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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群流會講第六次meeting 2013.11.27(三) 淡大文學舘女性文學研究室主講人:張柏恩(政大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主題:黃遵憲甲午戰爭詩諷諭性詩用探析 

黃遵憲甲午戰爭詩諷諭性詩用探析

張柏恩（政大中文博士候選人）

一、問題意識之提出

    黃遵憲是晚清傑出的外交活動家、維新派啟蒙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也是晚清古典詩歌改革的倡導人，是近代詩歌史上「詩界革命派」的代表人物[1]。在黃遵憲的《人境廬詩草》中，有八篇直接採用關於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戰爭的素材創作的詩歌。這八篇的詩題分別是〈悲平壤〉、〈東溝行〉、〈哀旅順〉、〈哭威海〉、〈降將軍歌〉、〈度遼將軍歌〉、〈馬關紀事〉、〈臺灣行〉。錢仲聯在《人境廬詩草箋注》中引楊徽五《榕園續錄》云：「〈悲平壤〉、〈臺灣行〉諸作，則先有其題，家居時乃補作，即康（康有為）序所謂放廢後益肆力於詩者。」並對這八篇詩歌注釋都說明：「原稿本無此詩，蓋戊戌回鄉以後所補作。」[2]為什麼黃遵憲對這八篇詩歌如此別有用心呢？其作者意圖為何？是否對執政當局有所諷諭呢？如果有所諷諭，那又是如何諷諭呢？

    於是查考前行研究成果，以這八篇甲午戰爭詩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術論文甚為少見，主要是仍在黃遵憲的相關研究中述及[3]。又雖有以甲午戰爭詩歌為主題之論文，但也為數不多，僅如大陸學者鄧達文〈黃遵憲關於甲午戰爭的詩意裁判〉及魏明樞〈論黃遵憲對中日甲午戰爭的歷史性反思〉[4]兩文。鄧文以恩格斯在評價法國小說家阿爾扎克時使用的重要概念「詩意裁判」，也就是以詩歌的形式書寫和評判作者所耿耿於懷的慘痛歷史，從此角度分析除〈臺灣行〉之外的七篇甲午戰爭詩。魏文從詩歌反映歷史的角度分析甲午戰爭詩，認為黃遵憲以詩歌寫戰爭的內容，寄託自己的思想，是對中日戰爭進行反思的主要形式。

    除了上述諸位以中文為母語的學者之外，尚有加拿大學者施吉瑞在其學位論文《人境廬內—黃遵憲其人其詩考》之第十章[5]從黃遵憲生平經歷晚期諷刺詩的角度，分析詩人所作的甲午戰爭詩，認為黃遵憲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失敗為題創作的一組詩可以說是晚清諷刺文學中的精品，在這些詩中集中了所有黃遵憲成熟的諷刺詩的特點。並透過與前期描寫中法戰爭詩〈馮將軍歌〉進行比較分析，得出〈馮將軍歌〉是對一位帶領清軍和西方的交戰中取得難能可貴的勝利讚歌，而甲午戰爭系列詩卻諷刺了造成中國軍隊特別是海軍的恥辱失利的拙劣管理和膽小怯懦，從而突破前者比較保守的風格，創造出一個傳統諷刺詩、說理詩和敘事詩的結合體。

    從上述前行研究檢討可知，前輩學者的學術成果雖可成為本論文的重要支援，但都未深入研究黃遵憲為什麼要在「戊戌回鄉以後所補作」？「放廢後益肆力於詩」的甲午戰爭詩如何肆力於詩？其肆力於詩的目的是否為諷諭？又為什麼要透過詩歌進行諷諭？其背後有無歷史文化的諷諭傳統作為晚清士人黃遵憲創作甲午戰爭詩歌的深層意識？這些問題至關重要，如果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就只能對甲午戰爭詩歌作進行表層結構的描述說明，而看不到在詩歌表層結構之下的深層創作意圖。故本論文將以「諷諭性詩用」作為探析黃遵憲甲午戰爭詩之詮釋視域，開掘其詩人背後之創作意圖。至於何謂「諷諭性詩用」？必須先從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下》說起：

    《易》象雖包六義，與《詩》之比興，尤為表裡。夫《詩》之流別，盛於戰

     國人文，所謂長于諷諭，不學《詩》則無以言也。[6]

章學誠揭示《詩經》長於諷諭，深於比興。《詩經》不僅是文學，更是文化的載體，外交辭令、誦詩、賦詩、用詩皆在中國詩用文化傳統中展開。所以《詩經》之作者雖然未必皆可考明，作者之意未必皆可知曉，但是在「用詩」的過程中，已經賦予詩歌新的意義。在《左傳》當中「引詩言志」或「賦詩明志」之例很多，

例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西元前546年）中有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子產賦〈隰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7]，所以《論語．季氏》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子路》也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漢書．藝文志》也說：「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以上皆指出詩用的範圍已擴及人際往來與政治外交，可知在用詩的過程中已賦予詩歌新意。

    對中國人而言，詩歌不僅有作詩之意，也有賦詩之意、用詩之意，這種特質形成中國詩歌「詩用文化」的一環。詩歌之用也常以彼喻此的方式呈現，例如《倫語．八佾》：「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所以朱自清才會在《詩言志辨》一書中從獻詩陳志、賦詩言志、教詩明志、作詩言志四面向論詩言志的效能，揭示作者、讀者、用者、聽者之不同而有所作、獻、賦、教、用詩之不同意圖[8]。顏崑陽先生說：「『詩學』所指涉的是將詩歌這種經驗活動加以反省思考之後，所形成的概念性知識；而『詩歌文化』則更廣泛地涵括了與詩歌有關的一切社會文化活動，例如春秋時代，在外交場合中，『賦詩言志』的行為，它不是一種『詩學』，卻是一種『詩歌文化』的現象。」[9]此說法上承朱自清的觀點且更往前推進一步，指出「詩歌文化」是一切有關詩歌的社會活動。

    顏崑陽先生在上述提及論文〈論詩歌文化中的「託喻」觀念：以《文心雕龍．比興篇》為討論起點〉的基礎上，更致力於建構「中國詩用學」[10]。這些論文觀點對本論文啟發甚大，其中〈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提出用詩行為依行為的意向性及衍生的效用來區分，可以分成三個次類型：一是諷化，二感通，三期應。「諷化」的行為發生於政教場域中，下對上以詩諷諭，或上對下以詩教化，凡此行為皆歸入此類。本文「諷諭性詩用」的詮釋視域即由此引伸而來。

