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1第九次群流會講 2015年1月7日(三)主講人:林菁菁(健行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主 題:舊詩語與新世界─李商隱遊宦詩中的地理經驗─以典故運用為例
舊詩語與新世界
李商隱遊宦詩中的地理經驗-----以典故運用為例
林菁菁
健行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一問題導出:做為舊詩語的典故與遊宦詩的關係
本文為以李商隱遊宦詩地理經驗與典故為題,便選定了本論文兩個研究的基本視域:其一,李商隱遊宦詩中地理經驗有何殊出之處,可作為客觀研究材料。其二,以遊宦詩裡的典故為觀察的視角,李商隱的使事用典與遊宦詩之間的連結關係是什麼?
有關遊宦詩的研究視域,源自對李商隱詩研究論題的匱乏而來,當代關於李商隱研究的眼光多數放在無題詩與豔情愛情詩作討論之上,缺乏新的研究方向。事實上,仔細去閱讀義山的作品,他的生命歷程有接近二十年的遊宦生涯,有派任為官遊歷四處的生活經驗,也有接受幕府徵召遠行漂泊的遊宦旅途;其中創作為數不少他游宦路途之中所見所聞詩作,如初到廣西桂林所經歷全新風土地理經驗的詩,如〈桂林路中作〉、〈桂林〉、〈異俗〉〈昭州〉。也有寫晚年到四川梓幕寄寓遊宦身世感慨的深沈作品,如〈二月二日〉、〈杜工部蜀中離席〉、〈寓興〉。另有遊宦詩的變體之作,如著名詠物詩〈蟬〉:「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蟬與人雙寫的千古名句;甚至是〈野菊〉:「苦竹南園椒塢邊,微香冉冉淚涓涓。已悲節物同寒鴈,忍委芳心與暮蟬」,藉野菊自比身世遭遇的作品。
以士人遊宦的經驗事實與內容,嚴格說來,李商隱可謂唐代具有指標性遊宦詩人,接近二十年仕途生涯裡,從事過秘書校書郎、弘農縣尉、幕府的掌書記、判官,基層文吏的生活,其遊宦生活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從十八歲隨令狐楚學習駢文起算,二十一歲跟隨令狐楚到太原(今山西)當幕僚。後又隨崔戎幕主到華州(今陝西)。開成二年,二十六歲登第進士。開成四年,為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弘農尉。開成五年,李商隱辭弘農縣尉,南遊江鄉。展開長期幕府遊歷生活;在二十九歲那年,赴楊嗣復觀察使幕下(今湖南),三十一歲到陳許觀察使幕下(今河南),三十六歲入桂管觀察使「鄭亞」幕下,李商隱為掌書記,稱為「桂幕時期」,地點是在今天(今廣西)。三十八歲時,盧弘正鎮徐州,召義山為判官,稱為「盧幕時期」,地點在徐州(今江蘇)。四十歲至四十四歲時期,入幕東川節度使柳仲郢的門下任職掌書記,地點在四川,簡稱「梓幕時期」,在四川的遊幕生活時間最長有五年的時光,時年四十七歲病卒。[1]
基於上述李商隱仕途的遊宦歷程,唐代士人基於派任、貶謫、或接受幕府徵召為官,是很常見的現象,詩人在遊宦四處遷移的過程之中,產生了新的地理與空間轉移的經驗現象。本文即便是跟隨如此的閱讀經驗,提出一組多個相關的問題:首先,李商隱游宦之途如何與筆下的典故巧妙的結合,隨著仕途的轉換來到一個新的幕主麾下,例如桂幕時期來到廣西,梓幕時期來到四川,新的地理與空間經驗隨之而來。換言之,游宦之途的經驗如何與筆下典故巧妙的結合?其次,游宦之途所體認到的新的地理與風土的經驗,李商隱如何用典故去類喻新世界的經驗?我們可以透過詩語中的典故去領略詩的多層次意義,做為舊詩語的典故在兩種相似的事物之間,具有某種聯繫與類喻的功能,在李商隱詩作中他如何通過使事用典,表現此類游宦生活的新經驗。
「典故」使用,不應只解釋成中國詩裡特殊的寫作修辭技巧,它反映士的階層所認可、反覆操作的一種「詩語言模式」,使用者需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通過四書五經中經典的或事例來解釋說明即時性的經驗。某種程度而言,使事用典深刻反映士階層的一種集體心理機制。
顏崑陽先生將中國詩典故使用原則,分為「用故事」與「用成辭」,並可以細分其構造型態:「用成辭」的構造型態,主要依據古代特定典籍的語言脈絡而定;第一種直接取用原典的概念性辭語,意義由原典給定。如〈水天閒話舊事〉裡「月姊」和「彩蟾」。第二種就其中一部份取人物或事件,做局部性的類喻。第三種則是隱括一整個故事,而另鑄新詞。
「用故事」的構造型態,則繫乎主體情志的解悟。第一種不直接介入作者主觀性的意義判斷,對事實作客觀描述。第二種,作者介入個人主觀性意義的判斷,對典故加以詮釋。如「嫦娥應悔偷靈藥」,其中「應悔」作者則介入主觀性意義的詮釋與判斷。第三種型態,作者將諸多典實加以融合,經主觀判斷成為新的意象。如〈錦瑟〉,則融合多個典實具現全新的意象。[2]
劉若愚的《中國詩學》,將中國詩依照使用方式,分殊為「一般典故」與「特殊典故」。[3]高友工《唐詩三論》,則依據典故對於一首詩意義完成比重,分典故為「整體性典故」與「局部性典故」。[4]
徐復觀則將詩人創造典故工力,分為「積典」和「化典」兩個階段。以唐朝詩人杜甫為例,以達致化典的境界,詩中無一處沒有來歷。[5]
上述各家在典故原理原則的詮說上,各有其詮說特色。我們發現,在實際進入到個別作家的研究裡,詩人個別生活經驗不盡相同,詩人在使事用典時,依照當下世界的情境與經驗,有自鑄新詞情形。如李商隱在遊宦詩中創造「萬里憶歸元亮井」一詞,象徵「家園符號的典故」;也自鑄「陳倉碧野雞」,書寫遊宦於外還鄉之夢不可得的心境,此類即時性典故,指向詩人當下所體驗到的經驗世界。
此外,本文嘗試去解析遊宦詩之中典故「來源喻」與「目標喻」成分?其價值意向指向為何,與李商隱個人的遊宦經驗形成何種對應關係。
分析典故中的「來源喻」與「目標喻」,是通過閱讀雷可夫和詹森所著《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中人們對於日常語言譬喻使用的研究而來;書中說明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譬喻不只是語言修辭一種手段,譬喻性語言涉及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
