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1第三場次群流會講meeting 20161025() 18:30-20:00

主講人:黃麗卿(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題:從「情禮融合」論《聊齋誌異》女性的「主體人格美」──以〈細柳〉、〈雲蘿公主〉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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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中文系  黃麗卿
一、

  • 問題導出

    筆者在《聊齋誌異的女性書寫》[1]一書中,大抵已論述出蒲松齡書寫女性的主要目的,乃在回應當時「情偽而不真」、「禮虛而不實」的時代現象,並且提出「禮緣情制」的觀念,強調出「情禮融合」之至情生命的存在價值[2]。在此一基礎上,本文除了將深化蒲松齡以「至情感通」為核心思想,並將透過蒲松齡從《聊齋誌異》在女性生命存在價值意涵的書寫,除側重在日用倫常中實踐出「情禮融合」之人文關懷的價值外,同時亦看出《聊齋誌異》中肯定女性篇章甚多,大抵可從「異史氏曰」、但明倫的稱讚來觀察。

    如:「異史氏曰」稱許小梅「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思所報,獨何人哉!狐乎!倘爾多財,吾為爾宰。」 以及讚譽喬女「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為也。彼女子何知,而奇偉如是?若遇九方皋,直牡視之矣。」 但明倫對喬女的評點云:「美哉喬女!其德之全矣乎:不事二夫,節也;圖報知己,義也;銳身詣官,勇也;哭訴縉紳,智也;食貧不染,廉也;幼而撫之,長而教之,仁也,禮也。迨身既死,而猶能止其棺,斥其子,卒以遂其歸葬之志,得為完人於地下。嗚呼!抑何神乎!」 稱細柳「不引嫌,不辭謗,卒使二子一貴一富,表表於世。此無論閨闥,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 對身為婢女之青梅,稱其:「天生佳麗,固將以報名賢;……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於塵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曾儼然而冠裳也者,顧棄德行而求膏粱,何智出婢子下哉!」 就此但明倫也評出:「至其議論正大,動必以禮,行必以義,尤足感人心情,蕩滌邪穢,是為有關世教之言。」

    從上述讚語中,也提及對悍行女性的肯定[3]。值得探究的是,悍行女性處在「世情如鬼」的時代中,她的言行表現並非溫順嫻靜,而是自主的反抗方式,假

若是以對抗方式來面對丈夫與家人, 最終卻能守護家庭;或因受到真情感動真正改變其悍行而努力為家,此類女子如〈細柳〉、〈雲蘿公主〉、〈呂無病〉等,從其言行轉變中,是否也能體現出「主體人格美」之意涵?其生命存在中是否也具有一種理想性的價值?我們要如何重新看待或評價這類女子的一生表現? 

    本文所謂「主體」一詞,並非以一般哲學的知識論來論述,[4]而是從中國文化是心性之學,是一種特殊的生命學問作為立論思考。[5]此從《聊齋誌異》中〈蓮香〉「異史氏曰」對女性的處境表現,而提出「人身」的強烈反省,以觀蒲松齡對「人身」所強調並非只是形體與形貌的重視而已,同時也對人的心神部分極為側重。因為如果人的心神欠缺意志,就無法自覺自主選擇,那麼人的真正主體就無法彰顯,因此,本文所要標舉的女性「主體人格美」,除了參考顏崑陽在〈論先秦儒家美學的中心觀念與衍生意義〉一文所言:

 

      儒家「主體人格美」正式的提出,當由孟子開始。在《孟子‧盡心》中,就主體的人格進境論述,其中一個進境是「充實之謂美」。朱熹《孟子集注》對這觀念的詮釋是:「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這也就是《禮記‧樂記》中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良心善性是道德實踐的形上依據;而反過來,道德實踐由經驗的累積,不斷地轉悟為內在的價值理念而形成真體的人格,使良心善性不只是一虛掛的本體存有。而這一人格,由於感性與理性獲致圓滿的融合,故感性生命的發動,皆由於理性道德意志的導正。[6]

 

