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2第五次群流會講meeting 2016413() 18:30-20:00

主講人:袁仁健(淡江大學中文系)

 題:解嚴後臺灣現代散文「新載道精神」創作觀念及其實踐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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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後臺灣現代散文「新載道精神」創作觀念及其實踐之研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章、 緒論

顏崑陽教授主編九歌出版的《九十二年散文選》,在其序言〈現代散文長河中的一 段風景〉中,曾經論及:「七○年代以來,尤其八○年代後期,政治解嚴、工商高度發 達、社會環境劇烈而急速變遷,經過九○年代以至於今,政治上兵不血刃而以選票進行 權力鬥爭的『軟性戰國時代』來臨了;經濟結合科技及社會文化所型塑的『消費時代』、 『資訊時代』來臨了。」散文創作也跟著出現劇烈變化。面對此一現象,他提出:「希 望散文面向當代,能建立創造性、多元性的『新載道精神』傳統;不管時代變成甚麼樣 子,知識份子對社會文化仍然不能沒有責任感。」1

《九十二年散文選》序言所提出的「新載道精神」,顏教授對其內涵特質做了三項 定義:「一、是沒有酸腐氣,在即事言理中,能展現獨具隻眼的慧見。這一類散文,其 精神雖為「載道」傳統的承繼,但所載之「道」卻不能流於傳統思想的複製,而是知識 份子以其理想精神、豐富學養以及獨立思辨的能力,直接面對當代社會文化現象,敏銳 的觀察與感受、深入的詮釋、嚴正的批判,而做出言之有物的論述;二、是不能寫成學 院式的論文。學院式的論文為求科學性,以建立客觀知識,因此一方面填進許多資料做 為證據,並依循一套合乎邏輯的方法去分析推論;一方面又不許加入個人主觀的感思。 但是文學性的論述散文卻有所不同,不能堆砌未經消融的資料,雖言之有據,卻必須要 有個人主觀的感思。「主體性」是文學的靈魂,不能完全去掉。三、是修辭不一定要華 麗,卻也不能像寫學術論文那麼冷硬,而且敘述形式更必須靈動變化,不可平直呆 板。」2

- 除了《九十二年散文選》,顏教授在〈二十一世紀台灣現代散文首途的景象〉也提 出:「最能顯現這個年代『新變』的風向者,卻多取材趨於生活實用性、即時資訊性、 情趣需求性、社會文化議題性、專業知識性的產品。前三者是『市場性』取向;後二者

1顏崑陽編:〈現代散文長河中的一段風景〉,《九十二年散文選》臺北:九歌出版社,2004 年,頁 16、24。
2顏崑陽編:〈現代散文長河中的一段風景〉,《九十二年散文選》,臺北:九歌出版社,2004 年,頁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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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四年級袁仁健

 

則是『文學性』取向而抒情言志之正宗散文『變格』,這類作家仍然對當代現實社會抱 持著嚴肅性的關懷,而取材於政治、教育、性別、身體、藝術、生態、環境、消費、都 市等『當代性』的社會化文化議題,並且應用『專業知識』做深度的詮釋或批判,其中 頗有『大道」焉。因此,其抒情言志的基底特質仍在,但是書寫型態已將『道』降落在 即時的社會文化經驗及價值上,而讓文學能切實地表現了『當代性』的存在意義。 」3我 們必須注意,「深度的詮釋或批判」是「新載道精神」創作觀念的關鍵,也就是從五四 新文學運動以降,所強調知識份子的「批判性」。

這一「批判性」的文化精神,須從古代「士階層」進行考察。余英時認為:「『士 志於道』——這是孔子最早為『士』所立下的規定。用現代的話說,『道』 相當於一套 價值系統。」4孔子正是「士」的最高典範。士人對「道」的堅持,衍生「美善刺惡」、 「文以載道」等文學觀念;真能「志於道」的士人,莫不以文學做為實踐理想價值的語 言形式。余英時又指出「士志於道」,不只合於先秦諸子,也適用於後世各派的知識人... 現代觀念中的『知識人』,必然同時也扮演著社會批判者的角色。」5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臺灣割讓予日本,從此臺灣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 一九一五年,中國大陸開始了新文化運動,以「科學」、「民主」為口號。其反帝、反 封建的主張,與臺灣的抗日運動結合,使批判精神成為當時文學的主調。周作人〈人的 文學〉,強調那種「人道主義為本,對中國社會、個人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 此即「文學即人學」的觀點。此一觀點,把文學從早已僵化的「文以載道」解放出來, 強調個性之展現、現實社會的批判。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臺灣作家多持「文學即 人學」之觀點,追求民主,並以文字反映、批判社會現實。然而,這種「批判精神」卻 因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遭受斷裂,亦即抗日文學與五四文學的「批判精神」受 到嚴厲的禁制,一如陳芳明所說:「一個充滿期許的年代,便在刀光血影中匆匆落 幕。」6

