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中文系「群流會講」部落格

1041第八次群流會講meeting 2015年12月23日(三) 

主講人：黃素卿（淡江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主  題：晚明《書法雅言》「中和書風」的時代性及其對「晉人尚韻」的祈嚮

晚明《書法雅言》[1]「中和書風」的時代性及其對「晉人尚韻」的祈嚮 

黃素卿（淡江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一、前言

（一）動機與問題提出

　　王船山云：

昔人謂書法至顏魯公而壞，以其著力太急，失晉人風度也。文章本靜業，故曰「仁者之言藹如也」，學術風俗皆於此判別。著力急者心氣粗，則一發不禁，其落筆必重，皆囂陵競亂之徵也。……啟禎諸公欲挽萬曆俗靡之習，而競躁之心勝，其落筆皆如椎擊，刻畫愈急，得理愈淺；雖有才人，無可勝澄清之任。[2]

從書法談到「澄清之任」，書法的好壞可以攸關能否承擔澄清天下的責任，其條件為須能「得理」，其原則為不可「刻畫愈急」，「著力急者心氣粗，則一發不禁，其落筆必重，皆囂陵競亂之徵也」。請看晚明實例：「啟禎諸公欲挽萬曆俗靡之習，而競躁之心勝，其落筆皆如椎擊，刻畫愈急，得理愈淺；雖有才人，無可勝澄清之任」。其典範為「晉人風度」，能做到「仁者之言藹如也」，即使顏真卿，亦因「著力太急」而「失晉人風度」。兩晉廟堂已失儒風，詩文書法的靜雅貞醇是一股鼓舞士人的溫柔力量。

　　顏真卿的書法地位，歷史自有定論，其「著力太急」曾為王船山及昔人詬病，前人已有說解[3]。引起我注意的是王船山在此表示對「晉人風度」的嚮往。王船山（1619- 1692年），身處晚明清初，和同屬晚明的書法理論家項穆（約1550 -1600年，嘉靖二十九年－萬曆二十八年）相距不遠，對「晉人風度」的嚮往，項穆的《書法雅言》中極力推舉，船山此話應是《書法雅言》的延伸。

　　《書法雅言》為項穆晚年之作，《四庫全書提要》謂其「未始非書家之圭臬也」[4]，陳振濂主編的《中國書法批評史》亦云：「項穆《書法雅言》的歷史意義足以與孫過庭的《書譜》相提並論」^[5]，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稱許項穆《書法雅言》「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美學系統」[6]。項穆以孟子距楊、墨的心情，提倡「中和」書風，於書中大力貶斥蘇軾、米芾（如圖四），標舉晉人，尤以王羲之（如圖五）為宗，甚至將「書統」比「道統」，以「王羲之」比「孔子」，後人因此批評其為「衛道者」，以書法衛道。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將中國書法理論分為六大系統：喻物派、純造形派、緣情派、倫理派、天然派、禪意派[7]，而以「倫理派的書法理論」歸整項穆《書法雅言》^[8]，認為項穆「將藝術問題完全轉換為倫理問題」、「學書即是學做人」，認為其是從「從哲學說明王字的特點」，《書法雅言》「正宗觀」往往是研究者的探索對象之一。[9]

　　《書法雅言》既是一套自成系統的書法理論，書法史上亦有其定位，然，批評的意見亦不少。王子微〈正本清源，建構書統──淺析《書法雅言》正統觀念的形成〉認為，《書法雅言》「為了極力推崇王羲之的正統地位而在一些觀點上出現了牽強附會、自相矛盾的說法」[10]；葉梅《論書法雅言正宗觀》，雖肯定其歷史地位，卻又認為項穆從儒家文藝教化出發，對儒家思想的一定曲解，造成他文章中的一些矛盾和對藝術在一定程度上的誤讀[11]；蕭元《書法美學史》認為，項穆以「書統」比附「道統」，以王羲之類比孔子，並以此作為唯一參照標準，對歷代著名書家求全責備的做法，充分表現了在傳統文化積澱下形成的奴性認同心理[12]；黃惇《中國書法史・元明卷》則說：「項穆的《書法雅言》似乎完全沒有看到時代風氣的轉變」[13]；王船山所處的晚明清初，書法又歷經變革朝向重、拙、大的方向發展，沃興華《插圖本中國書法史》以「真情本色與風格特色」綜合此時書家[14]表現時說：