「譬喻」不僅是稱名,也是思維的方式,兩種不相涉的事物,藉由譬喻的運用構成新的認知關係,成為理解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新事物與新現象的憑據。[6]
文中轉化雷可夫與詹森譬喻理論,用在李商隱游宦詩的典故研究之中,中國詩裡的典故,特別的是通過舊有過去的時空與事件,與新的時空與事件相互連結,來寫當下詩人所經驗的事件主題,帶有以古事說今事的特徵。詩人將心智作用於典故,我們可以轉化為「目標喻」與「來源喻」兩個層次來剖析。
典故「目標喻」:指向詩人使用典故之目地,描述當下個人所經驗的世界或主題事件。典故「來源喻」:典故來源是出自歷史事件或文化知識傳統的何種成份。
二、題目釋義:
(一)游宦詩的邊界
遊宦詩是否有明確意義指涉的範圍與邊界,如何釐定其意義與範圍,有如下的思考:
「遊宦」二字是複合語詞概念。「遊」與「宦」二者結合形成具有豐富文化意義的詞彙,表述中國士階層特有的文化生活經驗。
唐代士人普遍具有遊宦的生活經驗,因官職調動,離開故鄉到外地任官,是士人階層所具常態性的經驗。唐代文人也多有遊宦詩的作品,為數不少,王勃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7]詩中杜少府即將遠赴蜀地任官,王勃寫詩送別友人。高適也有離家到封丘縣任職縣尉經驗,寫有〈初至封丘作〉:「可憐薄暮宦遊子,獨臥虛齊思無己。去家百里不得歸,到官數日秋風起。」[8]提及遊宦於外官職異動頻繁,離家百里不得歸的悲涼之感。白居易也有〈寄題餘杭郡樓間呈裴使君〉:「官歷二十政,宦遊三十秋,江山與風月,最憶是杭州。」[9]寫士人遊宦在外普遍共同心聲。
四處遷移做官的經歷,唐人稱為「宦遊」或「遊宦」,為唐代文人集體的同時代生活經驗。
首先,哪一類的詩作可以收納到遊宦詩的範圍,就發生原因來說,詩人必須具有人生經驗事實的「遊」與「宦」的生活體驗,不能流於歷史想像書寫的作品。也就是說,因官職的調動,基於派任、貶謫或接受幕府徵召,親身體驗過遊宦於各地的事實經驗;並且,落實詩的書寫活動之中有作品傳於世,才能嚴格的劃分到遊宦詩的範圍。
其次,分析遊宦詩這類詩作,「遊」作為一種原因動機,「宦」是目的動機。「遊」的原因動機,士人因官職的遷移選擇跟隨不同幕主,以尋求再度「仕宦」的可能性,希冀能再為朝廷所用。「遊」與「宦」兩者概念實不可切分。換句話說,需同時具備有「遊」與「宦」的存在事實經驗。
若將「遊宦」一詞溯源,其最早出現文獻,源自《商君書》記載:「遊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韓非子》:「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10]遊宦是一種社會文化制度底下的產物,特別與中國的士文化有密切關連;最早指沒有本業,遷移於各地遊歷求取仕途的文人,背後也象徵著士的階層可能興起時代是很早的,士人因官職派任、或不得其志、被貶謫他方,便會隨著官職遷移各地,隨之而來游宦生活經驗。「遊宦」活動,就社會文化視野來觀察,可以就社會階層身份定位,社會文化制度產物、與社會階層間互動往來三者來看。
若以社會階層定位來看,「遊宦」者的身份,特別指向某種特定階層的身份,特別指向「士」這個階層特具的生活經驗,因官職的變動,而產生身份上變化。
就文化社會制度來說,文人「遊宦」社會現象,是文化社會制度底下所形成產物;特別是在中國的士文化之中,官僚體系的架構與與制度,除了在中央從事技術官僚的工作,對士人而言,因派任、貶謫而遷移遊宦各地現象十分常見。
「遊宦」還涉及到文人階層之間的互動與交往,從甲地遊走遷移至乙地任職,在遷移過程之中,人與人之間某種程度的往來互動與交往。就這點來說,「遊宦」在實質意義上,牽涉到文人之間、社會階層間的交往互動。
就中國詩而言,「遊宦詩」中特別可以指認出一種精神意識,就是「士不遇」的精神,始自屈原的人格精神典型;在中國詩裡,屈原被放逐離開朝廷「遠遊」故土到他鄉,成為具有文化人格的符碼[11],典型忠怨士人不遇的代表人物,表現在中國詩創作上,屈原忠怨的精神不斷被複製與再現。屈原「遠遊」精神,特別是展現知識份子生命型態的一種抉擇,知識份子出於被迫或不得志,離開朝廷,遠走他鄉而去。「遠遊」意義,不只是指稱地方的偏遠,距離上的一種遠而已;更多時候,是知識份子對面國家政治的無力感,心靈的無所歸依、不得已選擇踏他方的飄泊之旅。李商隱有〈寓興〉:「薄宦仍多病,從知竟遠遊」,即是祖述此一傳統。
就遊宦的時間與親身所遭遇的生命的事實經驗來看,李商隱在唐代遊宦詩人之中,別具典型性與代表性;他在晚唐時期在各個幕府底下任職文吏,將遊宦的人生經驗寫成詩作,有寫遊宦各地所見地理景觀與風俗之作,如〈桂林〉、〈桂林道中作〉、〈異俗〉。也有發抒其遊宦身世不遇之感作品,如〈寓興〉、〈二月二日〉、〈杜少陵蜀中離席〉也有寄寓詠物的變體遊宦詩〈蟬〉,〈野菊〉。其中,為數不少的遊宦詩作,呈現遊宦詩正格與變體的示範,提供後人遊宦詩寫作的一種範式。在史料取擇上,遊宦詩數量龐大,本文聚攏以李商隱桂幕與梓幕時期遊宦詩作,為論文論述的主要客觀史料,其他時期遊宦詩則作為旁證參酌的史料。
「遊宦詩」的界義,本文採取比較嚴格標準,從內包定義來看,不應只是泛指詩人在某個時期,遊宦於某地「所有的作品」;在詩作內容上,特指遊宦某地所經歷的特殊地理景觀或風俗民情描寫,以及發抒遊宦的身世與情志之感的詩作。
(二)、李商隱仕途之不遇與遊宦原因
唐代文人四處遊宦為官的原因有三:「官職派任」,「貶謫」或是接受「幕府應辟任官」,是三個官職遷移的主因。唐代官制,實行本籍迴避的原則,士子考上進士之後多數無法留任自己故鄉做官,都外派至別地任官,派任官期通常不長,若留於京城做官還要參加詮選;再加上貶官,唐朝士人往往在三、四十歲已經遊歷全國各地、大江南北,累積大量的遊宦生活經驗。就李商隱個人的仕宦資歷來觀察,多從事文吏清要的職務,在唐代官制之中,李商隱官職皆屬於基層文吏。
一、派任:進士登第後由秘書省校書郎起家、派任弘農縣尉