  降及一九八O年代,臺灣解嚴,外有政治改革的社會轉型、經濟發展的都市化

,內有鄉土主義的提倡、副刊雜誌的興盛、各種文學獎的設立,促成散文家自由創作,

勇於寫出不同題材、風格的散文,而呈現百家爭鳴的景況,正如陳義芝所說:「一個類

3顏崑陽著:〈二十一世紀台灣現代散文首途的景象〉,《文訊雜誌》,280 期,2009 年,頁 55。

4余英時著:〈士的傳統及其斷裂〉,《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2007,頁 221。 5余英時著:〈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2007,頁 164。

6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 年 10 月,頁 22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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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先秦諸子的時代終於來臨了。」7臺灣解嚴後的創作環境相對自由、開放,知識份子終 於可以暢所欲言,傳統士階層的「志於道」、五四新知識份子的「批判精神」,也就得 以承傳;並因其獨特的時代文化社會經驗落實在更加多元的書寫型態,諸如生態、環保、 性別、消費、電子資訊等主題及題材,即為前代很少書寫的文學類型。

另外,顏教授在〈論「文類體裁」的「藝術性向」與「社會性向」及其「雙向成 體」的關係〉一文,批判清末到當代很多學者把文學的「藝術性」和「實用性」二分。 他指出當中的謬誤:「『藝術性』與『實用性』並非先於創作實踐,而完全由類體所客 觀決定;必須在創作實踐之後,由作者的性情、學養、創作動機與目的以及語言表現技 法的效果,才能判定。」8「新載道精神」並非限於一文類、文體,而是一精神之統攝, 關懷層面非常廣闊,乃一開放性的社會現象。散文家以其個殊的性情、學養、創作動機 與目的,取材於政治、教育、性別、身體、藝術、生態、環境、消費、都市等「社會 性」議題,對當今社會諸般現象有一關懷、批判;又能運用語言形式技巧,表現出「藝 術性」。作家們只要能兼具這樣的「社會性」與「藝術性」,表達或隱或顯的論述,皆 是「新載道精神」之散文。

二O一三年,向陽在〈重返與跨越:台灣當代散文的未竟之路〉一文,嚴厲批評了 臺灣散文選本偏頗的選文傾向:「台灣當代的『文學散文』就告別了敘事和論述、拒絕 了批判和議論;台灣當代散文缺乏歷史的、哲學的、政治的內容,抗拒(或害怕)知識的、 思想的、權力的討論。即使這些書寫仍在書寫場域上,但不被看到,不被選入文學選集, 所以也就不存在;即使當代散文家的書寫也不限於抒情、小品、感性、小我,但散文家 還是拿著『非散文』的尺,將之割棄於散文集之外」。9陳德錦指出此一批評的對象: 「幾乎可以肯定是台灣九歌出版社印行的那一套」10

  由顏教授提出「新載道精神」,十年之後,向陽對散文主流文學視域的批評,這期

間的九歌散文年度選是否真的沒有任何改變?其實,縱觀九歌年度散文選的編者,也有

人提出相似的觀點。鍾怡雯主編《九十四年散文選》的序言中,就強調散文論理乃古典

傳統,並指出現代書寫此類文章的難處:「在『有所為而為』這個大前提之下,散文很

容易變成骨頭,食之無味。於是展現見解和個人化的主觀知識,並且絕無令人「啃論

7陳義芝編:《散文二十家》,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 年,頁 11。 8顏崑陽著:〈論「文類體裁」的「藝術性向」與「社會性向」及其「雙向成體」的關係〉,《清華學報》 第三十五期.2005 年,頁 318。 9林淇瀁著:〈重返與跨越-台灣當代散文的未竟之路〉,《新地文學》,第 23 期,2013 年,頁 43。 10陳德錦著:〈香港當代「大散文」淺論——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後的散文為例〉,海南師範大學學報, 第 3 期,2009 年,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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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生硬之感的知識散文,遂成為難能可貴之作」。11她亦在《100 年散文選》序言中說: 「原來以為可以選入一兩篇論點精闢、文字可讀的社論,以彌補雜文的缺憾。然而我讀 到的社論果真以『論』為主,文學的質感大多不是重點,缺乏情感的潤澤,太乾澀冷硬, 離散文畢竟遠了些」。12鍾怡雯極欲編選議論批判的文章,卻無法選出佳作。這表示在她 的文學觀念中,也重視這種傳統的議論性散文;但是在她選文的視域中,臺灣散文界卻 欠缺這一方面的創作成果。即使有,也並不合乎「散文」的藝術標準。

文學批評必然來自文學創作;有文學創作才有文學批評。同時,各殊的文學觀念與 選文視域,會編輯出不同的文學選本。臺灣現代散文由顏教授所提出「新載道精神」的 創作觀念,究竟由散文選本呈現出什麼樣的創作實踐成果?這是值得研究的議題。 臺灣 解嚴後的散文選本漸多,其中以九歌年度散文選最為重要,成為散文「典律化」的主流。 另外,向陽主編聯合文學《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散文卷),在序言中既批判了各選本 多以『感性』為『標準』」13;則相對的,他希望以此「金典」的選本呈現具有歷史、文 化、生活之批判、論述和「知性散文」,而與主流的「抒情散文」並列和對話。這兩種 具有代表性的散文選本,其選文視域有著顯然的差異。

