文藝化」等等的口號。人生佛教影響印順法師、佛光山星雲法師、法鼓山聖嚴法師與慈濟功德會證嚴法師等。他們以人間佛教為弘法利生的精神旨歸．將人間建設為淨土。

     佛教界推動人間佛教的過程中因應現代化的需求, 善用科技媒體的傳播力量,使佛教更加推廣，如星雲法師明宗旨是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希望透過佛教事業的創辦，為佛教開創新紀元，擔當起弘法利生的任務。其中以文化弘揚佛法包括辦有出版社，編輯佛教叢書刊物；辦報紙、設電視台等傳播佛法。總之佛光山各種文字、影音出版，音樂、藝術創作及文教活動的呈現，已儼然成為佛法弘揚不可缺少的一環。

     從文學的角度觀察．佛教界扮演著推動佛教文學創作與出版的重要推手，本文擬探討教界推動佛教文學隱含的文學觀，就此角度觀察是否形塑出佛教文學的某些特質。

     論佛教文學的文學觀，汪娟曾論及傳統的佛教文學觀，本文在前人基礎上進而探索現代的佛教文學觀。在現代的文獻資料主要以星雲法師與聖嚴法師為主,他們標舉人間佛教的宏傳,同時也是著作等身的作者,對佛教文學的推動有實際的參與, 因此從兩位的資料為討論的起點。

貳．大乘經典的文學觀---文學為佛教服務

      據汪娟論文〈傳統佛教的文學觀〉分為漢譯佛典的文學觀、譯經家的文學觀、僧俗雅士的文學觀三類，「漢譯佛典的文學觀偏向於「崇實尚用」，文學是為宗教服務的，凡是無益修行的戲論文字皆應捨棄（小乘），凡有助於利益眾生的文藝讚詠皆應學習（大乘）。譯經家的文學觀偏向於「重質輕文」，認為翻譯的重點在於保存經論的本旨，語言風格寧可質樸而不要太多的文巧修飾，注重文學的內容遠過於文學的形式。僧俗雅士的文學觀，主要是從小乘的觀點（詩魔、綺語皆為掉悔，應當捨棄）中解放出來而邁向大乘的觀點（化掉悔為道機，化詩魔為空王，化綺語為道種），致力於「文道合一」的文學觀，因此對文學內容的重視，依然勝過於形式。」

    人間佛教本於弘揚大乘菩薩道的精神,因此以大乘經典為據說明。文字在佛教被稱為文字般若,隋．慧遠《大乘義章》解釋「文字般若」亦云：「言文字者，所謂般若波羅蜜經，此非般若；能詮般若，故名般若......。又此文字能生般若，亦名般若。」佛教追求解脫境界，文字扮演著引領啟發的作用,如《維摩詰所說經》云：「天曰：「如何耆舊大智而默？」答曰：「解脫者無所言說，故吾於是不知所云。」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強調文字引導眾生解脫的重要性。

      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七：「佛子，此菩薩摩訶薩為利益眾生故，世間技藝靡不該習。所謂文字算數，圖書印璽，地水火風，種種諸論，咸所通達。又善方藥，療治諸病，顛狂乾消，鬼魅蠱毒，悉能除斷。文筆讚詠，歌舞妓樂，戲笑談說，悉善其事。」認為菩薩為利益眾生故，「世間技藝靡不該習」。自然也包括了和文學有關的「文筆讚詠」、「戲笑談說」。

     文字或文學為菩薩度化眾聲中五明之ㄧ, 五明（梵文 pañcavidyâ）源於古印度婆羅門傳統，後被佛教接受，指五門學科。《瑜伽師地論》卷38說五明是「一切菩薩正所應求」。五明為一聲明：語言學、訓詁學等。二工巧明：家務、藝術、科學、農業等。三醫方明：醫學、藥學乃至禁咒等，可以醫治別人色身病苦，拯救眾生。四因明：論辯術，已證內明的菩薩，可以藉此辯證外道的異論，令未相信佛法的人相信，令已相信的人更堅定。五內明：為五明之首，佛法之修學，即對法界實相佛理的理解。