開成二年,李商隱登進士第。開成四年,以秘書省校書郎候補調弘農縣尉。李商隱仕途開端是以秘書省校書郎起家,「校書郎」屬九品官職的文吏,
根據唐朝官制,杜祐(734-812)《通典》裡記載,「校書郎」為文士起家的首選;李商隱為釋褐校書郎[12]:「校書郎掌讎校典籍,為文士起家之良選。其弘文、崇文、著作、司經局,並有校書之官,皆為美職。」[13]
《通典》記載「校書郎」職務主要從事「校讎」或「校勘」典籍,但「校讎」的意義並不等於現代所說「校讎」或「校勘」概念,偏向於抄寫經籍與核校工作。
《唐六典》詳載「校書郎」一職歷代演變,漢代以大夫和博覽典籍的通儒擔任此職務,劉向、楊雄、馬融、班固都擔任過校書郎一職。魏代之時,秘書省才設立校書郎這個官名,為正九品。北齊、隋唐因襲承之,屬低階官職的文吏。
後派任弘農縣當縣尉,任職一年後辭官遊於江鄉,有〈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詩作為證。
二、接受幕府應辟,遊幕於外
在辭去弘農縣尉之後,唐代政治丕變武宗駕崩,宣宗即位以牛黨的令狐綯為相。宣宗之後的官場生涯裡,李商隱除了短期的在京兆府擔任文職與朝廷太學博士,從宣宗大中元年起算,大半的時間都游宦在外,接受各地幕府的辟聘為幕僚。
大中元年,接受桂管觀察使鄭亞的聘請,赴職擔任掌書記。大中二年,接受徐州武寧節度使盧弘正的邀請,入幕為判官。中晚唐藩鎮大開,士人四處應辟入幕府,遊宦之風更盛,大中五年,赴東川節度使柳仲郢幕中同樣擔任掌書記一職。
「節度使」,為唐官名,唐分天下州縣置為諸道,每道設有採訪、防禦等使,邊防有寇能加以旌節,稱為節度使,其用人理財皆自主,謂之藩鎮。唐代在安史之亂後,藩鎮遍設全國各地,盛及一時多達五十個,各地方節度使有應召幕僚輔佐的權力,可以辟召各地文人為幕僚,參與的幕職如巡官、推官和掌書記。[14]
李商隱所從事「掌書記」一職則是常見的基層文吏,主要執掌「書啟表奏」的文書工作。掌書記在唐代幕府裡的地位,作為輔佐的幕僚,職務非常明確就是掌管「書啟表奏」,也有時接受幕主委派從事特別或臨時的出差工作。
仕途上遊宦的原因,對於李商隱而言,以校書郎起家後,辭去弘農縣尉後,接受各地幕府徵召為他遊宦生活的起點;政治上的牛李黨爭、恩公令狐楚的早逝、身處宦官、籓鎮、牛李黨爭,政治劇烈變動的時代,他在二十四歲時,親眼見到甘露之變,宦官把持朝政的時代之痛,對於時代沒有痛切責任感與志節,是很難成為一個好的詩人。
晚唐李商隱在受召於幕府時期,大量遊宦生活經驗,形成遊宦詩之中有一類,是寫送給跟隨幕主或是幕府同僚應酬交誼的詩作,這類作品,絕大部分帶有社會文化互動與交往性質的意義在其中。如〈獻寄舊府開封公〉一詩,便是寄給桂幕時期的幕主,桂管觀察使「鄭亞」詩作。〈汴上送李郢至蘇州〉送別在徐州盧幕時期,幕府同僚舊識「李郢」詩作,兩人在汴上相遇贈別作品。〈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寄給「李樞言」,也是李商隱在徐州幕府的同僚。〈同崔八至藥山訪融禪師〉詩中的「崔八」,是李商隱在「鄭亞」幕中的同僚。〈彭陽公薨後贈杜二十七勝李十七潘二君並與愚同出故尚書安平公門下〉,這首詩是寫「令狐楚」死後,李商隱跟隨「安平公」,華州刺史崔戎的門下當幕僚,掌章奏之職。〈病中聞河東公樂營置酒口戰占寄上〉這首詩寫在桂幕時期,寄給柳仲郢詩作,河東公便是指東川節度使「柳仲郢」。
歸結李商隱遊宦詩,約可以分為「正格」與「變體」兩種構造型態:一、遊宦詩「變體」:遊宦之途的感懷寄寓於詠物作品裡,題名為詠物詩,寫物也寫人,詠物也寫自己境遇,如〈蟬〉、〈野菊〉、〈宿晉昌亭聞驚禽〉等作品。二、遊宦詩「正格」:詩人將第一序親身體驗的遊宦之途與遭遇,直接表現在詩作裡,如〈寓興〉、〈思歸〉、〈二月二日〉這類作品。
「遊宦詩」若可以成為中國詩的一種類型,仕途之遊宦,特別隸屬於中國士這個階層身份,集合了文人總體與個殊的存在生命經驗,那麼李商隱遊宦詩該如何給予定位。
三、梓幕時期游宦詩中的地理經驗---萬里憶歸元亮井
解讀一首詩,寫作時空人事的定位是一個層次,比人事經驗更直接的就是詩語文字的本身,因此透過詩語中典故去領略詩的多重意義又是一個層次問題。
以〈西南行卻寄相送者〉這首詩時空人事的定位來說,大中五年李商隱接受東川節度使柳仲郢之召,在柳仲郢幕府下任職節度使判官;他的遊宦之途接續在盧幕與桂幕之後,即將遠行至路途更遙遠的梓州,心境自然是悲涼的。
大中五年的冬天,李商隱獨自往赴東川的道路上,以〈西南行卻寄相送者〉,寫這段遊宦之途路上所見一種新的地理經驗,他是如此描寫沿路所見之景:
〈西南行卻寄相送者〉
百里陰雲覆雪泥,行人只在雪雲西。明朝驚破還鄉夢,定是陳倉碧野雞。[15]
「梓州」,隋置,唐改名梓潼郡,宋為西川路地,後置潼州府,即今日四川省三台縣。題名「西南行」,點出李商隱當下正趕赴梓州柳仲郢幕府的的途中。「寄送行者」寫詩寄給送行的友人,點出這首詩有作者意圖內的第一讀者,可能為「韓瞻」[16]。按李商引赴東川時,連襟「韓瞻」送別李商隱到咸陽,有送別之詩為證,詩中所言相送者可能意指韓瞻。
前二句寫眼前即目所見之景,已經西行來到接近於雲雪的故鄉,遠眺百里的天空,雪與雲連成一片白色的世界,本來蜀地道路就難行,通往梓州路上如今又積雪覆蓋,蜀地山勢蜿蜒,即目望去,與送行者,已經相隔雲雪百里之遙。
末兩句寫情,此趟千里之遙的西南行入東川,「還鄉夢」何時能成真呢?「陳倉」為地名,《舊唐書》:「隋朝陳倉縣,至德二年改鳳翔府寶雞縣」。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啼,以一牢祠,命曰寶雞」,李商隱以陳倉寶雞神傳說自鑄「陳倉碧野雞」一詞。
何時能夠回到夢中的故鄉?「還鄉夢」可以成真嗎,李商隱自問或許只能等待神蹟出現,反用典以陳倉雞鳴,點明這首詩當下即時性情感經驗所在,遠行之辛苦,身世之飄零皆寄寓於筆端。這首詩可以和〈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一詩對照著看,為同期之作。
典故當中何謂「使事用典」:在中國詩裡,詩人嘗試把過去的時空與歷史事件,引入與現在靠近在同一個時空裡,讓過去的歷史時空與事件,能與詩人當下的現在連結起來。換言之,使用過去時空的歷史事件或主題,解釋當下的經驗。將詩語的意義與範圍擴大,有「意義增添功能」在其中。
