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中文系「群流會講」部落格

105-1第四場次群流會講meeting 2016年11月8日(二) 18:30-20:00

主講人：張柏恩（元智大學中語系兼任助理教授）

主  題：從《古詩歸》到《古詩評選》：陶詩形象的比較及其在明清之際陶詩接受觀念轉變的意義

從《古詩歸》到《古詩評選》—

陶詩形象的比較及其在明清之際陶詩接受觀念轉變的意義

一、研究目的：

顏崑陽教授有鑒於中國詩歌文化的歷史情境，自先秦開始，其發生、創作、使用、傳播、接受皆與人們的社會文化生活密切相關，創發性地系統建構「中國詩用學」的理論。「中國詩用學」是一項宏大的理論，論題涵括內容非常豐富，顏教授已執行二個計畫：〈中國古代「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類型〉（NSC 99-2410-H-032-073-MY3），三年期。〈「詩比興」的言語倫理功能及其效用〉（NSC 102-2410-H-032-070-），一年期。持續在「中國詩用學」的理論中，開展各類型「詩式社會文化行為」，建構了「諷化」、「感通」、「期應」三種類型。並探析發言者與受言者雙方以「詩」的「符號形式」彼此互動，則這套「符號形式」有何形構特徵？怎樣形成？怎樣運作？能達到什麼效用？由此衍伸中國古代詩文化中「比興」的語言表達式。現正執行中的研究計畫：〈中國古代詩歌「比興符碼」之構成及其類化譜系〉 (MOST 103-2410-H-032-049-MY3)，也是「中國詩用學」的系列研究計畫之一。

近年來，「中國詩用學的應用」是本人研究的重點之一。〈黃遵憲甲午戰爭詩諷諭性詩用探析〉於103年6月發表在THCI-Core期刊《淡江中文學報》第三十期，集中探討黃遵憲的八篇甲午戰爭詩，從「諷諭性詩用」的視域作深入研究論述，得出寓褒貶美刺的甲午戰爭詩作完成時，其實黃遵憲已盡了傳統士階層刺世易俗的使命。接著擴大範圍，探析整個甲午戰爭詩，將博士論文題目定為《甲午戰爭詩諷諭性詩用之研究》，更獲國科會「102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本論文以甲午戰爭詩為研究對象，經由「詩用」行為的「諷諭意圖」建立甲午戰爭詩的傳訊模式，來探討甲午戰爭詩的意義，離開文學本位的視域，從文學活動所關係到的社會文化行為，去論述中國自古以來即普遍存在的「詩用」現象。面對中國千年不曾遭遇的大變局甲午戰爭，「甲午世代」作者透過戰爭詩書寫的社會文化行為，所欲發言的「諷諭動機」為何？又他們所欲發言的「諷諭對象」為何？所謂的「諷諭類型」，即是討論戰爭詩諷諭性的形式結構。什麼樣的戰爭詩文本形式結構，可以讓讀者不僅讀到戰事的敘述，而且能體會到戰事敘述所欲指涉的「諷諭意圖」所在？戰爭詩文本必須具備什麼樣的形式結構才能讓受言者體會到這種意涵？而這樣的形式結構又可以分成幾種類型，各自導引的「諷諭意圖」有什麼不同？甲午世代群體「諷諭性詩用」的文化行為現象，其發言最終「目的」又為何？這些問題已有效解決。

本文正是延續「中國詩用學的應用」，在顏教授的理論基礎上，將明清之際選錄陶詩的「古詩評選本」置入詩用學之「社會文化行為」的語境中，探討兩家對陶詩的「接受」具有什麼社會文化行為的意義？及其在陶詩接受史上有何影響效用？由此不僅可以印證「中國詩用學」的理論性意義，更能重新檢視歷來「陶詩接受史」的研究取向。本文期望能達到以下目的：

• 陶淵明的〈雜詩十二首〉其二，有「揮杯勸孤影」一句，譚元春在《古詩歸》評為「無聊趣語」，王夫之《古詩評選》則評為「霸氣語」。一為「霸氣語」，一為「無聊趣語」，為何同一詩句會有如此不同旨趣的評語？而選詩與評論，是否涵有企圖影響他人之閱讀的社會文化行為意義？為了要解決此問題，本文擬置入「中國詩用學」的理論系統，以「評選本」為對象，考察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對陶詩不同的接受視域，其中隱涵著什麼不同的社會文化行為動機與目的，及其在陶詩接受史上的影響效用。此一詮釋視域相較於以「作家作品」為本位的研究取向而言，具有轉向的意義，藉此可以開展陶詩研究的新論題。