從上文中可見,儒家要強調的是,只要修養實踐出「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就能展現人的性情之美,也能使生命存在中也具有一種理想性的價值。但是要如何真正具現「人格美」?如何真正做到「和順而中節,其施於四體之言行,皆予人一種不偏邪、不乖戾的和順之感」?其間的實踐修養工夫,仍充滿許多考驗與挑戰,尤其在傳統變動社會中的女子,要從女性主動、自覺去面對她的處境,其中是否能透過對於自我抉擇的認知,使我們發現「意志」之存在與可貴,由此興發自我的抉擇及承擔實踐的勇氣,而能有著「主體意識」[7]行為表現由此所呈現的「主體人格美」,是否可以來探討《聊齋誌異》某些悍行女性亦能具現「人格美」

     目前有關《聊齋誌異》美學範疇之研究成果相對較少,現有研究亦多集中在有關敘事、美感、結構、修辭等方面的析論;論及生命美學、或就相關敘事風格等僅作初步探討。有關《聊齋》美學的專著,僅見吳九成《聊齋美學》一書,涵括〈上篇《聊齋志異》的審美創造〉、〈下篇《聊齋志異》的美學成就〉等,著重在美感敘事方面[8]。其中值得深究的是,在其書中提及「禮緣情制」的婚姻觀時,他認為包括婚姻在內的倫理形式和禮制皆服從情的需要。[9]但吳九成書中對「禮緣情制」之意涵並未作一界定,就直接認為「禮制」服從「情」的需要。至於「禮」之意義並未探究,「禮」可否等同「禮制」等則未有更詳實的論述。

    其他《聊齋》相關專著論及美感藝術者,如張稔穰,《聊齋志異藝術研究》分就「人物論」、「情節論」、「意境論」、「語言論」、「美感論」等面向析論而視野宏闊[10] ;任孚先在《聊齋志異藝術論》則偏向關注細節論及「語言藝術」、「心理描繪」、「細節描繪」、「開頭、結尾藝術」等[11]。安國梁在《聊齋釋真》,論述以人物刻畫、敘事策略、意象運用、結構安排等為主,其中析論「陌生化」技巧在《聊齋》中的十大表現,對《聊齋》的意象運用、寓言象徵、真假幻實交錯對立等手法雖有一得之見,洞察獨到,但這些論述大多點到為止,仍偏在敘事美學方面[12]

相關期刊論文方面,如王茂福在〈《聊齋誌異》兩性關係評判標準探賾〉文中[13],其對喬女的各種讚揚,也是建立在其「不事二夫」的基礎而論,但對於蒲松齡何以大力稱許喬女「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為也。彼女子何知,而奇偉如是?」則未討論,若僅以「禮」為本,作為《聊齋誌異》女性行為的探索,則其對於情的安頓,以及情與禮的安置問題,尚有探討的空間。至於論到「至情」者,如劉秋娟〈從《聊齋誌異》看蒲松齡的至情思想〉認為:《聊齋誌異》的愛情故事生發於蒲松齡「情之為高」的至情思想,至情是他反抗封建禮教的最高思想武器。[14]這些論點實有重新反思與解析的必要。準此,本文將透過「情禮融合」的價值意涵觀點,來重新探討《聊齋誌異》小說人物所表現的言行舉止等性情,期能將《聊齋誌異》中「主體人格美」意涵彰顯出來。

 

二、《聊齋誌異》回應「世情如鬼」的人倫失序問題

松齡面對晚明以來的「世情如鬼」的人倫失序問題,有何回應之道?在《聊齋誌異》中所提出的「禮緣情制」之立場,主要是有鑑於「世情如鬼」等問題,其目的要對應社會、人倫、政教等問題,要回應出「天理」與「人欲」斷裂的現象,其中「禮緣情制」可作為反思在家庭倫常失不失衡的關鍵,如:「悍妒婦女」與「賢妻良母」之對比,甚則在蒲松齡的故事中,也有從悍婦轉為賢婦的類型,如:〈江城〉、〈呂無病〉、〈夜叉國〉等篇章,這些都可以說明其在反思人倫秩序是否可以情禮融合的問題。例如〈江城〉篇之異史氏所云:「人生業果,飲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慘。每見天下賢婦十之一,悍婦十之九,亦以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觀自在願力宏大,何不將盂中水灑大千世界也?」以及〈夜叉國〉中異史氏曰:「夜叉夫人,亦所罕聞,然細思之而不罕也。家家床頭有個夜叉在。」這些省思大抵指出其所感知的社會中,有情無禮方面之女性甚多。由此蒲松齡在故事中,將一個「悍妒婦女」轉化為「賢妻良母」,呈現其對人倫秩序的表現與對應的反思。