李商隱在這首詩「使事用典」上,巧妙取材自「陳倉碧雞神」傳說,解釋當下所經歷的這趟西南之行的,想要回鄉的夢,竟是那樣的無法並且難以實現。「明朝驚破還鄉夢」一句,還鄉之夢的難以實現,李商隱擴大這首詩的深度與境界,寫出中國士人不遇存在的共感,多少遊宦士人有著相同生命存在經驗與感受。
總括的來說〈西南行卻寄相送者〉一詩,除了寫出西南行所見的地理經驗,李商隱所自鑄「陳倉碧野雞」,為揭開這首詩語意義的關鍵典故。
另一首寫梓地風土節日的〈二月二日〉,也寫梓州地理經驗: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花鬚柳眼各無賴,紫蜨黃蜂俱有情。
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新灘莫悟遊人意,更作風簷雨夜聲。[17]
〈二月二日〉一首[18],以日期為題名,寫李商隱寫梓幕時期所親身體驗的四川的風土經驗。[19]
若我們為這首詩重建語境,整首詩的語境的基調,在於「以樂境寫哀思」;原本春遊是歡樂的,讀到第五句「萬里憶歸元亮井」,傳遞詩人的哀思之情,是指向什麼樣的哀思之情,讀者在閱讀之時,詩中所用二個典故「元亮井」[20]與「亞夫營」是揭開整首詩意義的關鍵,以少總多的濃縮詩人當下春遊的心理經驗,連類於東晉陶淵明與漢代周亞夫歷史時空事件,解釋說明李商隱當下游宦哀思的情感經驗。
從這兩個典故的化用,詩的意義產生擴大與增添的效果,不限於詩人所見的眼前景,東晉陶淵明與漢代周亞夫的史事也參與整首詩意義的組成,縮小李商隱所身處的現代與過去的差異,產生一種經驗與情感「同時代性」的效果。
「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是揭開整首詩意義的核心典故。
「萬里」指離鄉路途遙遠 「三年」離家日久,回鄉沒有歸期,至今仍舊寄人籬下。最後兩句,以樂境寫哀思,點出心中愁苦,
其中「元亮井」、「亞夫營」二句是李商隱自創的典故,他選擇以「元亮井、「亞夫營」為典實意圖表達什麼?「元亮井」,元亮是陶淵明的字,陶潛有〈歸田園居詩〉:有「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句,李商隱結合「元亮」與「井」兩者,自鑄「萬里憶歸元亮井」一詞。
分析這首詩典故,李商隱以自身才學,自鑄「家園的典故」:「元亮井」為李商隱取陶淵明的字「元亮」,結合〈歸田園詩〉的詩句,表面上寫春遊之樂,實則寄寓心中思念家園的哀思之情。
「亞夫營」:暗寓自己所身處的所在地「柳營」,也就是柳仲郢的幕府。漢代周亞夫的事蹟,可見《漢書》記載:「長安有細柳聚,周亞夫屯兵處。」李商隱以漢代周亞夫平定七國之亂的歷史事件為典故的基礎;這裡有雙關意思,明白點出自己身在柳營,也以周亞夫事蹟隱託其抱負與理想。
〈二月二日〉原本為蜀地春遊之詩,李商隱取擇的角度卻是以樂境寫哀思,面對花柳蜂蝶的美景,李商隱遊宦在外離開故鄉算起來已有三年光陰,李商隱化用東晉陶淵明與漢代周亞夫的典故,不但解釋了自己的身世遭遇也寄寓抱負。
李商隱在梓地柳仲郢的幕下,至少停留有三年以上的時光。其中,至少有三首在梓地時期的詩作,特別提到「三年」這個的詞彙。如〈初起〉寫「三年苦霧巴江水,不為離人照屋樑」,〈寫意〉:「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夜飲〉一首寫「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21],這三年幕梓遊宦的經歷,有著相當多的身世不遇感慨。
〈初起〉與〈寫意〉二首,在地理經驗描寫上,以梓州多霧寫起:
〈初起〉
想像咸池日欲光,五更鐘後更迴腸。三年苦霧巴江水,不為離人照屋梁。[22]
《淮南子‧天文訓》記載:「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為晨明」屈原離騷:「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是神話中的地理名,傳說為太陽升起沐浴之處。梓州的地理氣候特徵「多濃霧」。題目為「初起」:時序定位在晨起,梓州濃霧遮蔽了日光,只能想像日所升起的天光。開頭以比興句帶入寫景,詩人想像太陽沐浴於咸池景象,因為被梓州特殊濃霧地理氣候所遮蔽。
「三年苦霧巴江水」一句寫詩人情志之所在,來到梓州三年以來為濃霧所苦,因三年以來一直流滯在梓州幕府,掌理文書啟奏之事,無法入朝為士,才能與抱負不得施展。「苦霧」也象徵李商隱心中所苦悶的情感,三年以來即目所見巴江之上多濃霧籠罩,濃霧何時能夠消散,其情感的價值意向,指向末句「不為離人照屋梁」,「照屋梁」一語典出自〈神女賦〉有:「耀乎如白日初出照屋樑。」晨起的太陽何時能照耀我這位離人,普照遠在異鄉的千里之遙梓州的我,讓我復見光明。
李商隱這首〈初起〉,除了寫出在梓州時期,親身所體驗的地理與氣候的特徵,梓州多濃霧,長年於巴江之上聚集雲霧難以消散。其中以「咸池日光」神話中地理典故,寫其身世境遇,三年在東川為濃霧所苦,以咸池之典隱喻身在東川境遇,實為巧妙。
箋注家「張爾田」與「馮浩」,以為李商隱這首〈初起〉,寫作意圖與令狐綯有關,以政治上人事干謁來解此詩;屈復以為「咸池日光」指「令狐」,慨陳情不省也。馮浩則認為:「此將入京謁令狐而作也。」[23]
〈寫意〉一首,有抒情並雜有地理經驗見聞:
〈寫意〉
燕鴈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斷正長吟。人間路有潼關江險,天外山惟玉壘深。
日向花間留返照,雲從城上結層陰。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24]
名為「寫意」,抒發心中之情,寫心中當下情感經驗,何種的情感經驗在秋日裡生發。首句「燕鴈迢迢隔上林」,引蘇武鴈足傳書的典故,《漢書‧蘇武傳》記載,漢使詐於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系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言昭帝於上林苑射雁,於鴈足得蘇武所寄帛書,迫使匈奴放還蘇武歸於漢這段史事;巧妙的將過去的事物經驗濃縮入詩句,連接於漢朝的史事,引入蘇武傳這段史事,寄寓自己士不遇相同的情感遭遇,客居他鄉多年不能歸鄉,漂泊在外想到朝廷之心境。「上林」指上林苑為漢武帝時名苑,借指朝廷、長安,
