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中文系「群流會講」部落格

105-1第一場次群流會講meeting 2016年10月4日(二) 18:30-20:00

主講人：陳秀美（德霖技術學院副教授）

主  題：論劉勰「文心」與〈才略〉之關係

論劉勰「文心」與〈才略〉之關係

陳秀美2016.10.04(二)

一、問題的導出

本文以《文心雕龍》「文體通變觀」為論述的基本預設，進行劉勰「文心」與〈才略〉之關係性研究。近年來有關《文心雕龍》這門顯學在〈才略〉議題前行研究成果上，也算是一個熟題。基本上在龍學研究領域上，共同肯定的是：

一、《文心雕龍‧才略》是一篇歷代作者通論，是劉勰對先秦到魏晉期間，近百位作家所進行的文學史式的評論，尤其在文末劉勰自云「貴乎時」之言，便可理解劉勰在論作者之「才略」時，是離不開文學與時代之關係的。

二、近現代學者大都認為論歷代作者優劣的〈才略〉篇，是配合論世情和時序之「文學史觀」的〈時序〉，肯定其乃劉勰為樹立文學傳統與發展之規律，所進行的歷代作者作品評論。

然而就因為如此，學者們在探討〈才略〉篇時，都將焦點放在「作者批評觀」、「作者批評方法」、「古人所以『貴乎時』之辨」等議題上論述，例如：褚亞申〈《文心雕龍•才略》辨疑〉[1]，他提出劉勰實事求是地評價作家的成就和不足；而且劉勰對有名望的作家並不一味捧揚，對名氣不大的作家也能見出長處，以及劉勰批評作家作品恪持己見，不隨人俯仰的「作者批評觀」後，又闡述了劉勰的「作者批評方法」，例如：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品評作家作品得失；從作家的才思與識略出發，注重探討作家作品創作特點和風格特徵，因為作家的才思不同， 創作特點和風格特徵也就不同……等等。進行這樣的闡述目的，是想要透過劉勰在〈才略〉篇所用的批評方法，來反思其對今日文學批評的影響性論述。

然而首先引起我們重新解讀勰〈才略〉篇的主要原因，是「才略」這兩字是為何義的問題。雖然前行研究者，大都能約略為這兩個字做一些簡單的詮釋性界義，例如：紀昀評〈才略〉篇時云：「各論其人」，只點出此篇為專門批評論述作家的。此外，有劉永濟認為「才略者，才能識略之謂也，屬之人。」有詹鍈「〈才略〉篇是專門評論作家的才思」之說，所以他認為「才略」是指「才思」與「識略」。又郭紹虞〈關於文心雕龍的評價問題及其它〉指出「〈才略〉篇中一方面講到才和時有關係，而另一方面則更多地講到才性和文章體制風格的關係。」然而這些解釋為作家的才思識略，或其與文章體製風格之關係的論述，仍然無法釐清我們心中對〈才略〉篇在劉勰「文體通變觀」中所承載的理論性功能與意義上的困惑!因此我們認為「才略」兩字，尚有讓人反思與詮釋的研究空間，原因是：

一、從目前的「前行研究成果」看來，我們可以肯定〈才略〉是一篇劉勰《文心雕龍》全書理論體系中，安置「批評論」中專門批評歷代作者的通論。因為劉勰開宗明義地說：「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然而我們認為此處之「略」字，只是在說明他是從總體文學發展的「概略」，來論述作者之才的表現而已。但是綜觀近代學者們卻容易從此一視角進入，導致陷入才略之「略」所何義的迷思。

二、假設我們解讀這篇文章時，應該不能只站在劉勰對先秦到魏晉，近百位作家的褒貶、比較的作家個人之才略，或風格的歷史性評論，或只看到劉勰集中體現作者批評的文學觀，這樣而已吧!因為從劉勰的文本看來，他採取的是將作者放置在文學史的脈絡中，針對作家作品進行實際批評，並且藉由參照式的評價模式，強調作者與作品「貴乎時」的時代性意義。因此表面上是作者批的通論，但評論的語境裡，乃隱含著主客辯證關係的詮釋視域，因此從其文本語境觀之，應可一窺劉勰從作者「才、性、情、思」之「文心」，來建構其〈才略〉篇之作者批評的文學觀。所以我們認為〈才略〉篇既然是歷代作者批評的通論，那麼劉勰在論述的語境中，是如何闡述作者「文心」與「才略」之關係呢？