　　　這樣的理論走向極端，往往會導致風格形式的偏頗，但革新派不怕極端和偏頗，面對當時書壇上追求完美的「時中」理論，面對崇尚「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的平庸書風，傅山大膽提出了四寧四毋的口號：「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華，寧真率毋安排。」以為非此不足以挽狂瀾于既倒。這個口號不僅在當時意義重大，而且還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因為它肯定藝術風格的偏向型發展，否定了傳統的盡善盡美理論，所謂盡善盡美不過是在共通的理法原則下所產生的一種幻想，它會限制和影響創作過程中真性本色的流露，本質上是虛偽的。[15]

此處不論是代晚明書家發言，或是沃氏自己的看法，「平庸書風」、「盡善盡美」的「幻想」和「虛偽」，皆暗指項穆的《書法雅言》。

　　學者的批評或者因切入角度與著重之點不同，因而有或輕或重的不滿意，我想探究的是，身處「晚明」，稍前如項穆，稍後如王船山，在一個動蕩的時代，以其文藝專長，如何面對自己的所處。如前所述，項穆《書法雅言》有其一定歷史定位及價值，然而，此「歷史定位及價值」又是什麼？擬以項穆的《書法雅言》為對象，探究其揭舉「中和」、崇尚「晉人風度」、以「王羲之」為正宗的時代因素為何？試圖扭轉怎樣的風氣？其所揭舉的「中和書風」面貌是什麼？清梁巘《評書帖》提出「晉人尚韻」[16]，為項穆所接受，項穆心中的「晉人尚韻」如何成為他的祈嚮？最後要問的是，項穆果真是以書法衛道？如果不是，其所揭舉的「中和書風」如何實踐對「晉人尚韻」的祈嚮，進而達到「書正則人正」？

（二）關鍵詞界義

１、晚明：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於南京稱帝，建立明朝；1644年，崇禎皇帝自縊於北京煤山。此間總共歷經276年，近乎三個世紀，因此，一般多以近一百年將明代分為三期。本文所說「晚明」乃依據黃惇《中國書法史・元明卷》所分，指萬曆以後直到明末（1573-1644）[17]。

２、中和書風：

　　項穆為「中和」立專篇，釋其義曰：　　　

　　　圓而且方，方而復圓，正能含奇，奇不失正，會于中和，斯為美善。中也者，無過不及是也；和也者，無乖無戾是也。然中固不可廢和，和亦不可離中，如禮節樂和，本然之體也。

　　　不知正奇參用，斯可與權。權之謂者，稱物平施，即中和也。[18]

項穆所重的「中和」是方圓、正奇等的對立融合與權衡施展。〈形質〉篇云：

　　　人之所稟，上下不齊，性賦相同，氣習多異，不過曰中行，曰狂，曰狷而已。所以人之于書，得心應手，千形萬狀，不過曰中和，曰肥，曰瘦而已。（頁5）。

　　　臨池之士，進退于肥瘦之間，深造于中和之妙，是猶自狂狷而進中行也，慎毋自暴自棄哉！[19]

「中和」是進退於肥瘦之間，不否認各有其美，但仍可有進境，一如「狂狷」之欲其進於「中行」。書法「形質」猶如人的「性情」，〈中和〉篇謂：「書有性情，即筋力之屬也；言乎形質，即標格之類也」[20]，「標格」，氣度、風範、品格，書法的「形質」猶如人的「性情」，表現出的風格帶有「氣度、風範、品格」的近於「善」、「正」的傾向。項穆勉勵臨池之士「慎毋自暴自棄」，其「中和」理想無疑帶有期盼與未來性。