五六句,寫梓地所見的地理景觀,梓地潼江水勢險惡如人間路,玉壘山雨雲相連於天,雲霧在城頭聚集,李商隱仍然身在這天外天的梓地,何時才能再度蒙受朝廷徵召回到長安,以慰思鄉之情。
除了地理經驗的描寫之外,李商隱〈杜工部蜀中離席〉一首,寫遊宦情志所在:
〈杜工部蜀中離席〉
人生何處不離羣,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雨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罏仍是卓文君。[25]
以人事定位層次來讀這首詩,時序定位於大中六年李商隱在幕梓時期,曾前往成都協助推獄審理案件,在餞別宴席上擬杜甫七律,以「蜀中離席」為題,寫有〈杜工部蜀中離席〉一詩。[26]
不同於梓州地理經驗的描繪,這首詩別有感時憂國的傳統。題目就寫的有意思,試問李商隱寫杜甫蜀中離開宴席,離席的原因是什麼,是宴會場合送別的禮俗,還是來自一種時代的想像,李商隱其實寫的正是自己,亦或者有其他原因? 首句「人生何處不離群,世路干戈惜暫分」,描寫一種分別的普遍經驗,人生中多數的分別,在國家有難干戈紛擾中的離別尤其令人珍惜。
第三、四句詩人憂心國事,寫雪嶺之外的戰事仍然不停歇,朝廷邊疆和蕃的使者還未歸國,松州還駐紮朝廷所派來的御前軍隊,此處「雪嶺」位於四川松藩,正是李商隱所在的蜀地,「松州」為唐代州名,也在四川松藩。國家有戰事,我卻仍還困在梓州,無所做為,有志難伸。
腹聯寫宴席情景上,誰為醒客誰為醉客已經難以分辨,其中「座中醉客延醒客」一句典出《楚辭,漁父》:「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寄寓眾人皆醉而我李商隱獨醒,末聯引入卓文君典故,成都以美酒聞名,可謂養老送終好地方。《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載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曾在成都開酒舖賣酒為生。
但詩人志不在此,所以酒宴中途離席而去,因為有感於時亂心中記掛著國事,士不遇與感於時亂的憂心皆寄寓其中。
李商隱擬杜甫在蜀地的心境,而創作〈杜工部蜀中離席〉,寫杜甫也正是寫自己身世的飄零,同樣的來到蜀地,國家也有難,發抒士不遇之感與當下心境。
從士不遇的知識份子文化傳統來看,〈杜工部蜀中離席〉這首詩,李商隱將屬於個人士不遇經驗的「悲己之怨」擴大其境界,上溯至感時憂國的「悲世之怨」精神。
〈寓興〉寫客居梓地,薄宦多病之心境:
〈寓興〉
薄宦仍多病,從知竟遠遊。談諧叨客禮,休檊接冥搜。
樹好頻移榻,雲奇不下樓。豈關無景物,自是有鄉愁。[27]
名為「寓興」:寓,有客居他異地的意思。興,因客居異地觸發了內心情感的興起。這首詩的題目「寓興」,點明李商隱遊宦於梓州時期的心境與遭遇,客居他鄉異地內心有所感觸興起而作此詩。
「薄宦仍多病」:客居於他鄉,在梓州境遇,李商隱薄宦且身體多病,還有思念故鄉,這是李商隱遊宦詩中反覆出現的主題,「薄宦」與「鄉愁」。
李商隱的遊宦際遇,非出自詩人自主性的去選擇如此生命型態,政治上牛李黨爭、得不到令狐綯的提拔,徵辟遷移於各個幕府之間,不得以奔走四方。此種寄人籬下心情,儘管梓州的風景,雲如何奇特,樹的姿態如何的美好,也無法解開思鄉愁苦。
清代的姚培謙,以為〈寓興〉一首:「不知實是一段鄉愁不能自解之故,非關景物。」點出讀者閱讀的途徑,重要不是在山川景色的描寫上頭,而是留意詩人內心鄉愁不能解的心境。
四、桂幕時期游宦詩中地理經驗----炎方與異俗
李商隱桂幕時期,寫地理經驗與風土民情的詩作有〈北樓〉、〈即日〉、〈桂林陸中作〉、〈異俗〉二首、〈昭州〉等作品。
唐宣宗即位後,牛黨得勢,李商隱跟隨著李黨的「鄭亞」來到位於嶺南的廣西桂林,鄭亞幕府底下擔任「掌書記」一職,仍舊過著筆墨文人的遊宦生活。
「嶺南」自古為百越之地,百越族居住的地方。「嶺南」地理區域包含中國五嶺,五嶺由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五座山組成。南方的地理景觀與風土民情,與北方有很大的不同。
以〈思歸〉這首詩時空人事定位來看,來到炎熱的南方,有小長安之稱得廣西桂林;對義山而言,是全新遊宦的地理經驗,南方桂林山川風物於筆下如何呈現:
〈思歸〉
固有樓堪倚,能無酒可傾?嶺雲春沮洳,江月夜晴明。
魚亂書何託?猿哀夢易驚。舊居連上苑,時節正遷鶯。[28]
〈思歸〉為登樓遠望的詩作,第三句寫景「嶺雲春沮洳」先點出廣西桂林的地理空間屬性,嶺南春天白日裡的雲朵,帶有南方特有的潤澤。「嶺雲春沮洳」一句,源出自《詩經‧魏風‧汾沮洳》:「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在南方汾水所流經過的潮濕之地,隨處可見百姓摘採岸邊的野菜,從這裡寫魏國的風土人情。李商隱取用《魏風‧汾沮洳》裡南方水域潤澤與物產豐厚來借喻桂林山川風土。
接連著下句寫夜晚,桂林白日氣候長年雲霧如此,對照於夜晚漓江邊的景致,在雲霧散去之後,夜晚江邊月色晴朗無雲,有著自成一格的美景。
從李商隱所寫三四句,將嶺南的白天的雲與夜晚江上的月並置一起,嶺南濕潤的天空與雲,夜晚江上廣闊視野與明媚的月色,讀者在閱讀作品時便勾連與喚起,對於桂林地理與空間的想像。
第五、六句表面上看似登樓寫景,實則寫情,這兩句在詩歌的語境上必須一起對照來看:「魚亂書何託」取自「魚雁傳書」的典故;在《樂府詩集》裡〈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分析「魚雁傳書」的典故,古人經常以魚書、魚便借代書信,其中的「來源喻」指書信,最早起中國文化傳統對書信的使用方式,後被隱喻為書信的代稱。義山在此選用魚以借代書信,分析其「目標喻」指向於詩人心中思歸的抽象情感,想傳遞家書與親人,但身處在異鄉書信,能託付予誰呢?
