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中文系「群流會講」部落格

1041第三次群流會講meeting 2015年10月14日(三)

主講人：陳頤真（淡江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

主題：《文選》實用文體之美典

《文選》實用文體之美典

陳頤真

（淡江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

    一、     美是什麼?美如何存在?中西對於美各自有何看法?

……總之，西方和東方對於美所側重的概念是不同的，西方更重視的是人體、身材，客觀方面的美；東方則更重視的是受到理性節制而產生出的人格之美，是種內外兼顧的美，並由此節度調整而形成一種凝結關係之作用。西方重視的是理型的觀念，是衝突的展現，東方重視的是「修辭以立其誠」、「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以內在人格誠懇之發用，引導個體與個體之間走向合宜合禮的關係。如果更深入細究地去對東方之美探問：「人格與形體孰美乎」﹖無庸置疑，「人格」之美勢必無疑將優先於「形體」之上。

二、章表奏議應該歸入純文學還是雜文學?

   五四以來，受到西方的影響，而將文學二分，順著這種觀念，使得五四以後的知識分子皆認為抒情的詩和賦才是純文學，才是美，而不抒情的文體則都應被打進雜文學之中，自然也稱不上美。而那些被以這種觀點而受到曲解甚或遭受遺漏的作品，二十一世紀的當代是否還應該沿襲著五四的看法而忽視那批被丟入雜文學之中的章表奏議，就是本文所要處理的重點。更甚者，本文是否能建構出一套新的美典來復興諸多被丟進雜文學之中的作品，將是本文撰寫之終極目標。

……美的判準應該從兩方面下手，其一是文字書寫上必須「得體」，這方面必須從《文心雕龍》查詢當中各種文體的體要為何，其二是從「社會倫序」上發掘，是否能夠符合「適分的完善」，此話即意謂著作者能否依照分際及因應問題，在各種文體當中揀擇適當的文體，並且順著該種文體要求之下，進行文字之書寫，就能如徐復觀所言，因為透過作者美感心靈的作用之下，所以使得一切具有功利效用的實用文體，都能突破實用，而達到藝術審美的境界。經過如此分析論述，筆者以為在研究實用文體時不但不可忽視作品當中之倫序關係，也不能忽視作品當中作家所書寫的文體形構，要嚴格檢查作家是否在情有所發時，能按照文體的要求落筆寫完，寫作過程中，能否按照身分之限制而在語態上拿捏分寸，表現得宜。所以一則觀其文體得宜與否，一則察其分際拿捏恰當與否，假如二者兼得而且適切，即可算美。

    三、觀文體之通變，分作品之正變

   研究材料方面：第一，從《文選》的序去看蕭統的文學觀，為什麼章表等實用文體也放入其中。第二，看《文選》的分類方式，從文和筆之辨去看當時如何定義文和筆，簡文帝、湘東王書，梁元帝等。第三，從《文選》的作品去分析、說明和推演。……研究方式，將利用顏崑陽「倫序性形構」的理論，將《文選》當中所有的文體依照特定之標準進行分類，並以《文心雕龍》當中對於各種文體提出來的「體要」觀念作為搭配，互相參照。根據顏崑陽的說法，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一種後設性的思辨創作文論，然而，《文選》則是對讀者展示作家直接第一手的創作，這兩本書都分別受到當時的歷史以及文學社群的影響[1]。大體來說，大類以發言者之社會身分為劃分基礎，大類底下再依照各自不同之社會功能，區別為各級次類。範疇劃分區別以後，再限定出各類之必要條件。最後，再用各單篇作品去分析級別，以資印證。希望能透過特殊條件之設定，以便查考辨析某一收錄在《文選》當中的作品是「正體」、「變體」、還是「訛體」、「謬體」。

   《文心雕龍‧通變》：「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術無方」。此話就是說明文學當中各種文體都有一個常體，通常的樣貌，也就是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性體要觀念，不過，受限於作者才性之不同而能自由地在這個標準之下進行變化改革，其造成之變化是無可限量、無盡藏。換言之，這就是劉勰所重視的「通變」，也就是說文體並不是一陳不變的。進一步說，「通」就是通常的法則，是貫通古今的；一個作家在創作文章時要「因情立體」，應針對目標和關係而採取適當的文體，並該遵循傳統上各種文體之「體要」(也就是創作要求法則)而進行撰述。而「變」就是看時機場合而決定，同時也會受到作者才性影響而產生變化。陳秀美在《《文心雕龍》「文體通變觀」研究》提到：

「文體」是人類創造出來而被客觀化的產物。因此從歷史的積澱看來，「文   體」被創造、塑形而完成其最佳表現形式，形成各類體的理想「典範」， 這樣的「文體典範」是前代作者之主觀創造的產物，經由歷史淘洗後的累積，逐漸型塑出其外在形構的「體製」，及表現個人風格樣貌的「體貌」， 以及整體風格型態的「體式」，當然也會型塑出其理想的「體要」法則。因此在不同時空的客觀外在因素下，使其逐漸形成客觀化的「常體」；此 一「常體」之「常規性」體製與「正典性」體式的形成，即成為各種文   類之體的「規範」。[2]