    由此，本論文探析的文本即是上述八篇甲午戰爭詩為主要研究範圍，採用的版本是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11]。在探析此八篇甲午戰爭詩的過程中，採取一項基本預設：黃遵憲是在「諷諭性詩用」的傳統中創構甲午戰爭詩，目的是為了諷諭晚清時政，表達詩人對現實的關懷。在此預設下，本文使用分析、歸納、綜合等一般方法外，並將這八篇甲午戰爭詩視為詩人創製的「符號」[12]。甲午戰爭詩符號要如何組成才能有諷諭意義？實際上取決於發言者將其意圖意義在詩歌文本中具體化，文本意義在受言者解釋中具體化。那符號與意義究竟靠什麼互相連接？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把這種連接關係稱為「任意性」（arbitrariness），任意性是語言符號本質的第一原則[13]。一旦承認索緒爾的任意性原則，符號與意義就無自然聯繫，那符號要依據什麼才能有意義？必須要依據系統才能表意。也就是索緒爾稱這套系統規則為「語言」（langue），而系統任何一次顯現形態為「言語」（parole），即是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與表層結構（surface structure）的辯證關係。放在詩歌符號系統來探析，表層結構可以是詩題、詩序，也可以是詩歌的「體製」[14]與詩中自注等。深層結構即是歷史文化諷諭性詩用傳統。這種詩歌符號三環意義：發言者諷諭意圖、符號文本諷諭意義、受言者諷諭解釋的互動關係，正如顏崑陽先生所提出詩用行為有基本的「結構規式」與「實踐規程」，其結構的基本規式是：發言者—中介區四要素（社會文化情境、事件情境、文本情境、比興符碼）—受言者。「結構規式」是並時性地探討這詩用行為方式諸要素的特性與彼此的關係，「實踐規程」則歷時性地探討這詩用行為在實踐上有什麼規則性的程序[15]。

    基於如上的預設說明，本論文依序會先探討古典詩歌（尤其是戰爭詩）如何諷諭？諷諭性詩用的傳統為何？也就是要回應前述詩歌符號之所以有諷諭意義的深層結構，即是中介區第一要素的社會文化情境。接著探析黃遵憲如何創構甲午戰爭詩符號的諷諭性詩用？其符號表層結構的意向性如何指引受言者能有諷諭性的解釋，即是中介區三要素事件情境、文本情境及比興符碼。最後將以上成果系統化，呈現黃遵憲甲午戰爭詩諷諭性詩用的意義。

二、諷諭性詩用傳統

    這一節我們要回答的是「什麼是諷諭性詩用傳統」這個問題。前一節已簡要說明「什麼是諷諭性詩用」，但沒有看出諷諭性詩用在歷史文化傳統脈絡中的因變關係。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解答就必須從古代有關「諷諭」的實踐與認識的文本及歷史情境進行詮釋，以獲致貼切的實質涵義。

（一）諷諭的涵義

    「諷諭」是一個以後詞根「諭」補充說明前端詞結果「諷」的「動補式合義複詞」。「諷」字，《說文》云：「諷，誦也。從言，風聲。」段玉裁引《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並加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倍同背，謂不開讀也。誦則非直背文，又為吟詠以聲節之。《周禮經注》析言之諷誦是二，許統言之諷誦是一也。」可知許慎解釋「諷」就是「誦」。「誦，諷也。從言，甬聲。」段玉裁則引用《周禮．春官．大司樂》注解說明「諷」不是「誦」。「諷」與「誦」分別是周代貴族教育以樂語教導國子的兩種不同表現形態。那「諷」與「誦」又是如何不同的表現形態？鄭玄注云：「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金也。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16]很顯然的，從鄭玄的說解來看「興、道、諷、誦、言、語」是用以指稱六種不同教導的方式。其中「誦」的教導方式則是「以聲節之」，也就是有聲音節奏地吟誦。「諷」的表現方式是「背文」，也就是沒有聲音節奏地記憶。諷、誦常聯類成複辭「諷誦」，如《周禮．春官．瞽矇》記載，瞽者及矇者常常當朝「諷誦」公卿進諫的獻詩或民間採集的歌謠，作為君王執政的參考資料[17]。「諷誦」即是諫君的一種方式，後來成為後代士人階層諷諫的方式。

    「諭」字，《說文》云：「諭，告也，從言，俞聲。」段玉裁注云：「凡曉諭人者皆舉其所易明也。」並引《周禮掌交注》曰：「諭，告曉也。」最後加注云：「曉之曰諭。其人因言而曉，亦曰諭。諭或作喻。」可知許慎解釋「諭」就是「告」。段玉裁承許氏意，更清楚地從發言者角度解釋為「曉諭人者皆舉其所易明」，並從受言者角度解釋為「其人因言而曉」。最後，通過聲音通假的角度解釋為「喻」。

    綜上所述，「諷」字的詞典性涵義有兩個向度：一是「諷誦」，也就是誦讀時聲音有節奏且清晰流暢，像風流暢而有聲。二是「背文」即是「不開讀的文」，也就是背誦文辭。「諭」字的詞典性涵義也有兩個向度：一是「告訴」，也就是發言者對受言者吩咐某些事理，並使他明白通曉。二是「比喻」，也就是舉出容易明白的例子來說明不易理解的事理。

   「諷諭」連類成動補式合義複詞，最早見於漢代的語用現象。《漢書．禮樂志》云：「欲以風諭眾庶，其道無由。」[18]《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云：「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諷諭之義。」[19]班固〈兩都賦．序〉：「或以書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20]班固在使用「諷諭」動補式合義複詞時，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文化語境在發言？我們可以從班固《漢書．藝文志》中獲得解答，其云：

      古者諸侯卿士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

      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

      秋之後，周代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

      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

      隱古詩之義。[21]