第六句「猿哀夢易驚」,化用自孟浩然「猿啼斷腸」詩句,這裡借用書寫文人共同的集體存在經驗,猿哀與登樓望遠而勾起思鄉之情。桂林多山,嶺上猿喉哀叫聲,常使詩人從思鄉之的夢中驚醒。
第七句「舊居連上苑」,其中「上苑」:指秦朝時的上林苑,為秦國舊院於漢武帝時擴建,上林苑位在「長安」;言下之意,李商隱期盼能早日回到長安,再次蒙受朝廷的重用。
第八句:「時節正遷鶯」,其中遷鶯一語,典實出自《詩經》。《詩經‧小雅‧伐木》有:「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一句,李商隱用「遷鶯」一語道出這首詩當下的整首詩事件主題「思歸」;在春天鳥兒鳴叫遷移的季節裡,也再次冀望自己的仕途能有所遷移轉變。
底下〈桂林〉這首詩,寫出對於嶺南地理經驗的第一印象;
〈桂林〉
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東南通絕域,西北有高樓。
神護青楓岸,龍移白石湫。殊鄉竟何禱,簫鼓不曾休。[29]
「嶺南」為唐道名,地理在五嶺之南[30]。古代長江以南地方統稱為「蠻夷之地」。廣西桂林,在歷代皆為南嶺以南的交通與軍事重鎮。舊唐書:「江源多櫃,不生雜木,故秦時立為桂林郡。」秦朝便設有桂林郡,唐代設置有桂州,在現今桂林市。
首句寫景,點出桂州城的樣貌,桂林多山,山勢高聳的關係桂州城顯得狹窄,「江寬」這裡的江水,指灕江之水,山勢的高聳,灕江的水彷彿可以承載天地萬物那樣的廣闊。第三句「東南通絕域」:桂州城處於交通轉換的要塞,往南方則連接往安南交趾蠻荒之地。
「西北有高樓」一句,有二種說舊說,其一,在桂林北城有舊樓曰「雪觀」,詩中「西北有高樓」即指此樓。其二,詩句乃化用〈古詩十九首〉典故:「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31]
〈古詩十九首〉第五首,寫詩中主角,高樓上彈琴的女子其夫戰死,弦聲悲催「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女子苦無知音有蒼涼不遇之感。若化用〈古詩十九首〉「西北有高樓」典故入詩,寫文人士不遇的存在共感,以少總多的濃縮了當下在桂林的心理與情感經驗。
五、六兩句「神護青楓岸」:提到南方的風土傳說,楓樹有神之說,據《南方草木狀》:「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法,有通神之驗。」古代南人認為楓樹有神靈護佑。
「龍移白石湫」一句,據一統志:「白石湫在桂林城北七里,俗名白石潭。」傳說
潭水中有蛟龍。末兩句寫情「殊鄉竟何禱,簫鼓不曾休。」對於自北方接受徵辟
來到南方的李商隱而言,桂林無非是異鄉,離長安城有千里之遙。
末句「蕭鼓不曾休」寫廣西風俗,南方非常崇信鬼神、敬鬼、事鬼,很多祭
拜祈禱鬼神的活動,南人在祭祀鬼神時蕭鼓之聲經常是不絕於耳。
〈汴上送李郢之蘇州〉寫盧幕時期遊宦經歷:
〈汴上送李郢之蘇州〉
人高詩苦滯夷門,萬里梁王有舊園。煙幌自應憐白紵,月樓誰伴詠黃昏。
露桃塗頰依苔井,風柳誇腰住水村。蘇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徑與招魂。[32]
首句「人高詩苦滯夷門」點出這首詩的人事,指同在盧幕僚的友人李郢,客居汴州城時間已久,仍然不得志也,遊宦生涯將從汴幕轉往吳幕,將南下前往蘇州投靠吳幕。
「夷門」為典故,《史記‧魏公子列傳》:魏有隱士侯贏,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督。」以夷門之典,按喻李郢有才能,卻一直滯留在汴州城,如魏國隱士侯贏,有賢才卻被埋沒,同樣有著士不遇的處境。
「梁王舊園」句也是用典,指西漢梁孝王劉武,禮遇門客築有梁園。李商隱希冀李郢這回將南下前往蘇州投靠吳幕,能遇到賢明的幕主,如梁王禮遇賓客待遇。
末句「蘇小小墳今在否」,引南唐名妓「蘇小小」典故。汴州城與蘇州城一南一北有千里之遙,他請託李郢若到了蘇州,至南齊名妓蘇小小墳墓之上,於紫蘭香徑中為代招香魂也。
「蘇小小墳今在否」一句,典故聯繫起古今兩個不同的時空、事件。李商隱以南唐名妓蘇小小身世,以佳人比擬自身士不遇之感,佳人薄命已化為成香魂,自己遊宦之途的境遇也是如此。屈復評價這首詩,認為李商隱用蘇小小典故,揭示:「英雄之有才不遇,猶女子之有才淪落也。」發抒其身世遭遇與士不遇之感。
這首詩有明確的本事可考,大中四年李商隱在盧幕期間奉使入京,途經汴州與李郢相逢,李郢將南下蘇州兩人短暫相逢,寫詩相贈;詩作裡預設的第一讀者便是李郢。就其本事考索,李商隱於大中三年入徐州盧弘正幕府,與李郢同為幕僚,後奉命入京經汴州時與李郢相逢,義山作詩送別,李郢也回贈詩與義山。據《全唐詩續補遺》卷十二,有李郢〈送李商隱侍御奉使入關〉七律一首為證。
這首〈九日〉,回憶在令狐楚幕下的往事:
〈九日〉
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繞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
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 [33]
首句先點明人事,山翁指令狐楚,李商隱寫在令狐楚幕下之事,「十年泉下無消息」一句,「十年」導出這首詩的寫作時空,令狐楚卒於開成二年(西元837),在令狐楚逝去的十年之後,李商隱回憶與令狐綯曾經把酒暢談於重陽時節的往事。
第一個典故,「山翁」指魏晉時代的文人「山簡」(西元253-312)山濤第五個兒子,有賢才,父未能知。首先,「山翁」典故連結兩個不同時空,讓一個已知的時空事件連結出未知的時空事件,借魏晉文人山簡的行誼,指向唐代令狐楚的為人與行事,具有以古事說今事的特徵;藉「山翁」典故,將魏晉與唐代兩個不同的時空連結在一起,寫自己與令狐楚間的情誼。典故的取擇,連帶的表述出詩人對於世界與事物的認知方式。
李商隱將近二十年的游宦生活裡,最早受到令狐楚的提攜,曾入令狐楚的幕下從事幕僚工作。事實上令狐楚有恩於李商隱,但在這回拜訪令狐楚之子,就是詩中所稱「郎君」令狐綯的過程裡,他被拒於門外,不得相見。
五六句「不學漢臣栽蓿苜」,以漢代的張騫出使西域引入種植蓿苜的方法,帶入中原,後人以栽蓿苜比喻育養人才,以此奉勸令狐綯也應效法張騫,廣納賢才。
「空教楚客詠江蘺」一句也用典故,「楚客詠江蘺」以屈原自喻,自比於流落江湘的屈原。江蘺,香草之名。暗指令狐綯不肯廣納賢才之士,他好比被放逐於南方的屈原,只能對著江湘獨自歌詠《離騷》的詩篇。
五、結語
本文從游宦詩的地理經驗視域角度進行論說,希望可以開放李商隱研究在無題詩與愛情詩論題之外,更為廣闊的研究視野。
「遊宦詩」大抵有一個確切的指涉範圍,就時代來說,唐代以來的士人通過派任官職、貶謫或接受幕府徵召,隨著職務的調動帶來豐富的遊宦生活經驗。「遊宦詩」的範圍,不應只是泛指詩人在某個時期,遊宦於某地所有的作品;應該特指描寫遊宦至某地所經歷的特殊地理景觀或風俗民情,以及抒發遊宦的身世與情志之感的詩作。
以梓幕時期遊宦詩中的地理經驗來看,梓州多濃霧、自古有霧都之稱,陽光普照不及、潼江之險峻,巴江之水彷彿可以承載天地萬物,還有梓州的雲霧之奇與樹的姿態,都讓李商隱印象深刻。除了遊宦地理經驗的描繪之外,更多的是寫不遇的身世之感,梓州與長安遠隔千里,如「燕鴈迢迢隔上林」詩句,在梓州長達三年時間裡,仍就是薄宦與多病,有志難伸的士不遇處境。
桂幕時期遊宦詩中地理經驗,寫炎方與異俗。南人普遍崇信鬼神,〈桂林〉一首中「神護青楓岸」寫楓樹有神靈的傳說;「龍移白石湫」潭中有蛟龍,南人的信仰與風俗可見一斑。