（二）做為建構「六朝詩典律史」的前置研究基礎。此一「六朝詩典律史」的研究構想，係指考察六朝特定詩人特定詩作被形塑為典律的歷程。所謂「典律」是指具有可供歷代後人學習的特定詩作，具有模範性與權威性。陶淵明某些「典律」作品入選《古詩歸》，卻沒有入選《古詩評選》，且被王夫之指明有不足之處，這些「典律」作品如〈勸農〉、〈歸園田居五首〉之一、〈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二、〈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旱稻〉、〈飲酒二十首〉之五、〈責子〉、〈詠貧士十七首〉之一。對照晚明到清初兩部重要的古詩選本《古詩評選》與《古詩歸》之中選錄、評析詩作的差異，探究王夫之批判竟陵派鍾惺、譚元春的原因，呈顯明清之際詩學轉變的立體樣貌，此為本文以「從《古詩歸》到《古詩評選》」為主標題所隱含的意義。由此探究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評選陶淵明詩為論題，正可做為建構「六朝詩典律史」的前置研究基礎。

（三）實踐「中國詩用學」理論。當我們理解到詩歌的詮釋不應僅限於聲律、修辭等「純詩」的表現，更可從「詩用」立場，以「詮釋社會學」視角對「陶詩評選本」做一社會文化行為意義的研究，這正是對顏教授理論的回應與實踐。

二、文獻探討：

此處文獻探討所述國內外有關本文之研究，若其內容正以「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評選陶淵明詩」為研究主題，那麼就與本文論題直接相關。本文對這類研究成果當盡可能收羅完備，並予以詳評，以「對照」本研究論題的「創意」及「必要性」。若其他國內外之研究，雖與本文有關，但不是直接相關，而是用來「支援」本研究論題，在撰寫的階段則僅擇要說明最具相關性的研究篇目及論著。綜觀國內外相關研究情況舉其要者，約可分為下列三類：

• 以鍾惺、譚元春《古詩歸》或王夫之《古詩評選》為主題的研究論著。如劉泰山〈清物、情物、孤物、活物—鍾惺、譚元春的詩歌理論述評〉（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5期，頁109-111），陳美朱〈論《詩歸》中的別趣奇理—兼論鍾、譚選詩與選詩要旨的落差〉（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3卷13期，2001年），解國旺〈《古詩歸》選詩的標準〉（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期，2006年）以及羅春蘭等〈偏激中的情真之美—淺談船山對陶淵明的解讀〉（船山學刊，2005年3期，頁13-15），曾也魯〈王船山《古詩評選》簡析〉（衡陽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5期，頁20-23）。

（二）以陶淵明之「作者生平交遊」「詩作繫年」「詩文集箋注」以及「分析陶淵明的詩風及其仕隱選擇、儒道思想、人生歷程及詩學傳統關係」為主題的論著。舉其要者如梁啟超《陶淵明》（商務印書館，1923年），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1945年），朱自清〈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載《朱自清文集》第三冊，開明書店，1953年），楊勇《陶淵明集校箋》（台北：粹文堂，1976年），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台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吳興昌《陶淵明作品新探》（台北：華正書局，1988年），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王國瓔《陶淵明論析》（台北：允晨文化，1999年），魏正申《陶淵明及其研究論》（北京：文津出版社，1999年），以及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戴建業《澄明之境— 陶淵明新論修訂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台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齊益壽《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台北：台灣大學出版社，2016年）。

• 以陶淵明接受為主題的研究論著。如鍾優民《陶學史話》（台北：允晨文化，1991年），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山東：齊魯書社，2002年），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羅秀美《宋代陶學研究：一個文學接受史個案的分析》（台北：秀威資訊，2007年），黃蕙菁《唐宋陶學研究》（台北：花木蘭，2007年），以及田菱著、張月譯《閱讀陶淵明》（台北：聯經出版社，2014年）。