周代士大夫如何能在交接鄰國、聘問盟會的外交場合來發言呢？顯然是透過稱詩的言說方式，以達到諷諭情志的目的。這種透過引用《詩經》語句，以達到微言相感的言說方式，很顯然是當時士人從政圖事的基本訓練，所以孔子才會說：「不學詩，無以言。」然而，就在孔子所身處的春秋之後，周道衰敗，歌詠聘問不行於列國，於是士人群體所擅長稱詩以諷諭情志的策略失去了可用的語境，也就不再是士人參與政權的可行管道。那些失志之賢人如荀子與屈原就改換另一種發言方式，作賦以諷，達到諷諭情志的目的。

    由此可知，不管稱引內容是詩還是賦，「諷諭」可以說是古代士人群體表達情志的言說策略。如同謝楚發認為：「我國古代的文學家都有一個『兼濟天下』的宏願，參政議政、干預生活被認為是他們的職責和使命。他們一旦對面前的政策、制度與社會風氣有意見，便常常以諷諭為手段，表明自己的態度。」[22]那「諷諭」到底是什麼樣的言說手段或是策略？可以從有關代表性辭典解釋來了解：

       「諷諭」一稱「諷諫」。文論術語。只在下者用文學作品寄寓譏刺或箴規

      來警戒執政者[23]。

      借用寓言、故事來說明道理，委婉地規勸、啟發別人或者進行諷刺譴責[24]。

      諷諭，修辭學上辭格之一。通常在本意不便明說或為求說得形象、明白的

      情況下，使用故事來寄託作者諷刺教導的意思[25]。

上引幾段文本，或就其文論術語如「諷諫」而指稱其警戒執政者的目的，或就其修辭格如「使用故事來寄託作者諷刺教導的意思」而指稱其諷刺教導的措辭法，正如陳望道認為：「諷諭是造出一個故事來寄託諷刺教導意思的一種措辭法」。[26]不管是文論術語或是修辭格，「諷諭」基本涵義是委婉地規勸、啟發別人或者進行諷刺譴責。這裡有兩個關鍵字「諷諫」、「諷刺」。那「諷諫」、「諷刺」與「諷諭」有何不同涵義？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諫」字，說文云：「諫，証也，從言，柬聲。」又「証，諫也，從言，正聲。讀若正月」可知「諫」之辭典性涵義即是用言語規勸對方使他改正錯誤。至漢代開始有「諷諫」的動補式合義複詞，如《史記》：「優孟……多辯，常以微笑諷諫。」[27]春秋楚國宮廷伶臣優孟以微笑諷諫的對象是君王楚莊王。漢儒將忠臣諫君的方式稱為五諫，「諷諫」為其中之一：

      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見，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

      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

      不為也。……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贛諫，五曰

      諷諫。孔子曰：「無從其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

      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

      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28]。

「諷諫」是五諫當中最高尚的策略，也是孔子所認同的言說方式，因為它以託物委婉的方式勸誡君王，不僅使聞之者足以戒，又使言之者無罪。正如班固云：「禮有五諫，諷為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29]劉向所謂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之分際，確實是最合於諷諫君王的應對語境，為智者所當為。為什麼智者當為諷諫？因為智者能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正如班固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謂諷諫、順諫、闚諫、指諫、陷諫。諷諫者，智也，知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30]可知自漢以後，諷諫的對象乃專指君王。

    「刺」字，《說文》云：「刺，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從刀朿，朿亦聲。」段玉裁注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然則春秋於他國書殺其大夫。於魯國則兩書刺。諱魯之專殺而謂之刺。謂其當罪合於周禮。公羊内諱之說是矣。此云君殺大夫曰刺。春秋於他國不云爾也。」且《說文》云：「朿，木芒也。象形。讀若刺。」木芒也就是樹上之許多芒刺。可知「刺」之辭典性涵義不僅是用尖利的東西如刀或朿給人直接扎傷，也是《公羊傳》詮釋《春秋》書寫的義例：諱言魯國君王派人暗殺聞訊有罪的士大夫。至於「諷刺」與「諷諭」有何不同涵義？《修辭通鑒》云：

      諷諭和諷刺也不完全一樣，它們都雖有諷刺意味，但諷刺主要是揭露性

      的，是直書其事，且具有貶責、指斥的意思。諷諭則主要是寓理於故事之

      中，含蓄委婉，給人以啟迪和誘導，有批評，但那是一種善意規勸。[31]

《修辭通鑒》主要是按照發言者的意圖與手法，來解釋「諷刺」與「諷諭」兩者不同的涵義。此不同的涵義就決定於後詞根「刺」和「諭」的差別：「刺」是直傷，「諭」是告曉。因此，當它們與前端詞「諷」結合成動補式合義複詞時，「諷諭」所採用的具體發言策略是含蓄委婉的寓理於故事，「諷刺」則是揭露性的直書其事。前者給受言者的目的是啟迪和誘導的善意規勸，後者給受言者的目的是則是貶責及指斥。

    總結上述，「諷諭」、「諷諫」及「諷刺」都是一個以後詞根「諭」、「諫」、「刺」補充說明前端詞結果「諷」的「動補式合義複詞」。「諷」是手段，「諭」、「諫」、「刺」是目的。「諷諭」是古代士人階層表達情志的言說策略。其發言意圖是啟迪和誘導地善意規勸受言者主要是政治時事的主導者君王或朝臣。其發言方式則是含蓄委婉，常是使用以彼喻此的比喻，或是寓理於故事，或是列舉容易明白的事例來說明不易理解的事理；「諷諫」的發言意圖是警戒受言者執政者君王，其發言方式則是使用故事來寄託諷諫意圖；「諷刺」的發言意圖是貶責及指斥受言者。其發言方式則是揭露性的直書其事。

（二）諷諭性詩用傳統的因變關係

    追溯「諷諭性詩用」傳統的因變關係，《詩經》是不可避的重要起點。中國文學自〈詩大序〉以來，一直都存在著一個兼顧創作與評鑒的重要思維模式，即是「美刺諷諭」：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

      曰風。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

      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32]