三、《聊齋誌異》悍行女性具現「主體人格美」

     本文將從《聊齋誌異》回應「世情如鬼」的人倫失序問題中,重新探討《聊齋誌異》小說人物所表現的言行舉止等性情,期能彰顯「主體人格美」意涵。首先〈細柳〉一文中,細柳除了在婚姻的選擇、經營事業、夫妻互動等方面,皆可見其自覺選擇的可貴之外,細柳更要負起丈夫早亡,她本身要如何經營事業,要如何完全擔當後母、親母的責任,這是極大的難題,但從「異史氏曰」對細柳稱許「此無論閨闥,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給予極高評價,實呈現出傳統女性處境之不易。本篇透過細柳相夫理家育子,將「賢妻良母」形象的衝突與平衡朗現出來,以呈現其理想典型,以下就婚姻的選擇、經營事業、夫妻、育子互動等方面來探討。

其一,細柳在婚姻選擇方面,在〈細柳〉中的細柳「少慧,解文字,喜讀相人書」,故在選婿時,堅持挑選自己喜愛的良匹,以「必求一親窺其人」,來試圖改變自己的命運。然而「閱人甚多,俱未可,而年十九矣。」只好聽從父母之命,下嫁喪妻遺一子的高生。但藍慧茹在《從《聊齋誌異》論蒲松齡的女性觀》中則言:細柳為一非常典型的賢母形象。……小說通篇描寫她侍夫理家、教子成才。藍文中引用周先慎認為「真正使人物大放光彩,是後半部份寫她訓子。」[15]然而細柳之女性形象,在為人女、為人妻方面,即已表現出反思自主能力,若無此一自覺選擇表現,實難彰顯其為賢母之大智慧表現。因此本文將從她養家育子的作為,來朗現其情禮融合之理想典型。

細柳自知「良匹」難尋,此從她說「我實欲以人勝天」,無法改變多舛之命,最後無奈之下只好聽從父母之命,下嫁喪妻遺一子的高生,這是她守禮的表現。從細柳結婚後「夫妻甚得」,伉儷感情融洽,彼此能關心對方,並對前室遺孤視如己出,「撫養周至」。此一用心又從細柳的歸寧,長福也貼心的依賴她,「福輒號啼從之,呵遣所不能止」。一年之後生下一子,取名長怙,願其「長依膝下耳」等的敘述,都看出細柳身為人妻、為人母有著情禮融合的表現,這些表現說明出細柳有傳統「賢妻良母」順從形象的一面。  

其二,在經營事業方面,細柳堅持擔任內外兼顧之工作,因為已先知丈夫將有早亡之命,因此婚後細柳更表現出剛強好勝,有意要掌管家政一面;她與一般「主內」的女子不同,並不留意女紅,而重視事業經濟,十分關心「畝之南束,稅之多寡,按籍而問,惟恐不詳」,也向高生提出:「家中事請置勿顧,待妾自為之,不知可當家否?」在其要求自主當家的強勢之下,接管了家中經濟大權,她當家半年,一切治理得井然有序,「半載而家無廢事,生亦賢之」。除了表現「女主外」的才幹,也能將家中照顧得很周到,因而贏得高生的稱許。然而當追逋賦者打門催賦,細柳請家奴處理仍無見效,催促召回高生擺平後,高生竟戲言道出:「今始知慧女不若癡男耶?」細柳的苦心經營,並非要取代夫權,因此聽到不免難過哭泣,而高生則心疼不忍她過於勞累,而要自任當家,但細柳仍執意要負責當家。由此可見當時女子「主外」仍不受到社會認可,仍需丈夫出面才能解決「主外」之事務,女性不管再用心辛勤的理財當家,在「男尊女卑」的社會裡仍受到質疑與奚落。

在「欲以人勝天」的努力堅持之下,細柳非但不畏辛苦,反而執意要改善家計,於是「晨興夜寐,經紀彌勤。每先一年,即儲來歲之賦,以故終歲未嘗見催租者一至其門;又以此法計衣食,由此用度益紓」。學會凡事要「預備」,才能防患未然,有備無患。高生由衷開懷地作詩稱許她的賢慧能幹,具「內外兼顧」之美;其內心對丈夫的推崇至情,除了言出「高郎誠高矣:品高,志高,文字高」之外,更祈盼他健康長壽;此由對聯結尾「但願壽數尤高」,即清楚表達細柳對丈夫有真心關愛之情。