     文學包括所有世間的學問技藝都乃是菩薩度化眾生的工具,因此文學是致用的， 是載道的工具,大乘經典的文學觀乃是致用的文學觀。  

參．人間佛教的文學觀

   星雲法師在〈如何建設人間佛教〉一文中提到人間佛教的事業首先是人間佛教的文化事業 因為佛教的發展延續，文化事業於其中具有橫遍十方，豎窮三際的影響力，內容包括經典結集、翻譯、刊刻、雕像、著述、書畫藝術、科技文學等，均功不可沒。 在文學部分:「文學：佛經如簡潔金言集的《法句經》、故事性濃厚的《譬喻經》、《本生經》，或構想雄偉瑰麗的《維摩》、《法華》、《華嚴》等大乘經，均屬富於文學色彩之聖典。唐代詩人王維、白居易等，留傳許多佛教詩詞。居於始豐縣天台山國清寺寒巖中之奇僧寒山，遺有《寒山詩》三卷，可謂句句皆具獨特之風趣。至宋代，禪僧輩出，傑出之詩作不勝枚舉，其中以雪竇重顯禪師的詩風，被譽為具有翰林學士之風。 此外，舉凡中國的文學小說、戲劇、音樂、國音字母等，都受到佛教巨大的影響，譬如《西遊記》、《紅樓夢》、《老殘遊記》……，這些不朽的古典名作，全都充滿濃厚的佛教思想，甚至現在的拳術、劍術、花道、茶道，都寓含著佛教的精神。佛法豐富了文學的生命內容，也提昇了文化生活的層次。」[1]佛教文學涵蓋了有文學性的佛經,居士文人作品以及戲曲小說詩文中蘊含佛教思想的作品，肯定佛教對文學的影響力。     

      星雲法師著作等身，其中不少為文學作品,包括他所寫的《無聲息的歌唱》《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釋迦牟尼佛傳》於1955出版吸引許多人皈依佛門。

      他的創作的動機,星雲大師說：「當時我寫到佛陀的修行堅毅卓絕，度化眾生用心良苦，往往被感動得淚流滿面，不能自已。常常寫到深夜時分，我走到佛陀面前頂禮膜拜，一方面希望仰賴加持的力量，能將諸佛菩薩的慈心悲願廣為宣揚；一方面立誓傚法，唯願自己也能生生世世來此婆娑，度化眾生。」這是作為佛子弘法的悲願。在弘法的角度出發，文學成為載道的工具,而且是強而力的工具。「星雲大師說：「一方面是我相信文學藝術可以美化人生，也可以美化佛教，為佛教帶來生氣，所以文學藝術能讓佛法的弘揚事半功倍，而且影響力是長遠的。」

    雖然文學為載道的工具,星雲法師肯定文學美的重要， 「有文心的宗教家」能出入宗教文學，他從文心看佛經，看到了經典的美。他說：「佛經裡就處處有文學的美，如《維摩詰經》，兩萬多字的文體如新詩般優美。如《華嚴經》，敘述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就像《儒林外史》的故事一樣，重重疊疊，竟境非凡。而《大寶積經》，就像由許多的短篇小說集合而成，精簡扼要，特色鮮明，至於《百喻經》，就如童話寓言的故事，含意深遠，發人深省。」

    又「有文心的宗教」從宗教反觀文學，認為好的文學作品，發揚了人生的真善美，正是通往靈性與宗教的階梯，宗教如果與文學結合，如同六牙香象長了金翅，非但不減捐其真理，反而使它更莊嚴，廣為傳揚。」佛教與文學之雙美成全，使佛教文學有雙向的影響。

    不過佛法是神聖的,以文學來弘揚佛法可能遇到的困難?星雲法師把佛經當作文學作品閱讀時,遭到非難:「大師說：「從前，我把佛經比喻成文學的著作，許多教界人士不能認同，他們認為我的話褻瀆了佛法，認為文學是世俗的、佛經是超脫的，佛法不應去遷就世俗。我的看法不同，因為古代寫作、翻譯佛經的人有高超的文學造詣，佛經才更能傳諸久遠」

    星雲法師宏揚人間佛教思想，他所創作的這幾部文學傳記,不離佛法在人間的核心精神,如他在《釋迦牟尼佛傳》中序說:「釋迦牟尼佛出生在人間，生長在人間，成佛亦在人間。他是我們長夜漫漫的人間慧燈，他是我們苦海茫茫的人間舟航。他的人格已經到達最完美的境地，他的自性已是清淨不染，他解脫了世間上一切束縛煩惱，他己經遠離了人生的生死痛苦。他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告訴我們求得解脫的方法，指示我們應行的大道。他所留在這人間的佛法，無一不是從他大智覺海中流露出來，無一不是我們離苦得樂的方法。」

        聖嚴法師對文學的重視, 從以下引文可知:「我寫了很多的短篇小說、散文，和自以為是新詩的詩，用幾個筆名，投向各處發表。到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我能於《佛教青年》上發表〈文學與佛教文學〉，並引起教內一時的爭論，那也要歸功於此一時期對文學、對寫作的研究。只以我的技巧尚未成熟，文藝的思想也未通透，所以，既未因此成名，更未因此成功。那時，我自己買了一張竹製的書桌，絕大部分的時間，便消磨在那書桌上。」(《歸程》p. 0198)