東漢鄭玄箋此文云：「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歌詠依違，不直諫也。」在漢代士人的思維模式裡認為詩歌是可假藉對事物的形容，以寄寓上位者感化百姓及下位者諷諫君王的深意。下位者勸諫君王的深意為何？為的就是使君王有所改善人倫之廢及刑政之苛。下位者怎樣發言才能符合朝政的情境而具有諷諫功能？就是鄭玄注解的不直諫，具體方式即是上文所提及的「諷諭」發言方式含蓄委婉，使用以彼喻此的比喻，或是寓理於故事，或是列舉容易明白的事例來說明不易理解的事理。如此發言方式不僅可以具有「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的效用，更能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的目的性。然而下位者士人藉者詩歌諷諭君王，不是只有匡救其惡的刺，也有論功頌德的美，如同鄭玄〈詩譜序〉所云：「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33]」詩歌諷諭雖然美刺並舉，然而，《詩經》真正有談到創作目的共有十二篇，十二篇當中只有三篇是美政，占多數的九篇仍是刺過[34]。除了這些可見明確刺旨的詩歌篇章之外，另有許多未點名刺意而實怨刺時事之作，集中於《國風》及《大小雅》，這些多是周朝末期幽、厲王等衰亂時期的詩歌，漢儒稱為「變風」、「變雅」[35]。例如，《詩經》描寫戰爭中共同的遭遇，體現他們共同感受的戰爭詩〈王風．揚之水〉詩序曰：「刺平王也。不擾其民而遠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又如〈唐風．葛生〉詩序曰：「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也如〈秦風．無衣〉詩序曰：「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36]這些刺過的詩歌因為具有揭露及批判時政的實質社會效用，因此《詩經》的美刺詩發展到後代，幾乎被「刺詩」這一名稱所取代。

    不同於《詩三百》刺詩的群體性諷諭效用，屈原是上承春秋時期學詩、用詩之士的傳統裡，開創個人主體性諷諭效用的詩人。王逸〈楚辭章句序〉云：

      屈原屢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

     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賦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

     篇。[37]

屈原詩作重在抒發生不逢時、不見知遇的憂愁憤懣，並企圖藉此傳承詩人的諷諫用心，以自我慰解。與前文曾引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謂「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合觀，可以發現在士人群體所擅長稱詩以諷諭情志策略失去效用的情境下，失志賢人屈原就開創一種新的發言方式—作〈離騷〉及賦《九歌》，〈九歌序〉云：「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離騷序〉云：「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經以諷諫君也」[38]。不僅緬懷春秋時期歌詠聘問、微言相感的賦詩言志，同時傳達戰國時期遭時闇亂的諷諭意味。面對大一統政治權威的漢代士人如何諷諭君王？屢忠精神的楚騷成為了風行朝野的發言方式，不管是東方朔、王褒、劉向、揚雄等人之擬騷，或班固之贊、序，或王逸之章句，或司馬遷之史傳，成為整個漢代士人認同的諷諭新方式[39]。《九歌》中〈國殤〉相對於屈原其他作品含有或深或淺的刺意，有意識地對戰爭的美頌。詩題「國殤」有何涵意？，王逸〈楚辭章句序〉云：「謂死於國事者。」其內涵就是祭祀為國戰死將士的祭歌。全詩十八句，前十句描寫充滿悲壯氣氛的戰爭場景，後八句情辭慷慨激昂歌詠戰士為國犧牲的精神。

    漢樂府官署採取的民間歌謠，承先秦之「樂教」而來，被賦予了反映現實以供君王觀風知政的參考。班固《漢書．藝文志》云：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

      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40]

可見在漢代民間樂府中，「感于哀樂」之抒情及「緣事而發」之敘事，實為足以分庭抗禮的兩大主軸，前者包含嘆逝、思鄉、夫婦等主題，後者包含說理、社會寫實、人物故事等。[41]漢樂府不僅是未能躋身仕途文人及宮廷文人與樂師的「集體創作」，其敘事情節之生動更能引起聽眾的共鳴[42]。在漢儒的詩教觀下，認為漢樂府與《詩三百》同為社會實錄，所謂「《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43]漢樂府延續《詩三百》采詩以觀百姓哀樂及風俗厚薄的傳統，提供君王知政的諷諭性意義。與《詩三百》相較，漢樂府詩由於以反映社會現實為主要特徵，其中表現漢代社會戰爭頻仍的戰爭詩尤其突出，最典型的莫過於「鼓吹曲辭．漢饒歌」的〈戰城南〉及「橫吹曲辭．紫騮馬歌辭」的〈十五從君征〉。前者以「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起興，以「死」入詩，直接描寫戰爭的殘酷性，諷諭戰士橫死不葬，為鳥所食的社會問題；後者沒有直接描寫戰爭，卻通過描寫戰士「十五從君征，八十始得歸」所見家園的三層無人場景，諷諭老兵眼淚縱橫，無家可歸的社會問題。

    建安詩人繼承漢樂府反映社會現實的諷諭傳統，典型的如曹操首創以古題寫時事的樂府體戰爭詩〈蒿里行〉、〈薤露行〉，以喪歌的舊有曲名，描繪董卓之亂前後白骨遍野的戰爭淒涼場景，諷諭漢末社會的動亂。鍾惺《古詩歸》稱此二詩：「漢末實錄，真詩史也。」方東樹《昭昧詹言》則云：「此用樂府題，敘漢末時事。所以然者，以所詠喪亡之哀，足當輓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44]又如曹植五言古體戰爭詩〈送應氏詩〉二首其一（步登北邙阪）雖沒有直接描寫戰爭，而是通過隨西征途經洛陽所見，描寫漢末軍閥混戰造成「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的戰後洛陽的荒蕪殘破。王粲五言古體戰爭詩〈七哀詩〉也有如此類似的描寫，反映了軍閥混戰造成「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關中長安的哀鴻遍野。

    建安以後，在《詩三百》及〈離騷〉以景物寄寓情志的諷諭模式上，轉化出以整體聯類譬喻之詠懷、詠史、遊仙詩歌諷諭類型。朱自清在《詩言志辨》曾論及後世的「比體詩」有詠史、遊仙、豔情、詠物四大類：詠史之作是以古比今。詠仙之作是以仙比俗。豔情之作是以男女比主從。詠物之作則是以物比人。阮籍〈詠懷〉組詩通篇為喻，通過化用典故以寄寓情志，使諷諭之義更加隱晦。鍾嶸《詩品》稱其：「厥旨淵放，歸趣難求。」劉勰《文心》則云：「阮旨遙深。」《文選》李善注引顏延之云：「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譏刺，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45]指出〈詠懷〉組詩諷諭詩用的特色。左思〈詠史〉組詩，藉通篇詠史以抒發激憤的情志，奠定以古諷今的諷諭模式。郭璞〈遊仙〉組詩，通篇藉由仙境的描寫，寄寓自我現實憤慨的情志。鍾嶸《詩品》稱其：「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文選》李善注云：「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飡霞倒景，餌玉玄都，文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46]劉熙載《藝概》則云：「郭景純亮節之士，〈遊仙詩〉假棲遁之言，而激烈悲憤，自在言外，乃知識曲宜聽其真也。」[47]指出〈遊仙〉組詩以仙比俗的諷諭模式。