    上述的第一類成果，已能對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的詩歌評點特色與成就，進行總體的評述。不過這些總體的評述沒有將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評說個別詩人詩作的觀點，放入相關詩歌評論的接受史中，深入詮釋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如何繼承特定的詩學傳統，以轉變出晚明到清初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的古詩評選本所隱含的文化深度。雖是如此，但第一類成果可以作為本文研究新意的參照組。

第二類研究成果，已能充分呈現由「作家作品的藝術特色」去開展陶詩的研究取向。這些成果一方面可以用來對照本計畫的論題採取「讀者接受」的研究取向，在既有陶詩的研究取向上，所具有創新性；同時也可以有助於我們探討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評選陶詩的接受視域，相較於陶詩總體風格而言，所呈現的特定取向。不過，在這類成果中，雖然已經對陶詩的不同版本所收錄的首數、詩作異文、卷次、詩題等的差異，進行比對與考辨；可是卻沒有就選錄詩作，以及評選者對收錄評選內文的繁簡詳略，進行比對。本計畫以「古詩評選本」做為研究對象，必須特別考辨相關評選在不同版本中被刊刻的狀況，因此這類研究成果尚有待補充之處，而本文欲進一步探究。

第三類研究成果，前輩學者建構陶詩接受史的方法大致可區分為二類：一是按照時間順序介紹各歷史階段文學家、文論家對於陶淵明的接受狀況。二是從不同議題切入，如家世生平、藝術風格等等，探討各議題在特定時代被討論的情況，而且大部分都是取「詩話」中對陶詩風格予以總體評述的文獻，作為論述的依據。這些成果未必可以直接被本文所用，根據本計劃的論點所需，不是歷代接受陶詩的接受觀點，而是被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所特別提出，可以明確看出陶淵明的〈雜詩十二首〉其二「揮杯勸孤影」一句的詮釋。此外，本文乃是以以「古詩評選本」為對象，考察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對陶詩的特定接受視域，及其在陶淵明接受史上的影響力，而不是那些籠統評說陶詩總體風格的論述。如此，本文的論題，也可能與這類研究成果形成「互補」；並做為本文「方法論」所借鑒的理論基礎。

三、研究內容：

本計畫以晚明鍾惺、譚元春所選評的《古詩歸》，以及明末清初王夫之所選評的《古詩評選》，就兩家的選詩要旨，以及選本對陶詩詩體及詩題的選錄互相比較，探析詩歌選本確實是選家批評意識的延伸，也是選家與詩學主張的具體呈現。詩歌選本可以看作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方法之一。選本之「選」本身就是一種批評。選本提供給接受者的作品，是經過選者刪汰過的作家作品。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家作品的本色，而是選者獨特的識力。詩歌選本所「選」的詩作，不但可以幫助理解選家對於某一詩家或某種詩體的好尚，更可以從詩歌選本所「刪」的詩作，深入體會選家的詩學主張。再者，透過選家從選詩數量與標舉典範的方法中，對四言或五言古體的選錄情形及兩種詩體的審美分析，對於本文掌握兩種古詩體的發展與特色，實大有幫助。

此外，詩歌選本是寄寓選家個人的詩學意識，既是張揚一己詩學主張之產物，且與選本所對應的時代詩學思潮同樣是緊密聯繫著。鍾惺、譚元春二人花大量的精力編選了《古詩歸》一書，該書選入陶詩三十五首，幾乎佔了陶詩總數的三分之一。鍾惺在《詩歸序》中承認：「詩文氣運，不能不代趨而下」，然而「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指出編《詩歸》的目的，乃是「引古人之精神，以及後人之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因而其評選無非是為了完成由古人到今人，由作者向讀者的精神交接。「精神」成了一種超越時代的本體存在，貫穿於一切真詩之中，貫穿於古今人我之中，評選者與評選對象在評選的過程中實現了「視域融合」。當然，鍾惺的「視域融合」並未像西方詮釋學那樣基於理解的語言性和歷史性，而是源於中國古老的共同人性的觀念，以及晚明風行一時的性靈說。相對於晚明鍾惺、譚元春，在明清之際，面對著天崩地裂的社會巨變，滿懷民族氣節的思想巨子王夫之不滿陶詩「量不弘而氣不勝」，認為「少無適俗韻」、「結廬在人境」、「萬族各有托」等詩，是「托體小者，雖有佳致，亦山人詩爾」。儘管王夫之對陶詩的「氣量」略有微詞，儘管他只以「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視陶，他仍然將陶淵明與阮籍、謝靈運等並列為第一流詩人，並對陶詩中表現的超然灑脫的生命境界讚賞不已。