他在軍中服役時即大量習寫文學作品,認真追求為學之路。

     聖嚴法師對佛教文學的看法,主要集中在〈文學與佛教文學〉(《教育‧文化‧文學》p. 0253)、〈再談文學與佛教文學〉(《教育‧文化‧文學》p. 0270)、〈我和我對文學的態度〉(《教育‧文化‧文學》p. 0278)

    聖嚴法師認為文學的寫作動機為了弘法,「我們首先必須明白，從事文學的寫作，尤其是佛教文學的寫作，既不是為了報酬，也不是為榮譽，乃是為了救世的悲心和化世的責任，即使環境再壞，只要我們的信心存在，長期努力下去，絕不會是永久永久的失敗。」(《教育‧文化‧文學》p. 0264)

        因此他細分創作的動機為四: 「筆者以為所謂佛教文學，應該具有四個基本要素：「對得意者的警惕」，「給落伍者的鼓勵」，「安慰苦難中的心靈」，「啟發愚昧下的人群」。每當我們落筆為文，務須事先自問：我這文章，是否能夠有助於人？佛教的文學，不同消遣的作品，我們不可流於八股或走向教條，但也不能順著興之所至而成為「隨便寫寫」。我們應該從生活中隨時體驗，在寫作中培養人格，再以體驗中啟發的思想，融化於學習中吸收的學問，便是偉大作品的出現。」(《教育‧文化‧文學》p. 0268)

   聖嚴法師文中介紹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不出胡適在《中國白話文學史》中的意見。不過他為了弘法利生而提倡文學創作重視是創作的動機與作品的人格思想為準，強調了文學的淨化作用。

        所以在〈如何化解雅俗之爭？〉中將雅俗問題定位為作品內容的雅正與低俗:

「關於文學之雅俗，文人相輕自古皆然，更何況是雅與俗之爭！文學的風氣、立場、觀點，視不同的創作者而呈現出不同的作品，其中觀點、氣質相近者各自成派，此乃正常現象，毋須過於介意。甚至，這是一種好現象──彼此在相互批評中互為砥礪、激進，同時造成對各自讀者群的影響力。「雅」並非壞事，「俗」亦不見得必須加以唾棄，唯造成人的道德墮落、人格卑鄙的「俗不可耐」之作品，不值得鼓勵。雖然文不一定非要載道不可，但對社會能帶起正面風氣之作品，人們也必須加以正視。有一些堅持「純文學」、「為文學而文學」的創作者， 」(《聖嚴法師心靈環保》p. 0112)

     創作者的文學修養,除暸佛教的知識尚應涉獵現代文學作品:

    「現代社會，應有符合現代精神的文學創作，我個人所以能寫就如許多的書籍，便是因為不斷閱讀現代文學、傳記文學、散文及小說。我們希望推廣佛法，使佛法得以深入現代社會，當然應該有現代的佛教文學出現。佛經多半乃隋唐時候留下來的譯本，近代仍有人從事佛經翻譯，將巴利文及藏文佛典翻譯成語體漢文，但若要將古人譯就的佛經重新譯成現代的語體文，總是吃力不討好，不免失之於無味，而能夠讀懂現代語彙者，也必定能夠識得原有譯本，因此重譯工作很難討好。但是，若將原本漢文中未譯就的經本加以譯出，由於無可比較，反而是更恰當的作法。」(《聖嚴法師心靈環保》p. 0109  )祇有吸收現代文學作品的菁華才能創作出現代佛教文學。

       為了適應現代社會, 因此佛教經典的白話以及傳記小說化都是推動佛教文學開展,系列高僧小說，以現代小說筆法重寫高僧行誼,在無形中受到潛移默化。聖嚴法師重視佛教文學在弘法上的作用,文學雖然也是致用的工具性質,但是在創作動機與作者文學素養的追求,使佛教文學具備吸引讀者的條件。

肆．小結

         台灣宏揚人間佛教的星雲法師與聖嚴法師都重視文學以及佛教文學的重要性，他們主張文學可以幫助佛教的傳播，是種致用的文學觀,但是從內容上強調了佛教思想對讀者的影響,人格的昇華與淨化，並且兩位法師都有實際的文字創作 ，為自己的文學觀驗證。不過觀察兩者的作品取材都是佛教,星雲法師的《無聲息的歌唱》《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取材佛教而底小說的筆法來傳達佛理，思想雅正，聖嚴法師的行旅傳記寫實動人，流露作者對法的熱誠，他們所宏揚的人間佛教思想在這些作品中曲折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