    南北朝繼承前人諷諭性詩用模式，能有所轉化的就屬南朝鮑照及北朝庾信。庾信〈擬詠懷〉及鮑照〈擬行路難〉都是以「擬作」的方式[48]，以寄寓諷諭時局之情志。鮑照對時局的諷諭，多以擬漢魏樂府的形式－詩題或是「代」，或是「擬」，尤其是七言歌行體〈擬行路難〉十八首組詩最具開創性。朱熹《朱子語類》云：「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胡應麟《詩藪》云：「歌行至宋益衰，惟明遠頗自振拔，〈行路難〉十八章，欲汰去浮華，反于渾樸，後來長短句時多出此。與玄暉五言，俱兆唐人軌轍矣。」七言至此，蓋已別創一新境界，由板滯遲重而為流轉奔放。[49]〈擬行路難〉已粗具唐代歌行體的格局，成為中唐新樂府七言歌行體諷諭性詩用的先聲。庾信繼承阮籍〈詠懷〉組詩通篇為喻的諷諭模式，轉化為外在景物情境的描繪以寄寓情志。如〈擬詠懷〉其十一：「啼哭湘水竹，哭壞杞梁城。天亡遭憤戰，日蹙值仇兵。」其十三：「哭市聞妖獸，頹山起怪雲。綠林多散卒，青坡有敗軍。」其描繪戰地荒涼情境，寄寓憤慨的諷諭手法，為詠懷詩類型增添新特色，且在陳子昂〈感遇〉組詩中得到繼承，諷諭情志更與時事做更進一步的結合。

    陳子昂〈感遇〉組詩一反齊梁以來「興寄都絕」的詩風，繼承「風雅興寄」

和「漢魏風骨」的諷諭性詩用傳統。《新唐書》本傳云：「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如其三：「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上孤。」其三十四：「何知七十戰，白首未封侯。」都可見繼承庾信〈擬詠懷〉描繪戰地荒涼情境，寄寓憤慨的手法，對初唐戰爭頻仍時局表達深刻的諷諭。諷諭樂府到了李白手上，創製了二十一首新樂府，為唐代集中創作新樂府的第一人。他不僅大量以樂府書寫時事，使唐樂府內容由抒情寫物轉向實事諷諭；更總結歷代樂府辭意內容，在古題舊意的基礎上，別創了擬新題以興諷時事的新樂府。[50]如李白〈戰城南〉不但繼承「鼓吹曲辭．漢饒歌」的〈戰城南〉「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的古辭，轉化描寫「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更加悲慘的戰場景象，也繼承漢樂府詩末顯旨的手法：「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51]諷諭受言者唐玄宗不可用兵無度。胡震亨《唐音癸籤》云：「（李白樂府）從古題本辭本義妙用奪換而出，離合變化，顯有源流。」[52]李白妙用漢樂府本辭本意，奪換出諷諭唐玄宗不可用兵無度的新意，具體推動了古題樂府的新變。

    古題樂府新變成新題樂府，成為中唐元白諷諭性詩用之新模式「新樂府」，其轉關人物莫屬詩聖杜甫。杜甫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三別（〈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分別以具體事件，反映民間的普遍不幸，深刻敘寫了老婦、老翁、新娘、征夫等人在安史戰亂的悲慘境遇，以諷諭連年征戰、繇役無度的時政。又如〈兵車行〉的開端敘寫親人送征夫的悲慘畫面：「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到詩末顯旨：「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王道俊《杜詩博議》云：「王深父曰：「時方用兵吐蕃，故託漢武事為刺。」鄭東甫《杜詩鈔》云：「刺不恤秦兵也。」[53]杜甫諷諭朝廷窮兵黷武意圖由此可見。

    新樂府之發展，至元稹、白居易達到高峰，擴大了杜甫新題樂府的諷諭性詩用模式。蕭滌非認為：「所謂新樂府者，『因意命題，無復依傍』，受命於兩漢，取足於當時，以耳目當朝廷之采詩，以紙筆代百性之喉舌也。杜甫開其端，白居易總其成。」[54]元稹新樂府以反映社會時事為諷旨，純粹就時事本身敘寫，不拘泥於漢樂府詩題，繼承了前文所提及漢人完整建立的「美刺諷諭」思維模式，其〈樂府古題序〉云：

      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

      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意咸為贅賸，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

      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

      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

      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55]

從風騷連綿下貫到杜甫的詩歌譜系，無不隨著時代起伏，隱顯地制約士人階層創作詩歌的思維模式，此思維模式就是「諷興當時之事」，或「引古以諷，刺美見事」的美刺諷諭性詩用。與元稹彼此唱和的好友白居易〈與元九書〉自述創作諷諭詩之動機：「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比興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56]白居易之所以創作諷諭詩是與擔任左拾遺職務的諫官意識密切相關，所以賀貽孫《詩筏》云：「白樂天自愛其諷諭詩言激而意質，故其立朝侃侃正直。所獻穆宗〈虞人箴〉，並〈雜興詩〉（楚王多內寵）一篇，指點色禽之荒，婉切痛快，字字炯戒。」[57]白居易更開創了五十篇「新樂府」諷諭詩體現傳統士人階層兼濟之志在〈新樂府並敘〉云：

      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為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系于意，不系

      于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

      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

      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

      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58]