至於，陶淵明的〈雜詩十二首〉其二，有「揮杯勸孤影」一句，譚元春在《古詩歸》評為「無聊趣語」，王夫之《古詩評選》則評為「霸氣語」。一為「霸氣語」，一為「無聊趣語」，這兩種不同旨趣的評語，背後聯繫的豈非評選者的詩學意識。還有，陶詩形象在《古詩歸》呈現的是「幽厚老農」，而到了《古詩評選》則轉為「平淡隱士」。陶詩形象的轉變，從「幽厚老農」到「平淡隱士」，背後聯繫的豈非明清之際陶詩接受觀念轉變的意義。因此，透過不同時代並具有針對性的詩歌選本，藉以考察文學觀念的歷時性演變，或是某一詩家的歷時性影響，當不失為一條具體可行的通路。

以下為本計畫擬定的論述節次：

（一）兩家選陶詩及其評論所隱涵社會文化行為的動機與其目的

（二）《古詩評選》時有針對《古詩歸》表達不滿的態度，其動機為何？

（三）《古詩歸》與《古詩評選》選錄陶詩對讀者閱讀取向有何不同的影響效用？

（四）「揮杯勸孤影」：無聊趣語乎？霸氣語乎？

• 陶詩形象的轉變：從「幽厚老農」到「平淡隱士」

四、研究方法：

在前述的文獻探討基礎下，本文無意於套用某一種西方流行理論，而是在吸收借鑒接受美學的理念或方法的同時，也對接受美學過於強調讀者的作用，相對忽視作者與作品的做法給予適當調整；並根據古典詩文本自身的特點，結合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方法，既採取史料收集整理的傳統研究方法之長，也吸收西方理論長於思辨與系統性等特點，予以加強理論深度，注意文獻資料整理與理論分析相結合。

基於這種體認，本文擬由《古詩歸》與《古詩評選》兩部古詩選本對陶詩所作的「選」與「評」，藉以考察選家的詩觀與評選背後的意義，並就此兩部「古詩評選本」所選錄的陶淵明詩作，透過選詩數量及選錄的詩題作歸納、比較，以理解陶詩在晚明到清初兩代讀者接受情形。故本文的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主要有以下數點：

• 就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選」、「圈」、「點」陶詩的體例，及此一體例與「評語文字內容」之間的對應型態的論題而言，在研究方法上，本計畫一方面參酌前行有關一般「評點學」，或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總體評點特質的研究成果，做成參照知識；另一方面在此一參照知識的前提下，以演繹法就所選錄的陶詩逐首分析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選」、「圈」、「點」的用法及其與「評語文字內容」之間的關聯，然後歸納分析的結果，以建構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評選陶詩的模式。

（二）詮釋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評說陶詩的主要觀念；並就主要觀念所在的評語，分析其所對應的陶詩「作品語境」。在方法上，先提出主要觀念的標準。此一標準有二：一即是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在評語中，明確表述回應前人評說者，如「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之於陶。二即是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多次重覆表述的評語觀念，如鍾惺、譚元春以「厚」概陶詩，以及王夫之以「平淡」稱陶詩。

• 就「陶詩形象的比較」的論題而言，就目前已出版（包括收錄在《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續修四庫全書》）的《古詩歸》與《古詩評選》兩部古詩選本選錄陶詩的總數、各種詩體數量、詩題，以表格方式整理、統計，作為本計畫進行比較研究的基本資料。

（四）就「明清之際陶詩接受觀念轉變的意義」的論題而言，在方法上，本計畫先以「中國詩用學」理論為基礎，並參酌現代學者相關研究成果，建構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以前既有陶詩之接受視域的參照知識。然後與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之接受視域進行比較，從而詮釋其間的承變含義。

五、預期成果：

本文研究立基於顏教授長期建構的「中國詩用學」理論體系，其預期成果在於揭明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的評選對陶詩典律的形塑所具有的重要性。其價值在於補充現行文學批評史對鍾惺、譚元春及王夫之評選之內容與重要性關注不足之處；同時也為「評選」研究建立一套可資操作的方法。並進一步支援「比興符碼」的「類化譜系」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