３、時代性：

　　一般所謂「時代性」，多指對時代的反映，我期望的「時代性」較此而言，應該有更積極的意涵。胡以誠《自然、水墨、時代性：寫生與心象的創作剖析》解釋「時代性」時說：

　　　時代性可感，但並不容易為之定義，當我們給予藝術品「具有時代性」的判斷，通常是一個極高的肯定，藝術史中指標性人物地位的建立，時代性的彰顯是重要關鍵，時代性有了價值判斷上的意義。[21]

接著引用琳達・諾克琳（Linda Nochlin，1931-）對的詮釋，琳達・諾克琳曾指出三種展現「時代性」的可能方式：

　　　一是以傳統藝術、文學的象徵或比喻語彙來表達他自身那個時代的理想、成就或渴望；二是堅持「時代性」這個詞暗示的就是一個人必須要與他自身那個時代的代表性具體經驗、事件、風俗及面貌作一個實際性的接觸並作嚴謹、非理想化的表達；三是將「與時代同步」理解成「領先時代」。[22]

本文所指「時代性」應含有以上三點，以第一點「表達他自身那個時代」為動機，以第二點「嚴謹、非理想化的表達」為方法，進而達成第三點「領先時代」的積極意涵。因此，「時代性」是，即使標舉「復古」，其義仍在「創新」。

４、晉人尚韻：

　　清梁巘《評書帖》云：

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23]

梁巘於後文續有論述云：

晉書神韻瀟灑，而流弊則輕散。唐賢矯之以法，整齊嚴謹，而流弊則拘苦。宋人思脫唐習，造意運筆，縱橫有餘，而韻不及晉，法不逮唐。元、明厭宋之放軼，尚慕晉軌，然世代既降，風骨少弱。[24] 

「晉人尚韻」，是指「晉書神韻瀟灑」而「清散」。清梁巘以「輕散」為晉書之流弊，但肯定其「神韻瀟灑」。項穆以為「晉人風氣，疎宕不羈」[25]，「不羈」近「瀟灑」，「散」為「閒逸」，至於「輕」，恐和晉處亂世，士人習於「舉重若輕」，實與「瀟灑」、「不羈」相近。項穆推崇晉書，以為「書不入晉，固非上流」，其書法美感為「疎宕不羈」，亦近於「神韻瀟灑」。牟宗三《才性與玄理》以「逸」為魏晉名士內蘊，認為「逸則特顯『神韻』」[26]，「逸」即「疎宕不羈」，晉人書法的「疎宕不羈」是「逸」，亦正是表現「神韻」之處。「逸」是內在的蓄滿而自然溢出成規通套，其與儒家「和順積中，英華發外」闇合，外發出於天然，其實質為含蓄。〈神化〉篇云：「『神化』也者，即天資既發、氣韻生動之謂也。」[27]顏崑陽先生解釋「氣韻」一詞曰：

　　　「氣」指一個人特殊的生命力強度地表現於形相、行為上的氣勢、力感。「韻」則指一個人的性情真實地表現於形相、舉止上的風度、趣味。[28]

所謂「晉人尚韻」，不論是「神韻」或「氣韻」，都是內在生命達到一定強度，真實溢出的力感、趣味。其本質為「含蓄」，其外顯為「天然溢出」的灑脫。

５、祈嚮：

　　《莊子》〈天地〉篇云：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29]

郭象注云：「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成玄英疏：「祈，求也。……今宇內皆惑，莊子雖求向至道之情，無由能致，故可悲傷也」^[30]，郭象、成玄英對「祈嚮」的解釋是「求嚮至道」。處於晚明，由於時代，由於家學，項穆對晉人書風的嚮往，已不只是個人對書法至道的情感需求。我所說的「祈嚮」應較接近章炳麟《莊子解故》所說：

　《詩·大雅》傳：「祈，報也。」《釋詁》：「祈，告也。」《釋言》：「祈，叫也。」向，即今嚮導字。凡嚮導主呼路徑以報告人，故謂之祈向。^[31]

「祈」為報告、呼叫，「嚮」為路徑嚮導，「祈嚮」是路徑嚮導者沿路報告路徑以使人有所依循。項穆自期成為當代書法出路引導人，從其提出次第分明的具體實踐工夫可知，此「次第分明的具體實踐工夫」即是項穆的「沿路報告路徑以使人有所依循」的指引。