白居易在題小序云：「元和四年為左拾遺時作。」新樂府的創製，主要是出自般居意擔任諫官期間，繼承詩騷以來諷諭性詩用傳統，表現其濃厚的諷諫意圖。其新樂府五十篇壓卷之作〈采詩官〉繼承漢樂府詩末顯旨手法，以卒章顯其志：「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閉達人情，必向歌詩求諷刺。」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指出：「樂天〈新樂府〉五十篇，每篇皆以卒章顯其志。此篇乃全部五十篇之殿，亦所以標明其作五十篇之旨趣理想者也。」[59]新樂府由杜甫到元白一脈而下，建立了固定的諷諭性詩用模式：發言者士人敘述社會現實的真相，透過社會真相諷諭執政者的過失，發言態度不會流於激情憤怒而是溫柔敦厚。

    總結上述，若不是先秦兩漢儒家擴大了美刺的教化效用，諷諭性詩用便不會開整成一套完整的模式。此套模式迭經建安以古題寫時事的諷諭樂府詩，建安以後轉化出以整體聯類譬喻之詠懷、詠史、遊仙詩歌諷諭類型，庾信〈擬詠懷〉及鮑照〈擬行路難〉則以「擬作」的方式，寄寓諷諭時局之情志。時至唐代李白則別創了擬新題以興諷時事的新樂府，新樂府之發展，至元稹、白居易達到高峰，擴大了杜甫新題樂府的諷諭性詩用模式。諷諭性詩用模式可以說深遠地影響了歷代傳統士人階層創製詩歌的思維方式。

三、黃遵憲甲午戰爭詩之諷諭性詩用

    黃遵憲創作甲午戰爭詩必有意圖，他感受到什麼樣的社會？如何感知？如何透過文字書寫來傳遞？表達方式如何？意圖何在？本文的預設為黃遵憲在「諷諭性詩用」的傳統中創構甲午戰爭詩，目的是為了諷諭晚清時政，表達詩人對現實的關懷。本節主要探析黃遵憲甲午戰爭詩諷諭意圖及其諷諭方式。

（一）藉詩題表諷諭意圖

    黃遵憲創製甲午戰爭詩，其發言策略之一，即是在詩題中隱含諷諭意圖。例如七言歌行體〈降將軍歌〉題目「降將軍」反用了三國將軍嚴顏的事典：「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嚴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60]典故分成「用詞」與「用事」兩類，其效用可以達到古今兩種異質經驗的對照。如同蔡英俊所言：

      「用事」指向了作家對於過往已定的事例的一種借代與解釋，並且著重在

       作家對於過往經驗的理解與認同。[61]

典故本身具有「符碼性」，其來源與意涵是否為受言者理解，取決於發言者及受言者之間的社會文化對應關係。兩者語言、文化、時代等背景的相似性越高，越容易產生了解與共鳴，反之則可能造成隔閡。[62]「降將軍」的符碼性究竟指代為何？是否會造成隔閡？還是容易產生共鳴？這必須要從符號本文去探析。此詩為七言歌行體新樂府，其諷諭性詩用模式如前所述是以卒章顯其志：「可憐將軍歸骨時，白幡飄飄丹旐垂。中一丁字懸高桅，回視龍旗無孑遺，海波索索悲風悲。悲復悲！噫噫噫！」[63]代表清國龍旗不見蹤跡，只見鑲有丁字海軍提督旗，這樣的畫面暗諷姓丁的海軍提督向日本海軍投降。那姓丁海軍提督為誰？古直《黃公度先生詩箋》云：「案謂丁汝昌作也。」錢仲聯引用其說，並徵引《清史稿．丁汝昌傳》詳為說明。[64]然而大陸學者李生輝則認為：「真正的『降將軍』不是丁汝昌，而是威海衛水陸營務處候選道牛場昺等人。黃遵憲囿于聞見，敘述北洋艦隊投降過程。」[65]不管歷史上的丁汝昌是寫完投降書，且安排了北洋艦隊的乞降活動後才自殺的；還是丁汝昌拒降服藥自盡後，牛場昺等人盜用了他的名義策劃，組織了北洋艦隊的投降活動。詩歌上的「降將軍」符碼意象性是指向清國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的典型形象。丁汝昌的典型形象為何？即是清軍將領的懦弱無能。黃遵憲透過描寫「降將軍」的形象，嘲諷了清軍將領的懦弱無能，而其深層的發言意圖則是諷諭晚清執政者昏庸無能，用人不當而導致誤國。

    又如七言歌行體〈度遼將軍歌〉題目「度遼將軍」使用了西漢征遼東烏桓將領范明友的事典：「元鳳三年冬，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66]。「度遼將軍」的符碼性究竟指代為何？一樣要從符號本文探析，此詩亦為七言歌行體新樂府，其諷諭性詩用模式是以卒章顯其志：「燕雲北望憂憤多，時出漢印三摩挲，忽憶〈遼東浪死歌〉，印兮印兮奈爾何！」[67]漢印為何？錢仲聯引古直箋云：「黃友圃云：中東事起，吳大徵方為湖南巡撫。吳好金石，適構得漢印，其文曰：『度遼將軍』，吳大喜，以為萬里封侯兆也，遂慷慨請纓出關，故題云爾。」[68]可知佩帶漢印的「度遼將軍」即是請纓出關的湖南巡撫吳大徵。「漢印」是詩人統一全篇的敘事線索，不只出現於詩末顯旨，也出現在第七、八句「平時蒐集得漢印，今作將印懸在腰」，歷史上的吳大徵不僅是湖南巡撫，更是專擅金石之學，金石專家吳大徵反而昧於度遼將軍漢印的偽造，隱諷吳大徵迷信徵兆，不自量力且昧於形勢；還出現在後段敘事意義轉折詩句「棄冠脫劍無人惜，只幸腰間印未失」，諷刺吳大徵牛莊戰敗潰逃，不思戰局挽回，只在意漢印未失。〈遼東浪死歌〉內容為何？《資治通鑑》記載：「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69]詩人借用隋代農民起義軍領袖王薄的事典，隱刺「度遼將軍」吳大徵撫摩漢印生感慨時，忽憶浪死於遼東戰場的清軍士卒，遂悲封侯無望的心理。此是「漢印」第三次出現時隱有的諷意。

    黃遵憲透過「漢印」前二層的隱諷—第一層隱諷吳大徵迷信徵兆，第二層隱諷吳大徵戰敗潰逃，推導卒章顯其志—第三層隱諷吳大徵封侯無望。此三者仍然是發言者的表層意。其深層意為何？藉由「度遼將軍」吳大徵為求封侯，輕率請纓出關的典型形象，諷諭受言者清廷昧於時勢，用人不當而導致誤國。