其三,在夫妻互動方面,對丈夫情深意重,更有無微不至的關照,同時又要撫育二子成才不易的處境。因為細柳知道丈夫高生具有早夭的命相,所以一方面抱持「人定勝天」的目標,堅強面對;另一方面也預作準備,努力學習操持家中內外大小事物,以免變故來臨時不知所措。從她預購優質昂貴的棺木,不惜「多方乞貸於戚里」來看,即可看出其對丈夫的情意。

    細柳特別關注高生安危,但當突發不幸時,「時方溽暑,幸衣衾皆所夙備。里中始共服細娘智」。處理得有條不紊,其應世能力深得里人稱讚,由此更可看出她表現「賢婦」情禮融合之價值。但是細柳在其夫過世時承擔家計,以及喪禮的籌備周至,並非要博得「賢妻」的美名,而是要能避免家庭的破碎,因此她要面對更多忍辱負重之事,以及教子成才興家的責任。

在父親高生死後,長福即「嬌惰不肯讀」,細柳先是加以「譙呵」、「繼以楚夏」,在長福惡習不改後,順其習性,讓他與「僕僮共操作」,甚至讓他「無衣」、「無履」,「冷雨沾濡,縮頭如丐」。最後,長福不堪其苦而逃家,細柳對於前妻子高福的嚴苛管教,甚至被鄰里說成無情黑心繼母,她也不甚在意。高福離家後,她也不追問,直到數月後,高福求鄰人向細柳求情,願受百杖返家。細柳知其真心悔改,才許其返家,「與弟怙同師」讀書。高福終能發憤上進,考取進士。小兒高怙資質駑鈍且淫賭,母令其棄卷而農,農工既畢,細柳出資使學商販,多次血本無歸,謊稱被盜。細柳知其惡習難改,趁他去洛陽經商時,設計使他嚐到牢獄之苦。此後才徹底痛改惡習,踏實經商,「貨殖累巨萬矣」。她以寡婦身份獨立撐家、承擔生計之外,更可貴的是,她撫育兩子,不僅因材施教,更能用嚴苛的方法來磨練改造他們的心性,「卒使二子一貴一富,表表於世」。細柳要面對的艱難處境,從背負無情虐待前妻子與不肖子的罵名,到教子成才、持家興家之責任完成,細柳守禮興家的忍辱負重,極為不易。

她對二子超乎常人的近於冷酷的嚴厲,實非虐待前妻子的後母,而是對症下藥的誠心至愛;由她對福兒說:「汝弟今日之浮蕩,猶汝昔日之廢學也。我不冒惡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謂我忍,但淚浮枕簟,而人不知耳!」[16]這些忍辱負重不為人知的苦心表現,是要福兒勵學成就美名,並未逾越為人母的分際。其對待資質駑鈍且淫賭的怙兒,亦是如此。此從所言:「汝弟蕩心不死,故授之偽金以挫折之,今度已在縲絏中矣。中丞待汝厚,汝往求焉,可以脫其死難,而生其愧悔也。」以此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教導方式,實非世人眼中的「賢妻良母」,但對抗「蕩心不死」的不肖子,亦屬情非得已的手段。
    從細柳一生守節、撫孤,並「以人勝天」的努力踐行,終於「使二子一貴一富,表表於世」。這樣的成就,事實上並非其個人生命的貪圖享樂,而是寄望栽培教導其子有「正直與良善之心」。文末敘述:「邑有客洛者,窺見太夫人,年四旬,猶若三十許人,而衣妝樸素,類常家云。」[17]由此可知,細柳育子有成,仍過著「衣妝樸素,類常家」之生活,在男尊女卑的社會中,蒲松齡所表達「女主外」的觀念,敢向命運挑戰,勇於以個人的努力奮門,開創人生道路的傑出女性形象,表現出真正的「賢妻良母」典型,並非要對抗父權社會,反而是要發揮女性自覺精神勇於擔負家庭責任,從而展現出女性「情禮融合」的價值。