解嚴後九歌的年度散文選、聯合文學《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散文卷)其中選文可 列為「新載道精神」的作品,歸納出「新載道精神」散文的四種主題與題材類型。一、 政治社會批判類:如龍應台〈百年思索〉、林文義〈銀色鐵蒺藜〉,直接對社會有所批 判、反思。二、生態環保關懷類:如王家祥〈秋日的聲音〉、吳明益〈十塊鳳蝶〉,從 大自然的破壞,反思社會文明的不堪。三、性別身體論述類:如周芳伶〈汝身〉、陳幸 蕙〈日出草原在遠方〉,批判、反省傳統社會價值觀的性別限制,重新賦予性別新的涵 義。四、都市文化反省類:如侯吉諒〈修書問道〉、季季〈不要臉的人之告白〉。他們 向現代都市生活中的種種經驗提出疑問,反思都市文化的缺憾,或擁抱都市文化的美好。

  依上面所羅列的文本為據,我們要探究的問題依次是:臺灣散文界主流的「詮釋典

範」是怎樣形成?又在什麼時代因素條件之下,導致臺灣現代散文出現「新載道精神」的

創作觀念?這兩種散文選的文學批評觀念差異為何?他們各自呈現出怎樣的選文視域?

這一觀念表現的創作成果為何?本計畫擬從這兩種代表性的散文選本,解答上述問題。

11鍾怡雯編:〈散文浮世繪〉,《九十四年散文選》,臺北:九歌出版社(2006 年,頁 15。 12鍾怡雯編:〈逆時代之流而上〉,《一○○年散文選》,臺北:九歌出版社,2012 年,頁 12。 13向陽編:〈艱苦而愉悅的旅行〉,《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散文卷),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 司,2006 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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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計畫的研究目的是:以臺灣解嚴至今為一斷代,並以九歌與聯合文學兩種代表性的散文選

本,做為主要研究對象,從「新載道精神」之文學觀念所建構的詮釋視域,去觀察、詮釋兩種代

表性選本,其中有哪些作品或顯或隱表現這種「精神」?其內容、形式有什麼特徵?從而歸納形

成哪幾種主題及題材類型?以省思這種新型態的書寫,所帶來的社會意義和文學價值。

  為達成上述的研究目的,本計畫擬以「歷史考察法」、「文本分析法」、「類型歸納法」以

及「系統綜合法」,進行研究。以下分別說明這幾種方法及進行步驟:

(1)「歷史考察法」

   這一方法從文本外部入手,在詮釋文本之前,必須先就「新載道精神」加以定義,並考察

它之所以產生的時代社會文化情境。故本計畫首先運用「歷史考察法」,整理出相關文獻,由臺

灣現代散文家身處的時代、文化、經濟、社會、政治情境,以及知識份子的文化精神傳統,找出

與臺灣「新載道精神」散文連接的社會文化因素條件;並了解臺灣文學史的流變、散文選本的差

異,以做為詮釋「新載道精神」散文特質之外部性因素的參照系統。

(2)「文本分析法」

  這一方法從文本內部入手,針對臺灣解嚴至今,九歌及聯合文學兩種代表性選本所選入這一

類的作品,以同情的理解,深入文本內部的語境,揭示文本所隱涵的深層意涵。從而進一步精細

分析文本的形式和內容,詮釋它的特徵是否屬於「新載道精神」的散文。

(3)「 類型歸納法」

  這一方法是將諸多文本進行比較、分類,從兩種代表性選本所呈現「新載道精神」的散文,

依其題材與主題不同的特徵,聚同別異,加以歸納出不同的類型。

(4)「系統綜合法」

  依照進行步驟,前面既已通過「歷史考察法」、「文本分析法」、「類型歸納法」

解決幾個擬定的主要問題。最後則以「系統綜合法」,將前面的分析、歸納,加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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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綜合;而將它不同於當代主流性的抒情散文觀及實踐成果的特徵加以揭明,以建構

「新載道精神」系統化的文學視域。

第三節、文獻回顧與評述

本計畫所要研究,解嚴後臺灣現代散文「新載道精神」創作觀念及其實踐的相關文 獻,可分直接資料與間接資料。直接資料即臺灣現代散文選本,這可以九歌年度散文選 及聯合文學《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散文卷)做為代表性的研究對象;間接資料即前行 學者與本計畫相關之現代散文評論、臺灣文學史、中國知識份子研究等。

首先針對直接資料略作說明。九歌年度散文選由林錫嘉主編《七十年散文選》14開始, 到柯裕棻主編《九歌 102 年散文選》15為止,共 31 本,每年皆由不同的散文家選出一年間 出色的散文,對散文史建構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其中,顏教授主編的《九十二年散文選》,首先提出「新載道精神」的創作觀念, 並在「輯一」選入龍應台〈在紫藤盧和 Starbucks 之間〉、南方朔〈替自由派正名〉、柏 楊〈權力痴呆症候群〉、唐諾〈記憶中那一班夜間進站的富貴列車〉、胡晴舫〈辦公室 是一座瘋人院〉、李衣雲〈漫畫懺情〉六篇文章。龍應台、南方朔、柏楊的文章是典型 的知性散文;而唐諾、胡晴舫、李衣雲的文章則較為感性,但仍是批判或嘲諷某種社會 文化現象之作。