二、晚明《書法雅言》「中和書風」的時代性　　

（一）晚明書風及其形成　

（二）《書法雅言》「中和書風」

（三）《書法雅言》「中和書風」的時代性

　　項穆指出《書法雅言》所要對治的書風如下：

１、取式宋書，蘇、米為則

２、故作姿態，失卻質樸

３、不悟規矩，忽略性情

４、泥古不悟，妙失時中

三、晚明《書法雅言》對「晉人尚韻」的祈嚮

（一）「晉人風氣」與「晉人尚韻」　　

（二）「尚韻」與「尚態」

（三）以王羲之為典範

項穆的推崇大抵可歸納如下：

１、以王羲之為「書統」，類比孔子的「道統」，舍仲尼無以言正道，異逸少無可為法書。

２、兼容鍾繇、張芝長處，因而大統斯垂，萬世不易。

３、森嚴有法，又神彩攸煥，入「法」出「法」而得「神」。

４、風神散逸，爽朗多姿，依前所述，實達「天機自發，氣韻生動」。

５、孔子稱聖時中，逸少能得時中，與世推移，為「中和」標竿。

四、《書法雅言》「中和書風」的實踐

（一）「書正則人正」是否以「倫理道德」為優位？　

（二）「中和書風」的實踐

１、創作者：

（１）強調學習

（２）知取捨

（３）克己為先

（４）取法典範

（５）明次第

（６）強調主體性

（７）講求器具

５、賞鑑者

五、結論

由以上論述，可得以下結論：

１、項穆《書法雅言》揭舉「中和」、崇尚「晉人風度」、以「王羲之」為正宗的時代因素是，針對此前文徵明、祝枝山以後書風因學宋而墮入追求筆畫姿態的狂怪現象，並試圖扭轉，包括：取式宋書，蘇、米為則；故作姿態，失卻質樸；不悟規矩，忽略性情；泥古不悟，妙失時中。

２、項穆所揭舉的「中和書風」面貌是「方圓互成，正奇相濟」的對比辯證融合，如人體的內外兼具，如動植物的圓整脩對。

３、「晉人尚韻」所以成為項穆心中的祈嚮，在於晉人書法的「疎宕不羈」，表現了「天機自發，氣韻生動」的書法極至，亦即特顯神韻的「逸品」。

４、項穆果真是以書法衛道？非也。「書正則人正」，強調態度的慎重，若說書法「功同禮樂」、「翼衛教經」，有益世道人心，是在過程的慎重與終成整體面貌的「氣韻生動」，此種由規矩入巧的生命力展現，隱隱催化世道人心。

５、「中和書風」的實踐可從創作者與賞鑑者兩方面來說，前者包括：強調學習、知取捨、克己為先、取法典範、明次第、強調主體性、講求器具；後者從鑑賞者角度提出對書法作品的期望，仍在對比融合的「中和」氣象上。

　　項穆《書法雅言》的歷史定位及價值，在針對時代提出完整書學理論，期望有所指引，強調學習以及「取法乎上」，為晚明給出一個融通的未來期許，有其積極性。可惜晚明衰落太匆匆，項穆《書法雅言》「中和書風」來不及安穩落實；但，如《四庫全書提要》所云：「雖持論稍為過高，而終身一藝研究至深，煙楮之外，實多獨契，衡以取法乎上之義，未始非書家之圭臬也」，左國華〈晚明儒學背景下的項穆書法「中和」思想成因初探〉結語說：

　　　儘管這一思想未成為時代主流，也代表不了當時的時代特色，但項穆「中和」書法思想是反對當時的流行書風，為了糾正當時社會風氣之不足所提出的，是一篇完整的書法美學論著，為我們研究明代書風美學、書風流變、書法批評等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資料。其藝術辯證思維方法更值得我們去探索、研究和借鑒。^[32]

晚明清初，書法在個性解放風潮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狂怪姿態，但已不是項穆所憂心的故作奇姿，而是真正的「氣韻生動」，這是「元明尚態」的淋漓盡致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