「體要」是一種歷時性形成的理想，帶有必要性與充分性的規定，每一個作家都會受到這些條件的限制，因此文體規範對於作家會產生一種約束限制，在文體之規範下，作家必須接受傳統的規範、發揚傳統當中最重要的精神(「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其次要按照社會倫理的分位階層為某一事理發聲(「名理有常，必資故實」)；最後則要順著所要表達的事理去決定文體，也同時照著文體的要求而展現作品個別之體貌(「因情立體，即體成勢」)；因為種種限定條件以及因應各種不同實際的狀況和身分地位，作家也就不可能只是墨守陳規，也能以「折衷」或是「變通」的態度開始對固有的文體規範進行開創性地改變。正是透過作者的洞見和創新，才能使得各種文體在歷時性的時間，和共時性的文化社群對話之中，一直傳承、一直改變、沒有盡頭。就是〈通變〉當中的「洞曉情變，曲昭文體」、「變數無方，必酌新聲」、「文采飾言，本乎情性」此三種方式讓「文體」能繼續往前開拓下去，持續在歷時的軌道上前進[3]。

   像諸葛亮的〈出師表〉，諸葛亮和後主劉禪的關係，是一種君主和臣僚的尊卑關係；但是在實際輩分上，諸葛亮才是長輩，後主劉禪反而是諸葛亮的侄兒輩，在倫序上，君主算是晚輩，所以雙方在政治上和倫理上的身分立場剛好是相反的。一般而論，在上表的過程當中，最重要的訊息應該是向皇帝稟報要「北定中原」的決心，希望能藉此作品讓皇帝能派自己出征中原，收復失土，語態上應該要遵守君臣的禮節規範，應當抱著謙卑委婉的語態向皇帝傳達訊息，以達成個人的目的，期盼能盡快使得國家得以統一；可是諸葛亮卻不按照應守的君臣禮節下筆，而是從親情倫理去落筆。在上表的一開始就用長輩教誨晚輩的態度，告誡劉禪要「開張聖聽」、「不宜偏私」，後面馬上又立刻補上許多足以協助皇帝開張聖聽、公平處事的辦法，那即是推薦諸多賢才；當諸葛亮越是急切要劉禪多納諫言時，讀者反而就越能看出劉禪其實是一個剛愎自用、只親小人的昏君，如果讀者是劉禪，又會做何感想？恐怕也不想再聽下去，只想斬了諸葛亮的頭。不過諸葛亮高明之處就在於他立刻將文筆一轉，開始將時光拉回到劉備三顧茅廬的場景，以倒敘的方式，流露出諸葛亮難以忘記劉備恩情的一面，點出了諸葛亮是如何毅然接受輔佐幼主的責任，用誠懇的文字，用先帝劉備來消融諸葛亮和劉禪之間的衝突，更希望藉此深化團結兩人之感情。最後，諸葛亮才提出北定中原、以期興復漢室的懇求。由此可見，諸葛亮是先用長輩對晚輩的語氣叮嚀告誡，再用溫暖的親情去融化劉禪可能對諸葛亮所產生的不滿和反抗，最後才表達出自己這般告誡的苦衷，乃在於不敢忘記報答舊恩（輔佐幼年的皇帝，並不吝叮嚀），又同時期望能藉由北伐收到報效劉禪的效果（北定中原，收復失土）。如果作為一篇表，重點的內容應該落在最後要北定中原的部分，可是諸葛亮這篇表的價值卻出現在前面兩次之轉折。在倫序方面，這涉及的並不只是政治倫理，側重的其實還包括了親情倫理。因而使得諸葛亮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反覆重申自己要報先帝之恩、並忠於職守。如果只要報恩，那遵從長輩晚輩的倫序即可，命令劉禪一聲就夠了，但是諸葛亮又不忘自己現在政治的身分是一介臣子，若要展現忠心於劉禪，就要謹守分際，又怕劉禪未能遷惡向善，因而必須以倒敘之方式動之以情。一篇表，必須經過分析之後，才能明白為何它會如此可貴、如此有價值。其一是此種敘述模式已經超越了「表」作為臣下對於君上針對政治方面的陳情和建言，其二是這篇作品表現出長輩對晚輩的期望和愛護，諸葛亮對劉禪的期望是遠高於一般臣對君的。因此，就文體來說，〈陳情表〉因為並不符合「表」之「通常性之體要規定」，因此只可算是「表」當中的一種「變體」，既為變體，又為何收在《文選》之中？那就在於諸葛亮的〈出師表〉能「變而不失其正」，又能表現出諸葛亮在職場倫理當中的秩序美，又能從文字底下看出諸葛亮超出其職位責任之上的人格美，因此蕭統才將之收錄在《文選》之中，因而流傳千古，且深受重視。

   《文心雕龍》說要「因情立體」，因為情感不同所以文體也不同，譬如君臣之情一定不同於男女之情；並且使用《文心雕龍‧知音》認為批評文章時的第四個辦法，依照文體論當中的「體要」規範去判別各單獨作品之「奇正」。按照顏崑陽的理論，「體要」就是「文學創作遵守某一文類之形構成規，而實現其理想性美感形相的重要法則」[4]，各種文體的法則成規落實到作品的過程裡，將受到作家才性器識的影響而有不同之體貌。不過對於整個類體而言，批評者卻能夠清楚地依照體要的規則和條件，分辨出該作品應為奇類或是正體。

   《文選》當中，前有賦詩，後有文章，文章的實用性(倫序性)特色是清楚明顯的，而賦和詩的實用性(倫序性)是隱藏不彰的。但是賦何嘗不是為了諷諫，詩何嘗不是為了酬贈、應答、期求、通感教化等等的實用的目的呢[5]? 實際上這些文體都曾經在社會群體之間流動著，並肩負著某些必達成之使命。因此，整部《文選》都是具有實用意義的。只是，鑑於時間與才力的關係，而本論文擬只討論詩、賦以外的文章之實用功能及其美學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