另外,向陽主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散文卷),共 3 本,提出「具有歷史、文 化、生活思考的批判、論述」的散文觀。選文範圍自一九二○年代至二十世紀終,全面 而多樣地展示臺灣各階段、各年代重要散文家的文章。

筆者另外參考多本臺灣散文選本,例如《天下散文選 I 1970 ~ 2010》、《台灣天下散 文選 II 1970 ~ 2010》、《天下散文選 III 1970 ~ 2010 大陸及海外》16、《散文二十家》、 《台灣文學 30 年菁英選 2:散文 30 家(上冊)》、《台灣文學 30 年菁英選 2:散文 30 家 (下冊)》17、《臺灣現代散文精選》18。不同編者的序言、選文,也代表了不同的文學 觀,使筆者對臺灣散文的發展有更多認識,同時也更能掌握現代散文選本的多元性。

14林錫嘉編:《七十年散文選》,臺北:九歌出版社,1982 年。 15柯裕棻編:《九十二年散文選》,臺北:九歌出版社,2014 年。 16鍾怡雯、陳大為編:《天下散文選 I 1970 ~ 2010》、《台灣天下散文選 II 1970 ~ 2010》、《天下 散文選 III 1970 ~ 2010大陸及海外》,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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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前行學者對現代散文的評論,主要參考鄭明娳教授的《現代散文》19、《現 代散文縱橫論》20、《現代散文類型論》21、《現代散文構成論》22、《現代散文現象 論》23四本,針對臺灣散文發展作一詳盡分析、討論。鄭教授對散文的分類,大分為二, 一是以內容功能的特質而形成的主要類型,下分情趣小品、哲理小品、雜文三類;二是 以特殊形構而形成的個別類型,如日記、書信、序跋、遊記、傳知散文、報導文學、傳 記文學等,對筆者極具啟發。

期刊論文方面,主要參考林淇瀁(向陽)〈重返與跨越-台灣當代散文的未竟之路〉24, 引述中國古代散文分類以至朱光潛、魯迅的論述,批評了臺灣主流「重感性而輕知性」 的散文觀,並提出三種新的可能,歷史散文和哲學散文的重返、時代性和社會性的加強、 文類再擴大與再跨越。顏教授〈二十一世紀台灣現代散文首途的景象〉 、〈論「文類體 裁」的「藝術性向」與「社會性向」及其「雙向成體」的關係〉、〈論「文體」與「文 類」的涵義及其關係〉25等文。這些論文,都讓筆者更加理解「新載道精神」散文背後的 理論基礎。學位論文方面,主要參考蔡明原〈八○年代現代散文中的台灣圖像—以九歌 與前衛年度散文選為研究對象〉26,這篇論文以臺灣現代散文的地方性書寫,有不少值得 借鏡之處。

本計畫相關的文學史、中國知識份子論著方面,以專書為主要參考資料。周作人著 《兒童文學小論‥中國新文學的源流》27。這本專書使筆者對現代文學史有概括的掌握,

17阿盛編:《台灣文學 30 年菁英選 2:散文 30 家(上冊)》、《台灣文學 30 年菁英選 2:散文 30 家(下 冊)》,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 年。

18阿盛編:《臺灣現代散文精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4 年。 19鄭明娳著:《現代散文》,臺北:三民出版社,1999 年。 20鄭明娳著:《現代散文縱橫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 年。 21鄭明娳著:《現代散文類型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7 年。 22鄭明娳著:《現代散文構成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 年。 23鄭明娳著:《現代散文現象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 年。 24林淇瀁著:〈重返與跨越-台灣當代散文的未竟之路〉,《新地文學》,第 23 期,2013 年,頁 38- 46。

25顏崑陽著:〈論「文體」與「文類」的涵義及其關係〉,《清華中文學報第一期》,2007 年,頁 15- 16。 26蔡明原著:〈八○年代現代散文中的台灣圖像—以九歌與前衛年度散文選為研究對象〉,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年。 27周作人著:《兒童文學小論‥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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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以印證臺灣現代的散文發展。龔鵬程著《傳統、現代、未來:五四後文化的省思》28, 由根本處談論五四前後之文化的差異,使筆者更能掌握五四對現代的影響力,也對知識 份子的批判傳統有更深入的理解。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是臺灣文學史上首部有 系統之文學史著作。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29,為一極具份量的臺灣文學史著作。這 二本專書讓筆者能夠大致了解臺灣文學史的流變。趙遐秋、呂正惠編《台灣新文學思潮 史綱》30,則為筆者開拓了對臺灣文學史的另一視野,也能更了解臺灣文學發展的複雜性。 周陽山主編《知識份子與中國》31,內有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等名家論述,揭示了士 大夫和中國知識份子的文化精神之承變。余英時著《中國知識階層史論》32、《知識人與 中國文化的價值》33,有系統地論述了整個中國知識階層的流變,指出中國知識份子「士 志於道」的理想價值。