在典故的使用上,李商隱遊宦詩中使事用典,有自鑄新詞如「家園符號的典故」,以「萬里憶歸元亮井」寫心之所嚮,回到故鄉過著平淡田園生活。在〈西南行卻寄相送者〉詩中,也自鑄有「陳倉碧野雞」一詞,遊宦之人,想要還鄉的夢是那樣的難以成真與不可得;發抒自古以來「士不遇」普遍共同的存在經驗。因此,用典為古典詩中意義呈現的重要語言,以最簡潔扼要的文字說明當下情境所經驗的世界內容。
李商隱詩作中還有一類屬於遊宦詩的變體,經常藉詠物以自比身世遭遇詩作,比較不涉及地理經驗的內容,如〈蟬〉、〈野菊〉、〈北禽〉等這類詩作,留待日後再續。
附錄:李商隱游宦詩桂幕與梓幕詩作用典一覽表
梓幕時期(四川) |
典故 |
來源喻 |
目標喻 |
〈思歸〉 固有樓堪倚,能無酒可傾?嶺雲春沮洳,江月夜晴明。 魚亂書何託?猿哀夢易驚。舊居連上苑,時節正遷鶯。 |
「魚亂書何託」
「時節正遷鶯」 |
書信
自然界鳥類 |
思鄉情感
仕途流轉遷移 |
〈西南行卻寄相送者〉 百里陰雲覆雪泥,行人只在雪雲西。明朝驚破還鄉夢,定是陳倉碧野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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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花鬚柳眼各無賴,紫蜨黃蜂俱有情。 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新灘莫悟遊人意,更作風簷雨夜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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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起〉 想像咸池日欲光,五更鐘後更迴腸。三年苦霧巴江水,不為離人照屋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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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意〉 燕鴈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斷正長吟。人間路有潼關江險,天外山惟玉壘深。 日向花間留返照,雲從城上結層陰。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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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工部蜀中離席〉 人生何處不離羣,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雨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罏仍是卓文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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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興〉 薄宦仍多病,從知竟遠遊。談諧叨客禮,休檊接冥搜。 樹好頻移榻,雲奇不下樓。豈關無景物,自是有鄉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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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幕時期 |
典故 |
來源喻 |
目標喻 |
〈思歸〉 固有樓堪倚,能無酒可傾?嶺雲春沮洳,江月夜晴明。 魚亂書何託?猿哀夢易驚。舊居連上苑,時節正遷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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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 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東南通絕域,西北有高樓。 神護青楓岸,龍移白石湫。殊鄉竟何禱,簫鼓不曾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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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虐」典出: 干寶《搜神記》:「昔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為小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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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俗二首〉(時從事嶺南)其一: 鬼瘧朝朝避,春寒夜夜添。未驚雷破柱,不報水齊簷。虎箭侵膚毒,魚鉤刺骨銛。鳥言成諜訴,多是恨彤幨。 其二 戶盡懸秦網,家多事越巫。未曾容獺祭,只是縱豬都。點對連鼇餌,搜求縛虎符。賈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爐。 |
「未驚雷破柱」: 《世說新語‧雅量》:「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
「未曾容獺祭」: 《禮記‧月令》:「魚上水,獺祭魚。」 「縛虎符」: 《抱仆子》:「道士趙昞能禁虎,虎伏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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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 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 東南通絕域,西北有高樓。神護青楓岸,龍移白石湫。殊鄉竟何禱,簫鼓不曾休。 |
「神護青楓岸」: 《南方草木狀》:「五嶺之間多楓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為之楓人」。 「龍移句」: 《明一統志》:「白石湫在桂林城北七十里,俗名白石潭」潭中有蛟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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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 桂林聞舊說,曾不異炎方。山響匡床語,花飄度臘香。幾時逢鴈足,著處斷猿腸。獨撫青青桂,臨城憶雪霜。 |