三、從全書的理論體系看來，劉勰從實際批評的詮釋視角，通論歷代作者之褒貶的目的何在？以及這篇文論在其文學理論架構中，具有怎樣的理論功能與意義？因此我們若將「才」字放在作者批評的範疇裡觀之，其所指何義？倘若其所指的是才能、才思、才情、才性，那麼這些都是屬於作者「文心」的問題，這當中包含了作者之「才性、才情、才思、才氣」，以及作者謀篇構思之文體形構上的典範性「學習」。因此本文的基本預設是：第一，「文體規範」對作者「文心」具有制約性；第二，作者「文心」是在理想「典範文體」的制約下，具有因時因事的創變力。

因此從劉勰「文體通變觀」觀之，這主客之間，無論是從作者「文心」之創變，或是從「文體」之規範看來，兩者之間其實存在著「通變」的依存關係。所以當我們看文體典範對「文心」之制約時，焦點雖是在文體之「名理有常」的客觀制約上，卻也不能忽略「宜宏大體」、「必資故實」、「因情立體」之主體文心的運作。同樣地，當我們從「文心」對文體典範之創變的角度來看時，作者之心的「洞曉情變」、「變數無方」、「本乎情性」等主體文心創變的問題，是不能忽略作者文心如何「曲昭文體」、「酌於新聲」等文體的制約。因此我們認為劉勰的文本論述語境中，本就是存在著主觀「文心」與客觀「文體規範」對舉的「通變性」論述模式。

此外，倘若我們從「文體通變觀」的基本預設下，文體創作與批評是具有「通變性」法則的，這「通變性」法則之中，有「作者的主觀文心」之通變性，也有作品「客觀文體規範與規律」之通變性存在的話，那麼劉勰在〈才略〉篇論作者之「才略」問題，他從先秦、兩漢到魏晉的文學史發展現象，所進行的褒貶評價之中，除了揭示了作者之才、思、性、情對構成作品的影響與作用，以及體現了「文如其人」之作品特色之外，應該也隱含著劉勰〈序志〉：「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之理。這正是我們想從「文體通變觀」來探討「文心」與〈才略〉之關係的研究動機所在。

其次，本文在論述劉勰「文心」義涵時，將引用顏崑陽在建構「完境文學史」理論時，提出文學家之「地域民族」限定、「社會階層」限定與「文學社群」限定等「三重性」裡有關文學家之「意識叢結」的的理論^[2]，做為我們檢視劉勰〈才略〉篇中文本裡，對於作者的批評通則語境之中，所隱含作者「文心」的理論性詮釋與建構。因此有關文學家之「文心」，在顏崑陽的〈宋代「詩詞辨體」之論述衝突所顯示詞體構成的社會文化性流變現象〉一文中有更明確的闡述，其云：

        對於一個文學家而言，這三重存在情境必然形成靜態結構性的叠合、混 融與動態歷程性的交涉、衍變。前二重現實世界中之文化與社會的存在情境，最終經由「文心」的感知而「轉化」為符號形式的「文學存在情境」呈現出來。而所謂「文心」則是文學家的「才性」潛能落實於文化社會存在情境，在「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中，經由文化教養及社會經驗所塑造而成的「文學心靈」。處於文學存在情境中的此一「文心」，實為結構複雜的主體「意識結叢」，它包含著：（一）、文學家由「文化傳統」的理解、選擇、承受而形成的歷史性生命存在意識；（二）、文學家由「社會階層」的生活實踐經驗過程與價值立場所形成社會階層性生命存在意識。（三）、文學家由「文學傳統」的理解、選擇、承受而形成的文學史觀或文學歷史意識。例如源流、正變、通變、代變等原生性的文學史觀，或「文以載道傳統」、「詩言志傳統」「詩緣情傳統」等文學歷史意識。（四）、文學家由「文學社群」的分流與互動所選擇、認同、定義的文學本質觀。（五）、文學家對各文學體類語言成規及審美基準之認知所形成的「文體意識」。[3]

因此一個文學家的「文心」，不只是單一、靜態的存在，就如顏崑陽所言：文學家之存在「心靈」是通過叠合、混 融與動態歷程性的交涉、衍變而來的。其中尤其是其所提出之「文學心靈」存在情境中的「文心」，包含了五項結構複雜的主體「意識結叢」，其言如下：

（一）、文學家由「文化傳統」的理解、選擇、承受而形成的歷史性生命存在意識。

（二）、文學家由「社會階層」的生活實踐經驗過程與價值立場所形成社會階層性生命存在意識。

（三）、文學家由「文學傳統」的理解、選擇、承受而形成的文學史觀或文學歷史意識。例如源流、正變、通變、代變等原生性的文學史觀，或「文以載道傳統」、「詩言志傳統」「詩緣情傳統」等文學歷史意識。

（四）、文學家由「文學社群」的分流與互動所選擇、認同、定義的文學本質觀。

（五）、文學家對各文學體類語言成規及審美基準之認知所形成的「文體意識」。[4]