  上述的文獻回顧與評述,使筆者更加全面地理解「新載道精神」創作觀念,乃遙接

古代「士志於道」的文化傳統,近承五四新知識份子的「批判精神」,進而實踐在解嚴

後臺灣自由開放的創作環境。一九五○、六○年代,臺灣散文界的主流趨向是「重感性

而輕知性」的文學觀念及其實踐,導致散文的評論、選本,始終因襲此一框架。在「藝

術性」與「社會性」截然為二的觀念下,只是推揚具有「藝術性」而無「社會性」的感

性散文;相對貶低只有「社會性」而欠「藝術性」的知性散文。一九七○年代至一九八

○年代,外有政治改革的社會轉型、經濟發展的都市化,內有鄉土主義的提倡、副刊雜

誌的興盛、各種文學獎的設立,致使「新載道精神」散文在諸多內外因素促使中,逐漸

成形;終至解嚴之後,以自由創作、多元類型平台呈現於文學世界。

「新載道精神」創作觀念的提出,正可以調適這兩種文學視域的差異。本計畫透過九 歌與聯合文學二種選本的分析詮釋,歸納、分類,參考其他相關文獻,印證這一「新載 道精神」的創作觀念,以期解答上述所提出的問題,達到所擬定的研究目的。

第四節、預期結果

28龔鵬程著:《傳統、現代、未來:五四後文化的省思》,臺北:金楓出版社,1989 年。 29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 年。

30趙遐秋、呂正惠編:《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 年。 31周陽山編:《知識份子與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80 年。 32余英時著:《中國知識階層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0 年。 33余英時著:《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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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通過上述研究背景、對象、目的、文獻、方法的說明,可擬訂其其預期結果如 下:

  為「新載道精神」所涵具的創作觀念作一明確之闡釋。

針對九歌年度散文選及聯合文學《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散文卷)的文本進行比較, 從「新載道精神」的詮釋視域,分別出兩者不同的文學觀以及選文傾向。

  詮釋「新載道精神」散文作品的形式內容特徵,並依據兩種代表性選本,歸納區分

出幾種主題及的題材類型。

  以「新載道精神」創作觀念及其實踐成果,對臺灣現代散文觀未來的發展,做一擬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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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臺灣「新載道精神」散文形成的歷史脈絡

第一節、臺灣散文界「詮釋典範」形成之歷史脈絡

追溯臺灣散文界的詮釋限制,要由五四新文學思想演變開始。五四新文學,主張 「人的文學」,作家多對社會有「批判精神」,此一思潮影響到臺灣文學的發展。至國 民黨遷台,推行「反共」政策,干涉了文學的自由發展,割斷了臺灣文學和中國五四傳 統的連繫。同時一九五○年代興起「現代主義」文學,唯美、重技巧以及遠離社會成為 當時文學的主流。臺灣直到一九七○年代出現較多社會關懷的文學作品,遙接五四新文 學的「批判精神」。一九八○年代解嚴之後,一如陳義芝之言:「散文真正人才輩出的 年代,還要遲至八○年代以後,工商活動日繁,社會活力日盛,資訊解禁,新的思想萌 生激盪,一個類似先秦諸子的時代終於來臨了」。34雖然散文創作呈現出多種面向,但以 往重感性而輕知性的詮釋依然影響深遠,只見「藝術性」而忽視「社會性」的弊病,窄 化了臺灣散文的面向。

一八九五年,中國戰敗,臺灣割讓予日本,從此臺灣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一 九一五年,中國大陸開始了新文化運動,以「科學」、「民主」為口號。同時,五 四新文學主張「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運動,強烈判批中國傳統文化,要求打打倒 「桐城謬種」。

其實「五四」以來的散文名家,儘管都極力在丟開道學、教條的面具,然而抒情 也好、言志也好、載道也好,都或隱或現地意識到文學必須以真、善、美做為理 想的價值取向。而文學家也必須懷抱這樣的理想去創作、去表現。文學創作之所 以超卓於百業,文學家之所以優越於百工,其因在此。這當然與傳統「文士」的 階層性、價值觀有著內在的關聯。35

  五四以來,散文家極力擺脫「文以載道」的僵化,實則是把「道」從單一的儒家之

道解放出來,周作人在〈雜文的路〉說:

   中國過去的思想上的毛病是定於一尊,一尊以外的固是倒霉,而這定為正宗的思

   想也自就萎縮,失去固有的生命,成為泥塑的偶像。現在挽救方法便在於對症下

34陳義芝編:《散文二十家》(臺北:九歌,1988 ), 11 35顏崑陽著:〈現代散文選續編.前言〉,楊牧,顏昆陽編《現代散文選續編》,台北:洪範,200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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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定於一尊的辦法,讓能夠思索研究寫作的人自己去思想,思想雖雜而不 ,結果反能互相調和,使得更為豐富而且穩定。36