誠如〈細柳〉「異史氏」所稱:「此無論閨闥,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18]細柳一生所為,可見女子也能突破三從四德之束縛,而能勇於承擔家庭責任,其「以人勝天」的信念與努力,正體現其情禮融合之精神。本篇旨意正突顯「慧女不若癡男」之時代問題。她說「我實欲以人勝天」,也要代夫當家。她當家半年,一切治理得井然有序,「生亦賢之」。

細柳是一位「膽識過人,扭轉頹運」的理想典型女性。細柳處在一個女子「主外」仍不受到社會認可的時代,因此對外仍需丈夫出面,才能解決這「主外」之事務。然而細柳代夫「主外」理家護家之辛勤用心,只能得到丈夫的肯定;當她的丈夫過世後,細柳要面對的艱難處境,從背負無情虐待前妻子與不肖子的罵名,到教子成才,完成興家責任,實極為不易。此由蒲松齡對細柳「不引嫌,不辭謗,卒使二子一貴一富,表表於世」的稱許,到「此無論閨闥,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讓我們看到細柳膽識過人,勝於鐵錚錚的大丈夫,也讓我們看到她面對逆境時,「扭轉頹運」的決心,還是能守禮、育子有成,朗現其至情精神,以及情禮融合的生命價值。

如〈雲蘿公主〉中之郭氏,在面對豺狼般的丈夫,為能育子理家,不得不以強勢態度對抗之,一悍婦育子理家,以對治好賭無賴的丈夫。「婦持籌握算,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已。」[19]此外,在「異史氏曰」中,指出謝氏開設當舖致富興家,同時嚴管逃家三年的丈夫在旁讀書,終能考上科舉。從謝氏開設當舖致富一事,可看出女性不僅具有興家樂業的意義,更可看出女性具有主政、善理生計的能力,並非要一味對抗男性,反而可看出某些「悍婦」是為「持家育子」而對抗無賴丈夫,不得不悍。因此,從悍婦轉為賢婦的營生持家的事例,可看出《聊齋誌異》一書創造「善經濟」的理想女性典型,也回應出禮與情兼得,使其亦能堅守人倫禮序的價值。從《聊齋誌異》的故事,可發現「生命本真」之失落問題極為嚴重,特別是對人倫的困境,有不同方式的反省與回應,因此如何重塑悍行女性的行為表現,以重現人倫之美,實為蒲松齡創作《聊齋誌異》的核心價值所在。

 

[1]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亦稱柳泉居士,因其《聊齋誌異》一書成名,世人又以聊齋先生稱之。蒲氏為山東淄川(今淄博市淄川區)東七里許蒲家莊人。趙起杲〈青本刻聊齋誌異例言〉言:「其事則鬼狐仙怪,其文則莊、列、馬、班,是編初稿名《鬼狐傳》」,參校評本,「各本序跋題辭」,頁27。本文所論《聊齋誌異》一書,所依據者主要為張友鶴輯校之會校會注會評本(臺北:里仁書局,1991年)。筆者在《聊齋誌異的女性書寫》中,主要是從「禮緣情制」的觀念,強調出「情禮融合」之至情生命的存在價值。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年)

[2]《聊齋誌異》等女性書寫,都具有以女性主體意識來面對種種難題的書寫現象,她們在情感的自我意識上,或婚姻的名份上,都呈現出在其女性之自主選擇與主體意識下,雖然擺脫了女附男的傳統觀念,且能表現其獨立興家能力,但卻又能做到不逾越大傳統下的規範。最可貴的是,文本中的這些女性面對情愛婚姻的表現,透過在蒲松齡筆下的描述,大抵都能具有「即情顯禮」的實踐性特質,透過情與禮的辯證融合,呈顯其「情禮融合」之人生最高價值。請參拙作《聊齋誌異的女性書寫》,臺北:學生書局,2014年)16-18

[3]陳葆文探析《聊齋誌異》「悍妒婦女」類型中所言:並不贊成激烈或過度偏頗的女性論述,亦非要論述「悍妒婦女」以顛覆男權社會的遊戲規則,挑戰甚至破壞傳統社會對於「良家婦女」這個符號特質內涵之界義,一個已經積澱已久的固化符號系統崩解,引發模塑這個符號系統的權力者恐慌。參見陳葆文:〈《聊齋誌異「悍妒婦女」類型析論》〉,頁254-255。)