「炎方」: 三國魏鍾會〈孔雀賦〉:「有炎方之偉鳥,威靈和而來儀。……」 「雁足」: 《漢書‧蘇武傳》:「天子射雁上林,得雁足帛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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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道中作〉 地暖無秋色,江晴有暮蟬。空餘蟬嘒嘒,猶向客依依。邨小犬相護,沙平僧獨歸。欲成西北望,又見鷓鴣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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嘒嘒: 典出《詩經‧小雅‧小弁》:「菀彼柳斯,鳴蜩嘒嘒。」 鷓鴣飛,朱賀齡注引〈禽經〉:「子規啼必北向,鷓鴣飛必南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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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商隱的遊宦生涯的編年,此處依據《舊唐書‧文苑傳》與《新唐書‧文藝傳》編輯而成。
[2] 顏崑陽,《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典故詞義訓解的原則〉,頁188-193。
[3] 劉若愚,《中國詩學》,〈一般典故與特殊典故〉,頁214。
[4] 高友工,《唐詩三論》,〈整體性典故和局部性典故〉,頁159。
[5] 徐復觀《中國文學論集》,〈用典在詩詞中的意義〉,頁127
[6] 雷可夫和詹森著,周世箴譯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譬喻與文化的整體相合性〉,頁43。
(台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3版)
[7] 王勃,《王子安集註》,卷三,頁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點校本)。
[8] 高適,《高適詩集編年箋注》,卷五,頁337。
[9]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三十六,頁833。
[10]「游宦」一詞,最早出於《商君書》,指遠離家鄉在外求官的人稱之。《商君書•外內》有:「為辯知者貴,遊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韓非子•和氏》有:「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王先謙解釋為:「不守本業,遊散求官者」。
《漢書•地理志》:「司馬相如遊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跡。」《漢書》對於漢代知識分子司馬相如生命軌跡是如此記錄,遊宦於京師諸侯之間,成為文人學習對象,以文辭顯著於當世。
[11]符碼(code):社會群體所使用溝通符號,建立在使用者常識及共同的文化基礎之上,具有社會溝通功能。此處指屈原的忠怨的精神透過《離騷》的流傳,反覆不斷被使用與書寫而孕育而生。
「文化符碼」,在《詩經》與《楚辭》流傳的時代已經建立,以「善鳥」或「香草」比喻人的才德之美,這類善鳥以喻君子、香草以喻君子德行芬芳、惡草以喻小人等,這類象徵性符號為後代詩學所沿用,但是通過,時代共同文化傳統孕育而產生的符碼,稱之為「文化符碼」(culture code)。廣大讀者在閱讀時,則通過文化符碼可喚起文化上的共同經驗與想像。
[12] 唐代以「釋褐校書郎」起家的詩人有十一人,張說,張九齡,王昌齡、劉禹錫、白居易、元
稹、李德裕、杜牧、李商隱和韋莊。
[13] 杜祐,《通典》,卷二十六,頁736。
[14] 「節度使」:唐官名,唐分天下州縣置為諸道,每道設有採訪、防禦等使,邊方有寇能加以旌節,稱為節度使,其用人理財自主,謂之藩鎮。天寶中,緣邊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參見《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三。
[15] 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西南行卻寄相送者〉,頁91。(台北:里仁書局,1980年8月版)。
[16]李商隱赴東川時,韓瞻送別李商隱至咸陽,詩中的送行者意指韓瞻。他出發之前寫一首詩寄給韓瞻,寫這趟附赴梓的心情,感慨其身世遭遇。〈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佳兆聯翩遇鳳凰,雕文羽帳紫金床。桂花香處同高第,柿葉翻時獨悼亡。烏鵲失棲常不定,鴛鴦何事自相將。京華庸蜀三千里,送到咸陽見夕陽。」參見《玉谿生詩集箋注》,頁461。
[17] 《玉谿生詩集箋注》,〈二月二日〉,頁515-516。
[18] 〈二月二日〉一首,馮浩繫年於大中七年
[19]《全蜀藝文志》:「成都以二月二日為踏青節。」
[20] 陶潛〈歸田園居詩〉:有「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
[21]〈夜飲〉一首也有:「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其中特別標舉「江海三年」的詩句。參見《玉谿生詩集箋注》,頁366。
[22]《玉谿生詩集箋注》,〈初起〉,頁357。
[23] 《玉谿生詩集箋注》,頁357。
[24] 《玉谿生詩集箋注》,〈寫意〉,頁505。
[25] 《玉谿生詩集箋注》,〈杜工部蜀中離席〉,頁361。
[26] 查閱杜甫並無「蜀中離席」為題的詩作,應為李商隱代擬之作。
[27] 《玉谿生詩集箋注》,〈寓興〉,頁,502。
[28] 《玉谿生詩集箋注》,〈思歸〉,頁309。
[29]《玉谿生詩集箋注》,〈桂林〉,頁281。
[30]《晉書·地理志下》將秦代所立的南海、桂林、象郡稱為「嶺南三郡」,明確了嶺南的區域範圍。嶺南北靠五嶺,南臨南海,西連雲貴,東接福建。
[31]《古詩十九首》,之五〈西北有高樓〉:「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為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32]《玉谿生詩集箋注》,〈汴上送李郢至之蘇州〉,頁719。
[33]《玉谿生詩集箋注》,〈九日〉,頁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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