換言之,五四散文家反對的是「道學、教條的面具」,希望使人能夠有多元的思考。 正如余英時先生指出:「『五四』時代知識人追求『民主』與『科學』,若從行為模式 上作深入的觀察,仍不脫『士以天下為己任』的流風餘韻。」37五四知識分子為求改善國 ,主張各種新知識,批判傳統文化,仍然可以說是「志於道」,只是「道」的內容除 去定於一尊的僵化,而走向更加多元的局面。

然而,這種「批判精神」卻因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遭受斷裂。直至一九四 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前,魯迅在當時臺灣文壇是為人熟稔的。但是,二二八事件的發 ,使臺灣文學史有雙重斷裂,亦即抗日文學與五四文學的傳承。一如陳芳明所說: 「一個充滿期許的年代,使在刀光血影中匆匆落幕」。38自此,由於政治現實的限制、 「反共」政策的推行、現代主義的興起,臺灣散文便出現了重感性而輕知性的傾向。

在撤退到臺灣不久,國民黨正式下令,凡附匪以及留在淪陷區的學者、文人的著 作一概禁絕。這等於宣告,中國現代史上百份之九十九點九的有價值的文學與學 術作品一概免讀。這種空前絕後的「否決」歷史與文化的舉動,以最實際、最有 力的方式宣告了五四文化在臺灣的死亡。39

一九五○年代,國民黨被迫由大陸遷往臺灣,開始了半個世紀以來的兩岸對立。兩 岸對立,嚴重扭曲了文學對社會現實應有的關懷。「他們的作品既無法反映對中國的感 ,也無法對台灣現實表示積極的態度,因此,他們的文學也不能不與政治保持疏離關 係」。40五四文學所反對「文以載道」的政治工具又再次出現了。國民黨視文學為政治工 ,推動反共的「戰鬥文藝」、「文化清潔運動」,並提倡「三民主義文藝觀」。

  「戰鬥文藝」是服務於「反共復國」的工具,以官方意志鉗制文學最集中的體現,

文藝刊物或主動或被迫突出具有反共意識的文學作品。而「文化清潔運動」主張清除文

藝界三害,第一,「赤色的毒」,即共產文學。第二,「黃色的害」,即涉及性描寫之

36周作人著:〈雜文的路〉,楊牧編,《周作人文選 II,台北:洪範,1983 , 520 37余英時著:〈士的傳統及其斷裂〉,《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2007, 222

38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臺北市:聯經(2011 10 ), 229-233 39呂正惠著:〈現代主義在台灣〉,載《戰後台灣文學經驗》,新地文學出版社 1995 7 月版, 10 40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臺北市:聯經(2011 10 ),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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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第三,「黑色的罪」,即與「反共復國」有抵觸之文學。以上兩者,無非是為了

提倡「三民主義文藝觀」。

以反共抗俄為內容的作品,即是三民主義的文藝作品。不僅可以消除赤色共產主 義的毒素,而且導引國民實踐三民主義的革命思想。文藝的反共抗俄,是反侵略 ,從而發揚我們的民族主義的精神;文藝的反共抗俄,是反集權的,從而發揚 我們民權主義的真諦;文藝的反共抗俄,是反鬥爭、反清算、反屠殺的,從而發 揚民生主義的精義。41

  「三民主義文藝觀」,即以「反共抗俄」為內容的作品,當時國民黨政府大力鼓

,,利益引誘和政治壓力促使「三民主義文藝觀」一度成為了文壇的主流,官辦文學

僵化、單一的政治取向,遂影響到無數作家、讀者的書寫和閱讀。

除了在文藝界推動「三民主義文藝觀」之外,更要注意的是國語文課程政策,為一 「意識形態」的塑造。至解嚴前,國語文課程之目的為「堅定反共復國的決心,激發學 生忠黨愛國的民族主義思想」。教材內容則為「與臺灣疏離,認同中國」,對「危險共 產政權」加以控制、馴服與收編,並籍此塑造國民黨政權統治臺灣的合法性,無所不用 其極地歌頌政府和領袖。42國民黨不止把一切大陸作家的作品列作禁書,日治時期的臺灣 新文學家作品亦受封殺。

  這樣的「道」,是單一、僵硬、教條式的口號,純為一政治工具,重視倫理教化,

既非人類普遍情感之共鳴,也和社會現實脫節。官辦文學影響不少作家,棄議論而重抒

,更有甚者,是遭受到這種思想的洗腦,奉其「道」為金科玉律。由此,大眾對於這

種教條式的論理文章,自然望之生厭,轉而投向閱讀能夠流通市面上的美文,諸如朱自

清、徐志摩、夏丐尊、許地山等以抒情、描述為主的作品。

  國民黨在臺灣施行專制和白色恐怖的文藝政策,迫使臺灣作家只能向西方尋求出路,

也是現代主義成為臺灣文壇主流的主要原因。

   白色恐怖以後國民黨的統治形態,造成台灣知識分子普遍的政治冷感。既然不切

   實際的政治口號不想跟著喊,真正切合實際的政治問題又不能談,唯一可能具有

41張道藩著:《當前文藝創作的三個問題》,《聯合報》副刊 1952 5 4 日。 42侯元鈞著:〈解嚴前後臺灣國語文課程政策之批判論述分析〉,2010 7 ,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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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還算真誠的表現就不談政治。這種發展到極為徹底的政治冷感症就成為台灣現 代主義文學的最鮮明的標幟,在這裡面完全找不到一絲一毫的現實的影子。43