這五項文學家的主體「意識結叢」，將是我們探討劉勰「文心」與〈才略〉之關係的理論性預設。

二、「才略」語詞之釋義

(一)、「略」之義：

1、「大略」之義：

《孟子》云：「此其大略也。」

《莊子》莊周稱許由曰「我為汝言其大略。」

《荀子‧非相》：「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說文》：「詳，審議也。」

《荀子‧非相》：「略則舉大，詳則舉小。」

曹植〈與楊德祖書〉云：「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

2、「謀略」之義：

《三國志‧魏志‧程昱等傳評》：「才策謀略，世之奇士。」

《晉書‧刑法志》：「二人對議謂之謀，攻惡謂之略。」

2、「簡略」之義：

西晉張華〈博物志序〉云：「略而言之。」

潘岳〈笙賦〉李善註引賈逵《國語》註：「略，猶簡也。」

 (二)、「才略」之義：

1、「才能謀略」之義：

《晉書‧明帝紀》：「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欽賢愛客，雅好文辭。」

《人物志》：「膽力絕眾，才略過人，是謂驍勇。」

《後漢書‧鄭太傳》：太少有才略，陰交結豪傑。名聞山東。

2、「才力權略」之義：同材略。

《後漢書‧鄭太傳》：「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

《晉書‧明帝紀》：「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欽賢愛客，雅好文辭。」

3、「才能識略」之義：

劉宋范曄《後漢書‧張玄傳》：「玄有才略。」「才略」，才能識略也。

三、作者「文心」與〈才略〉之關係

從歷史的積澱中，可以具體看到被人類創造出來的客觀化產物：「文體」。但是對於促使作者具有創變力的「文心」之「才、性、情、思」等元素，是如何影響到文體的創作與批評等問題，似乎很難被呈現出來。所以我們接受了「文體」是被創造、塑型而得以完成其最佳表現形式，進而形成各類體的理想「典範」，卻對淘洗前代文體「典範」的作者主觀文心，未能有更細膩的研究與分析!這個現象似乎與劉勰所言「為文之用心」與「雕縟成體」之文體通變的辯證主張，有所違背，〈序志〉云：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 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之群言雕龍也？[5]

這段文字除了可以看到劉勰替這本書的命名與寫作動機外，從其對為文之「用心」，看來「文心」之「致用」是文體創作法則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更能識別「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的人。可見劉勰此書的目的，除了要提供給後代文人創作時的「規範性」制約外，也希望透過「文心」的通變性思維，來強調文學創作之變，是一種不「離本」的通變，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新變、離本離宗，導致六朝時期「文體解散」的文壇危機。

正因為「文心」與「文體」之間，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通變性」關係，因此作者「文心」的「才、性、情、思」，是其創作時之文辭氣力能夠有「殊變性」表現的關鍵所在。然而主觀「文心」是一種抽象的存在，這樣的抽象存在，發生在創作與批評的實踐過程中，是處於一種「思無定位」的狀態，就如劉勰〈明詩〉所云：「然詩有恆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6]客觀的各類文體有其被客觀化、模式化的「恆裁」，然而「裁」與「不裁」的判別來自作者「文心」，但作者「文心」又是以一種「思無定位」的狀態存在，所以「隨性適分」來自作者的才思與謀略，唯有「聖人」與「通才」之人，可以隨其才性，適當表現，達到「通圓」的創作境界。

但如果只有「聖人」與「通才」之人可以達到「通圓」之創作與批評的理想的話，我們不僅要懷疑劉勰寫這部文學理論專書的價值與意義？基於此一認知，我們認為劉勰強調一般「才、性、學、習」的養成歷程，所以論述的對象並非僅指「聖人」與「通才」之人，而是藉由這兩者的論述，來提供給一般作者「文心」的學習典範，才能夠在文心的運作過程中，「規略文統」，「宏大體」[7]，懂得「名理有常」的文理，一定要從「資故實」[8]，才能讓創變有所依據，在「因情立體，即體成勢」[9]的通變法則下，維繫「文心」之「才、性、情、思」的運作。

(一)「文心」是作者「才、性、情、思、氣」能通變運作的主體

(二)「文心」是作者「才略」主體能「貴乎時」之通變的主導

四、結論

本文的研究並非在前行研究成果上，論述是不是，或好不好的問題，而是企圖用移開來說的研究路徑，探討劉勰「文心」與〈才略〉之關係。換言之，本文的研究重點是在劉勰〈才略〉篇的文本語境中，所隱含之作者主觀「文心」在文體創作與批評之中所具有的主體性與主導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