[4] 「主體」乃是認識論基本範疇之一,只在人與對象關係中,作為認識、實踐、創價活動的承擔者,即能動認識和改造客體並創造價值的具體實現的人。而將「主體」的概念附予參予文學活動的人時,周英雄在〈必讀經典、主體性、比較文學〉一文便指出:在文學的研究上,若能將主體的位置(subject positions)加以適當的考慮,則「文學就不會被視為理所當然之物(given);相反的,文學不外是範疇,範疇之形成固然賴社會歷史,但主體也必需在塑造範疇中,自求成形,自行觀照」。周氏並以藍博洲《幌馬車之歌》為例,說明創作者的主體性,乃透過小我擴充為大我,追求身份的認同,而讀者透過者種特殊的文學處理方式,多少也影響了「我們自己的身分認同」。周文收入陳東榮、陳長房:《典律與文學教學:第十六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選集》(臺北: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1995年),頁1-22

[5]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二講,頁26-27。誠如王鎮華於〈主體的建立生命之道的九把鑰匙〉一文中所言:「主體,關鍵尤其在主、在天覺、在本心上。」又言:主體,在〈中庸〉的說法:「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在〈大學〉的說法:「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以修身為本。」修身是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此二者即中國文化的知識論與實踐論。華梵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第一屆「生命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12月),頁420

[6]顏崑陽:〈論先秦儒家美學的中心觀念與衍生意義〉《詮釋的多向視域--中國古典文學與文學批評系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6.3),頁15-45

[7]王璦玲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文學篇上,頁4。所謂「主體意識」,依性質而言,應是指一個人對於其自身存在之自覺與認知。而這種自覺與認知,最開始時雖只是覺察到自身之存在,然而隨著我們的精神指向,我們將外在世界導引進我們自我之內部,使自我於面對客體時,成為一個以「自我意識」為核心之「覺受者」與「判斷者」。並透過對於自我抉擇的認知,使我們發現「意志」之存在與可貴。

[8]《聊齋美學》上篇偏重探究《聊齋》之美學思想、審美情感與藝術思維,論及蒲松齡的美學主張及其美學思想形成的社會歷史環境,涵括蒲松齡的內在之「孤憤」情結、傳統思維模式及道家佛家對其藝術思維之影響;徵引蒲松齡的詩、文以探究蒲松齡著重“真”與“善”的生命美學,據以論述其藝術實踐中的美學追求。此外亦探討蒲松齡編選《莊列選略》所投射的道家思維,以及對道家的人生態度和生活情趣的關注,提出“相對主義”在蒲松齡的藝術思維中占有重要地位等。 ( 吳九成,頁124-125)。該書下篇則分就形式層、形象層與意味層析論《聊齋》之敘事表現,涵括情節結構、語言融鑄、題材演繹及詩化風格等,堪稱面面俱到。惟亦因論題雜多,較難深入發揮論述,各項議題皆可再予深化研究。

[9]吳九成《聊齋美學》文中需再商榷者有:1.在道德觀念上,他把愛情置於封建禮法之上,並提

出了「禮緣情制」的首創性構想,進而塑造出那麼多蔑視封建禮教的藝術形象。然而從「禮緣情

制」是否含有「愛情置於封建禮法之上」之意?又「禮緣情制」亦並非《聊齋誌異》首創性構想

2.「使包括婚姻在內的倫理形式和禮制服從情的需要」,何以「都是《聊齋誌異》獨有的審美創

意」。在〈素秋〉中,更借人物對話提出「禮緣情制」,使包括婚姻在內的倫理形式和禮制服從

情的需要,此一看法值得商榷。參見吳九成:《聊齋美學》(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314-315

[10]張稔穰:《聊齋志異藝術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5)

[11]任孚先:《聊齋志異藝術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

[12]安國梁:《聊齋釋真》(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13]王茂福:〈《聊齋誌異》兩性關係評判標準探賾〉,《蒲松齡研究》2001年第4期。

[14]劉秋娟:〈從《聊齋誌異》看蒲松齡的至情思想〉,《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 年第3期。

[15] 藍慧茹:《從《聊齋誌異》論蒲松齡的女性觀》,頁56-57

[16] 《聊齋誌異》,卷七〈細柳〉,頁1025

[17] 《聊齋誌異》,卷七〈細柳〉,頁1026

[18] 《聊齋誌異》,卷七〈細柳〉,頁1026

[19] 《聊齋誌異》,卷九〈雲蘿公主〉,頁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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