在現實環境的限制之下,作家根本無法寫出干涉社會的文學作品,唯有專注於唯美、 重技巧的文學表現。「台灣的散文書寫終於與五四傳統的白話文產生決裂,其中最大的 因素便是現代主義的切入。」44現代主義散文講求文句的詩化、強調意象的呈現,以及在 結構的呼應對照,例如余光中「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併 ,摺來且疊去」之實驗,使臺灣散文與傳統散文出現明顯的差異。

  另外,必須留意西方美學的影響。朱光潛早期介述西方美學,明顯片面地突顯了

「形象直覺」的審美經驗,相對忽視「道德性」、「社會性」在審美經驗上的要素地位。

他主張藝術上的審美判斷與道德實踐上的善惡判斷、科學知識的真假判斷都無關。如此,

則理智和情感對立,對文學中的審美觀影響偏差而深遠。

  在政治現實的限制、「反共」政策的推行之下,除了符合「三民主義文藝觀」的論

理散文外,作家一概無法寫出反映、批判社會現實的散文,唯有轉而投向現代主義散文

的經營。現代主義為散文帶來了更高層次的藝術呈現,突破了反共文學的八股文,在現

代文學有開創和實驗之功。加上教科書的口號教條,致使大多數人認為著重抒情描述的

「美文」才具「藝術性」,而議論批判的散文則無「藝術性」。當今主流散文的詮釋限

,並非憑空而生,而是在一九五○、六○年代的時代背景、美學思潮、文學思潮相互配合而漸漸形成「詮釋典範」,後人無不因襲其論述框架,餘續的偏差影響至今不絕。感性散文受到社會大眾歡迎,成為主流,自是因為此種文章最易打動人類與生俱來的感性本能而得到共鳴。感性散文遠比知性散文受歡迎,致使普遍主流以為美文之文學價值遠高於論理散文。其實散文創作空間可謂「無事不入」,作家、讀者若是自我設限,忽視其他文學之美,只把感性散文推至最高,長期獨佔文壇地位,對整體散文書寫必定有偏僻之流弊。

台灣的整體感覺結構是多面多向的,散文書寫絕不可能只有文人的、個人的閒適 (這當然也是散文的一部分),還必須(或最少接納)那些書寫階級、族群、性別, 及觸及歷史、政治、文化乃至人類活動內容的佳作。45

43趙遐秋、呂正惠編:《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台北市:人間(2002 ), 272 44陳芳明著:《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 10 , 446 45林淇瀁著:〈重返與跨越-台灣當代散文的未竟之路〉,《新地文學》, 23 ,2013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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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散文當然不止著重私我、抒情、小品的作品,對思辨性別、關注生態、批判政

治、同情弱勢社群、回顧歷史文化、洞察人生哲理等,都是不少臺灣散文家關注的區域。

由此,向陽之言,並非否定臺灣散文欠缺知性散文,實則是對臺灣散文界重感性而輕知

性的批判,針對的是此一文學視域所造成的偏差。要走出這種困境,必須反思,並突破

此一詮釋限制,不再把「藝術性」和「實用性」的散文二分對立。

  顏教授由「文體論」著手,在〈論「文類體裁」的「藝術性向」與「社會性向」及

其「雙向成體」的關係〉一文,由清末到當代把「藝術性文類」和「實用性文類」二分,

即「純文學」和與「雜文學」二分的二元本質論說起,指出當中的謬誤:

「藝術性」與「實用性」並非先於創作實踐,而完全由類體所客觀決定;必須在 創作實踐之後,由作者的性情、學養、創作動機與目的以及語言表現技法的效果, 才能判定。一般學者都將創作成果誤植為文類體裁的先驗性本質。46