（二）文本內容表諷諭意圖

    黃遵憲除了藉「詩題」表諷諭意圖之外，還運用「文本內容」的意向性來導引諷諭意圖。其發言策略之二，即是透過對比結構隱含諷意。例如七言歌行體〈哀旅順〉：

     海水一泓煙九點，壯哉此地實天險。炮台屹立如虎闞，紅衣大將威望儼。

     下有深池列鉅艦，晴天雷轟夜電閃。最高峰頭縱遠覽，龍旗百丈迎風颭。

     長城萬里此為塹，鯨鵬相摩圖一噉。昂頭側睨視眈眈，伸手欲攫終不敢。

     謂海可填山易撼，萬鬼聚謀無此膽。一朝瓦解成劫灰，聞道敵軍蹈背來！[70]

首句化用李賀〈夢天〉詩句：「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起興的氣勢雄壯，後十三句承接雄壯氣勢，極力鋪陳渲染軍事要港旅順的險固堅實，似乎天下之雄險至此已極。但「一朝瓦解成劫灰，聞道敵軍蹈背來」兩句筆鋒陡轉，平實地交代日軍抄後路從背後攻擊，導致險固堅實的旅順軍港瞬間淪於敵手，清軍化為灰燼。黃遵憲除了從意義結構對比，更巧設聲音結構反差：前十四句句押仄聲韻，急促而鏗鏘，最後兩句忽轉用平聲韻，都可見暗諷旅順軍港失陷得如此輕易。其深層的言外之意則是諷諭北洋大臣李鴻章消極防禦戰略的失誤[71]，以及清軍的庸鄙膽怯。又如〈臺灣行〉前半部：

      城頭逢逢雷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台灣去！當初版圖入天府，   

      天威遠及日出處。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殺蓬蒿來此土。糖霜茗雪千億樹，writ e歲課金錢無萬數。天胡棄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虜！眈眈無厭彼碩鼠，write 民則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誰三戶楚，何況閩粵百萬戶！成敗利鈍非所睹，     

      人人效死誓死拒，萬眾一心誰敢侮？一聲拔劍起擊柱，今日之事無他語，

      有不從者手刃汝。堂堂藍旗立黃虎，傾城擁觀空巷舞。黃金斗大印繫組，

      直將總統呼巡撫。今日之政民為主，台南台北固吾圉，不許雷池越一步。

前半部句句用急促鏗鏘之仄聲韻，極力鋪敘日軍登陸臺灣之前，臺民激烈抗日保臺信念之堅定。「一聲」三句模擬臺灣巡撫唐景崧堅定之語態，「堂堂」三句敘述唐景崧就任臺灣民主國總統之熱烈情狀，「今日」三句則模擬唐景崧積極防禦佈署日軍侵占之戰略。然而後半部筆鋒陡轉：

      海城五月風怒號，飛來金翅三百艘，追逐巨艦來如潮。前者上岸雄虎彪，

      後者奪關飛猿猱。村田之銃備前刀，當軏披靡血杵漂。神焦鬼爛城門燒，

      誰與戰守誰能逃？一輪紅日當空高，千家白旗隨風飄。搢紳耆老相招邀，

      夾跪道旁俯折腰。紅纓竹冠盤錦條，青絲辮髮垂雲髾。跪捧銀盤茶與糕，

      綠沈之瓜紫蒲桃。將軍遠來無乃勞？降民敬為將軍犒。將軍曰來呼汝曹，

      汝我黃種原同胞。延平郡王人中豪，實闢此土來分茅，今日還我天所教。Write 國家仁聖如唐堯，撫汝育汝殊黎苗，安汝家室毋譊譊。將軍徐行塵不囂， 

      萬馬入城風蕭蕭。嗚呼將軍非天驕，王師威德無不包。我輩生死將軍操，

      敢不歸依明聖朝？

後半部轉為句句用平聲韻，敘述日軍攻陷臺北城之後，臺民平和擁日之怯懦情形。「一輪」兩句對比強烈，之後詩句極力描寫臺民擁日之怯懦。「搢紳」八句敘述臺北仕紳歡迎日軍之怯懦情狀。「將軍」八句模擬日本海軍大將樺山資紀尋找侵占臺灣藉口之語態。「嗚呼」四句模擬臺灣仕紳讚頌樺山資紀之語辭。黃遵憲以日軍登陸臺灣前後之對比暗諷臺民的反覆無常，故詩末議論云：「噫嚱吁！悲乎哉！汝全臺，昨何忠勇今何怯，萬事反覆隨轉睫。平時戰守無豫備，曰忠曰義何所恃？」臺灣名家洪棄生《寄鶴齋詩話》云：「此詩（〈臺灣行〉）可稱佳製，手筆實不減仙根。但於譏諷臺灣處，未免太抹殺；於誇耀敵軍處，未免太貢諛！……臺人之堅韌拒戰，後來諸義民遍處樹幟。前後擾攮者五年，死者無萬樹，固族興起海內頑懦，不減廣東三元里之逐英夷！」[72]批評黃遵憲議論不公。然而，黃遵憲為何不書寫其他臺人之堅韌拒戰？王蘧常《國恥詩話》云：「（〈臺灣行〉）末數語，尤發人深省。」[73]原因是發言者透過意義與聲音的對比結構，以及不書臺灣義勇軍，只書臺北抗戰日軍的寫作策略，深層暗諷臺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不戰而逃。

    其發言策略之三，即是透過「詩中自注」隱含諷意，例如《馬關紀事》其三：

「括地難償債，臺高到極天。行籌無萬數，納幣一千年。恃眾忘峰蠆，驚人看雀『鳥旃』。傷心償博進，十擲輒成鞬。」[74]「納幣一千年」詩句自注：「遼金歲幣銀二十萬兩，以今計之，合一千年乃有此數。」黃遵憲透過「情境聯類」方式達到「詩中自注」之諷諭意圖。什麼是「情境聯類」：