  換言之,文類體裁並非具有「藝術性」與「實用性」之本質,而是有「藝術審美的

向度」與「社會實用的向度」的可能。向度,是事物所徵示一種藉它實現主觀目的可能

的方向,是在尚未表現完成之前的潛能,因此不是既成、恆定的屬性。若以近代作家為

,如徐志摩乃五四文學的美文代表,他曾寫出一系列的情信予陸小曼,出版為《愛眉

小札》。用二元本質論的看法,書信體本是實用之目的,欠缺藝術美感。事實並不如此,

因為徐志摩的性情、學養、創作動機與目的以及語言表現技法,才是取決這一系列作品

有否「藝術性」的關鍵。《愛眉小札》正是呈現了兩種向度並存的散文。此一例子當然

不是說《愛眉小札》具「新載道精神」,而是指出「文類體裁」本身只涵具「藝術性

向」與「社會性向」的潛能,並形成「雙向成體」卻隨使用者調節的動態關係。

  「新載道精神」的散文,正是建基於此一新的文學視域,「藝術性」與「社會性」

再也不是二元對立,而是在「藝術審美的向度」與「社會實用的向度」之間,作家在創

作實踐的動態過程中,以個人的性情、學養、創作動機與目的以及語言表現技法,寫出

兼具「藝術性」與「社會性」的散文。

第二節、臺灣「新載道精神」散文的形成之內外困素

46顏崑陽著:〈論「文類體裁」的「藝術性向」與「社會性向」及其「雙向成體」的關係〉,《清華學 報》第三十五期(2005 1 ),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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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代至一九八○年代,外有政治改革的社會轉型、經濟發展的都市化, 有鄉土主義的提倡、副刊雜誌的興盛、各種文學獎的設立,促成散文家自由創作,勇於 寫出不同題材、風格的散文,百家爭鳴,「一個類似先秦諸子的時代終於來臨了」。47 這較以往開放、自由的創作環境中,知識分子終於擺脫了政治的鎖鏈,把心力放在對社 會現實的關懷,「新載道精神」的散文漸漸出現,散落於不同題材之中,呈現出兼具 「藝術性」與「社會性」的散文。

一、外部因素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文學書寫的內容必定受到社會整體的變化影響。

臺灣政治改革的社會轉型、經濟發展的都市化,都對臺灣散文創作影響深遠,反映在作

家的書寫題材。這方面的論述頗多,諸如蕭蕭在《七十六年散文選》談到政治開放、經

濟和文學之間的緊密關係:

以臺灣地區而言,民國七十六年政府解除了四十年的戒嚴,開放大陸探親,准許大 陸出版品在臺灣印行,報禁也宣布解除,政治的開放呈現了文學的多種可能。48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蔣經國總統正式宣告自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起,解除台 灣本島、澎湖與金門、馬祖等附屬島嶼實施的戒嚴令。同年,開放大陸探親。一九八八 年一月解除報禁。一九九一年四月三十日李登輝總統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規定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 ,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 39 條或第 43 條所規定程序之 限制。一九九六年進行首次民選總統。隨著臺灣社會走向自由民主,社會各層面也逐漸 鬆綁,思想、言論、文化也同時多元發展。當初禁止談論的政治、社會等現實層面的問 ,自然也成為作家的寫作題材,作家紛紛以文字干涉、批判種種不公的事情。

   ......到了七○年代以後,當人們生活在現代化社會的繁忙緊張裡,以及內心對功

   名的過分追求,造成了「自我」意識過分的強調。隨著社會的脈動,如機器運轉

   般把自己的精神緊繃起來,終而陷入了茫然不知的渾噩世界,「自我」的影子於

   是愈來愈明晰的投射在日漸模糊的周圍環境上,作品精神於是從人與自然的和諧

   中出走,代之而來的是太多的自我意識,語言充滿批判性,描寫更見細微辭詳,

   使整個七○年代以後的文學精神起了極大的改變,也影響了現代散文的表現形式。

47陳義芝編:《散文二十家》,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 , 11 48蕭蕭編:《七十六年散文選》(臺北:九歌,1988 ), 31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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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灣近年社會的變遷,使台灣成為一個比較容許自我自由表現的社會,也形成 了現代散文多元化寫作的可能性。49

一九八八年,臺灣平均個人 GNP 達六千三百三十三美元,成為亞洲僅次於日本的資本 輸出國,國際上普遍開始把臺灣視為「新興工業化國家」(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NICs)50台灣經濟繁榮,加工出口區需要大量人口,令到許多農材人口遷入 都市,加上工商業蓬勃發展,人口都往都市集中,形成都市化現象。51 林錫嘉看出了都 市化社會對人類生活的影響,社會變化急速,「功利主義」掛帥、人與人之間情感疏離, 「自我」遂成為唯一的依賴。這種普遍都市人的「存在困境」,導致散文書寫有極大的 轉變,在多元文化並存的環境中人人各求出路,散文自然也呈現出不同的面向,包括了 對社會現實的關懷。

  顏崑陽曾對此外部條件影響散文書寫,有一精闢的論述:

七○年代以來,尤其八○年代後期,政治解嚴、工商高度發達、社會環境劇烈而 急速變遷,經過九○年代以至於今,政治上兵不血刃而以選票進行權力鬥爭的 「軟性戰國時代」來臨了,經濟結合科技及社會文化所型塑的「消費時代」、 「資訊時代」來臨了。一切都在變,幾乎變到已失其「常」,什麼都不確定。在 這樣的社會情境中,「文士階層」早已流動得如雲霧飄散,大約只有少數出身於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菁英分子,還抱持著「士」以「文」為志業的傳統精神。 因此,文學創作從主體人格、情志而來的「神聖性」,雖然還沒完全消失,卻也 僅是表現在以自然生態、社會文化論述與抒發人生理想為題的作家身上。但是, 為數更多的寫作者,已輕鬆地將寫作「常業化」了。常,是平常,因此寫作並沒 有那麼神聖、那麼沈重的社會責任。它和一般工商生產業沒什麼兩樣,只不過生 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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