      詩人既對他所處社會的現象有所感觸而產生情志，則他本人便在此一具體

      之「境」中；此「境」非離「情志」而為不涉主觀之客體，其中涵有詩人

      之「情志」在。如此主客融合，我可以稱它為「情境」。這「情境」存在

      於現實社會中，我們可以稱它為「實存情境」。作者為了表達此一情境，

      以對某特定讀者勸諫或告曉，因求其委婉，故採取「寄託式的譬喻」。而

      被用來作為「託喻」的事物，必是一與自己所意圖託喻之「實存情境」具

      有類似性之另一「情境」。此另一「情境」即是作品語言所描述具現之情

      境，我們可以稱它為「作品情境」。將兩個類似之情境連接在一起，我們

      可以稱它為「情境聯類」[75]

顏崑陽先生指出「情境」有兩種，一種是作者當下所面臨到的「實存情境」；二是作品所示現的「作品情境」。透過相類似的情境將兩方連接起來，即是「情境聯類」。黃遵憲利用清廷根據《馬關條約》第六條規定，賠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及第二次各五千萬兩，餘款平分六次，遞年交納，以換取和平與苟安之「實存情境」，情境聯類宋王朝每年向遼、金輸納銀絹的歲幣，以換取和平與苟安之「作品情境」，隱諷清廷債臺高築，即使搜括全國人民之所有，也難以償付賠款。其言外之諷諭意圖是清廷再不勵精圖治，清將會亡於日，如同宋亡於金。

（三）諷諭策略的不同

    黃遵憲甲午戰爭詩新樂府及其近體詩的諷諭在表現方式上呈顯區隔。其區隔主要表現為三方面。

    黃遵憲新樂府承杜甫到元白新樂府之敘述視角，藉由具體事件，以小見大，反映一種社會現象。近體詩之敘述視角則多以總觀時局，綜論得失。例如新樂府〈悲平壤〉不寫平壤之戰的全過程，而是從平壤城玄武門之陷落筆，側重寫清軍的敗潰；〈東溝行〉敘述了大東溝海戰的全過程，呈現清軍北洋艦隊巨大的失敗；〈哀旅順〉則極言海防要塞旅順口之堅不可摧，詩末兩句卻描寫日軍奪取之容易。這三首都透過具體戰爭事件，以反映清軍沒有真正的將帥之才。五言律詩五首〈馬關紀事〉在總觀中日雙方代表協議簽定〈馬關條約〉的過程：「既遣和戎使，翻貽驕倨書」之日方之倨傲、「正勞司賓館，翻驚力士椎」之李鴻章遇刺、「括地難償債，臺高到極天」之割地賠款、「瓜分倘乘敝，更益後來憂」之瓜分之憂、「蕞爾句驪國，群知國必亡」之朝鮮覆滅，是以登高總望之視野，感憂甲午戰爭後之時局。

    甲午戰爭詩新樂府多以第三人稱來發言，即使是第一人稱發言，也緊守旁觀者的低調語態。近體詩多以第一人稱發言，彰顯儒家士人兼濟天下的語態。例如新樂府〈降將軍歌〉，以「沖圍一舸來如飛，眾軍屬目停鼓鼙」起興，隨後即模擬「降將軍」口吻向日軍請降：「今日悉索供指麾，乃為生命求恩慈，指天為正天鑒之」，至於黃遵憲，則隱身為日本海軍中將伊東祐亨的聽者，給出答覆：「中將許諾信不欺，詰朝便為受降期」，並不發表意見。又如新樂府〈度遼將軍歌〉，黃遵憲特意隱沒發言主體，以第三人稱的旁觀視角，敘寫湖南巡撫吳大徵購得漢代「度遼將軍」之漢印，即以為萬里封侯之兆，適日軍入侵東北，便慷慨請纓率領湘軍赴山海關外殺敵，未戰之前大話侃侃「待彼三戰三北餘，試我七縱七擒計」，一接戰即望風而逃「兩軍相接戰甫交，紛紛鳥散空營逃」，形象化地表現了第三人稱發言的時局感嘆。五言律詩〈馬關紀事〉其一以憂君輔國的儒臣發言主體，悲敘清廷指派張蔭桓、邵友濂為全權大臣，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陸奧宗光會商，日方卻以清廷全權大臣資格不足為理由，拒絕與清廷談判，詩末表示願望「所期捐細故，盟好復如初」。全詩很明顯為黃遵憲儒臣本色的憂國論述，發言主體昭然彰顯。又如五言律詩〈馬關紀事〉其四也以第一人稱慨歎時局：「竟賣盧龍塞，非徒棄一州」，為詩人主體的發言憂國，憂國家任由外強宰控：「趙方謀六懸，楚已會諸侯。地引相牙犬，鄰還已奪牛」，詩末「瓜分倘乘敝，更益後來憂」也是以儒臣主體總抒時局之憂。

    黃遵憲新樂府多通篇諷諭，諷旨集中。近體詩的諷諭，多於抒感、論說的主軸下兼而及之，因而諷諭僅為詩中的部分內容。例如新樂府〈哭威海〉通篇敘寫威海衛南北炮臺的失陷及港口被奪的過程，指出造成失敗的許多因素：「海與陸，不相容。敵未來，路已窮」指陸軍統將戴宗騫與海軍提督丁汝昌不合，互相攻詆；「船資敵，力猶可。炮資敵，我殺我」指由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錯誤指示，日軍利用清軍砲臺襲擊北洋艦隊；「十里牆，薄如紙。李公睡，戴公死」指山東巡撫李秉衡指揮錯誤，以及戴宗騫愧憤自盡。到詩末「大小李，愁絶倒，巋然存，劉公島」指出一旦威海衛被奪，儘管李鴻章及李秉衡再如何憂愁至於不能自持，劉公島再如何巋然屹立不搖，但是北洋艦隊已經無法逃於全軍覆亡之命運。很明顯整篇諷諭兵不能力戰，將不能指揮，上級官僚彼此不合，造成國家莫大的屈辱。例如五言律詩〈馬關紀事〉其五，在抒感的主軸下，描述李鴻章在日本遇刺一事：「正勞司賓館，翻驚力士椎」，並以以郭子儀比況李鴻章：「卅載安危系，中興郭子儀」，「屈迎回鶻馬，羞引漢龍旗」則言李鴻章羞於以國使屈伸乞和。詩末「存亡家國淚，淒絶病床時」才暗諷清廷如同遇刺之李鴻章，淒絕橫躺在病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